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源着手 才是解決問題之道

為紓緩北京的壓力,中國政府宣布把河北省境內的雄縣、容城縣以及安新縣合組成「雄安新區」。消息傳出後,該區的樓價一夜暴漲,從每平方米4000至8000人民幣升至超過2萬人民幣。有鑑於此,當地政府立刻叫停房屋買賣,甚至停辦離婚手續,情況顯得十分狼狽。平心而論,中國政府的發展計劃是有其可取之處。然而,若不從根源着手的話,問題是永遠無法得到解決的。

明太祖朱元璋最終能得天下,全靠貫徹實行「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說穿了,就是先立足、再發展、後出頭。可是,雄安新區卻把步驟倒過來,根基未穩、發展未完善就「先畫大餅」,完全是本末倒置。

事實上,天津市和石家莊跟北京相隔不遠,它們本身也是二線大城市,可是北京所承受的壓力依然大得驚人。雄安新區再大,也難以和北京相比。落成以後,北京的壓力雖有所紓緩,卻只能暫時治標,不能治本;過了一段時間後,一切都會還原。

再說,雄安新區未發展就先公布升級大計,導致樓價和地價上漲,反而使部分潛在投資者卻步。隨後,政府為免嚇跑投資者,所以叫停所有樓房交易,這樣做卻反使投資者認為政府朝令夕改,不願再投資當地,最終有可能使雄安新區發展計劃「爛尾」或名存實亡。

鄧小平疏忽難辭其咎

其實,造成北京壓力超出負荷的真正罪魁禍首是鄧小平的「發展大計」。1986年他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後地區是一個義務」。31年後的今天,中國雖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可是卻因資源分配不均,導致地區和地區、城市和城市,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生活素質和發展狀況差天共地。也就是說,他的構思只有前半部做得成功,結果導致落後地區的壯年人口大量流失,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卻人口過剩,難以疏導,衍生出無數社會問題。這一點,鄧小平的疏忽實在難辭其咎。

發展鄰近大城市的區域雖可解燃眉之急,但解決問題的最有效方法還是從根本着手。落後地區的壯年男女之所以跑到大城市生活及工作,完全是因為在自己的家鄉看不到希望。假如在自己家鄉能得到三餐溫飽以及良好的發展機會的話,又有誰會願意離鄉別井?因此,最有效的解決方法是把發展資源集中投放在較落後的貧瘠地區。

也許有人會舉「西部大開發」作為例子,認為它已開展了一段時間,可是卻依然有不少人從西部跑到大城市謀求發展,因此發展落後地區並不足以解決問題。然而,「西部大開發」背後的真正用意在於加緊控制西藏及新疆等地,重視戰略鋪排甚於地區發展。只要仔細觀看開發藍圖的重點,就可發現計劃側重於戰略資源及人事調配,對於基建並不特別看重,因此那些地區的基建依然相對落後,自然也談不上經濟發展。

其實「西部大開發」的構思是相當好的,只是它把重點放在戰略。假如可以把重點放在經濟發展,大搞基建項目,並推行政策優惠投資者的話,那些在大城市尋找機會的離鄉者便會因自己的家鄉有發展機會而選擇回家。假如先從最貧瘠的地區着手,再推而廣之的話,相信假以時日,北京等大城市人口過剩所帶來的問題便會被徹底解決。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

文:林永鈞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