一於翻案

六七暴動,有在事件中喪生的,有被檢控而定罪的,有不經審訊關進摩星嶺集中營的。今日,有聲音要求翻案,我認為將六七暴動說成正義行為、是開創七十年代改革局面的功臣,是改寫歷史;但我贊成翻案,不過要認真、嚴格地翻。公祭的「死難者」、「烈士」,都有名有姓,要翻查檔案,每人是什麼身分、在何事件中怎樣喪生,時、地、經過、死因,一一說明,若有不同版本,那麼就將不同版本及所憑證據及推論並列,究竟是受害人、英雄還是暴徒,就讓檔案說話。少年囚犯,把每宗案件的法庭及警方檔案找出來,若香港沒有,到海外尋索,若殘缺,就註明殘缺;每宗都列明被告身分、年齡、所控何罪,根據什麼事實案情、判決的理由、判處的刑罰、執行的實况及紀錄,調查究竟有沒有得到公平審訊、是否冤案、是否檢控不當、是否判刑過重;拘捕、檢控、定罪、判刑,用的是何原則尺度,以當時的法理法律程序是否正當,以今日人權法理念是否已不能接受。有不同觀點意見不成問題,但先要澄清事實。

要弄清楚基本事實,才可以審核價值的判斷。製造炸彈、放炸彈,今天是刑事罪行,六七年也是;以放炸彈作為手段以達到動搖社會秩序的目的,在今天是嚴重暴力罪行——現時陸續上法庭的有關年前旺角騷亂的連串案件,暴力程度遠低於六七暴動,但檢控所據的罪行性質相同,故六七年也是嚴重暴力罪行。公平公義,必須是基於同一標準尺度。

少年囚犯,按照張家偉等著作陳述,有些少年的行為只涉及在校內派發反英反殖宣傳單張——例如曾德成案,在今日人權法之下是否仍屬刑事罪行,大有疑問,而六七年的法律與事實情况又如何,則需研究;有些事例,按當事人所述,根本是錯誤拘捕,遑論檢控、定罪,檔案應可還他們一個公道;另一些事例,比如參加暴力行動,包括放假炸彈,今日、當年都是刑事罪行,而判刑輕重,亦是要看背景和案情,所以用嚴格態度處理翻案有其必要。

對一些人來說,翻案的意義不在推翻冤案,而是說縱有犯法,但動機崇高,出於愛國和服從組織,要求的是政治上的確認。特區政府,應否表揚暴力抗議政治壓迫和社會不公平制度的人,顯然是個難以解答的問題,但如果認同動機是關鍵,那麼今日「勇武」爭取心中確信正義者,是否同樣也要以未來的英雄對待?

文:吳靄儀

原文載於《明報》時代版(2017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