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的體溫

楊德昌《恐怖份子》拍成於1986年,台北處於高速都市化的狂飈始期,摩天大樓峰起,跨國企業進駐,台灣人義無反顧地奔向資本主義的虛幻理想,一切規則皆在變化,所謂異化,所謂物化,夾雜著焦慮和快感湧入台灣人的血液裡,文化人對此思考而反映到作品裡,文學上有陳映真的《萬商帝君》和《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而影像,則以楊的《恐》最為撼動人心。

那年頭的文青都說《恐》拍得極冷,深刻勾畫都市生活的隔離和猜忌,清晰有力地告訴台灣觀眾,這將是一條什麼樣的不歸路;一旦走上,我們在都市高樓玻璃幕牆的倒影裡,面目模糊,別說看不清別人,甚至連自己亦不認得。

卅一年後《恐》在香港重映,當年的文青已入中老之年,當下的文青卻仍強烈感受到影像裡的那股冷味,所以臉書上有不少廿來歲的觀眾都說「看得打冷震」,首回領略到楊氏魅力。

這便是藝術創作的時間穿越力量。文學或電影,不僅告訴你某些主題,如果是,主題會過時,過後便不新鮮,不新鮮即難令人動容。創作者的真正貢獻在於透過某些神秘的形式,如文字的鋪排,如影像的開展,把讀者或觀眾拉進作品的獨特時空,卅一年的光景並未過去,永遠停留在某個不可知的維度裡,只要你願意張開眼睛和專注欣賞,它都在守候你、召喚你、歡迎你,讓你成為它的人。它不老,而只要你接受它,你亦不老。

是的,冷。冷是楊德昌的溫度,人與作品皆是。我想起小說家畢飛宇的說法:「每一個作家也都有他自己的基礎體溫,在中國現代文學裡頭,基礎體溫最高的是巴金,這個作家的是滾燙的,有赤子的心,有赤子的情。基礎體溫最低的是誰?當然是張愛玲。這個張愛玲太聰明了,太明白了,冰雪聰明,所以她就和冰雪一樣冷。她的冷是骨子裡的。另一個冷的作家是魯迅。但是魯迅骨子裡的幽默幫助了小說家魯迅。是幽默讓魯迅的小說充滿了人間的氣味……」

借用畢飛宇的「體溫論」,我們當然同意楊德昌是冷的。然而正如魯迅,楊德昌作品總有一股冷靜的幽默感,某個演員的眼神,某個場景的安排,某個情節的對白,都會讓人突然從孤絕裡感受到絲絲希望,使人在冷裡回生,有了堅持下來的意志。你看其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麻將》《一一》,皆可在冷峻裡尋得暖意。那是楊德昌的「冷」幽默,隔世重觀,自有額外的溫暖。

文:馬家輝

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7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