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風雨中抱緊自由——從王維基事件談到香港的普選

 王維基的「香港電視」被飛出局一事(以下簡稱「王維基事件」),引起全城不滿後一周,特首梁振英終於在22日出來解釋他的決定。他強調自己是依足現有的制度、政策和程序辦事,絕沒有政治盤算在其中云云。可是就市民以及當事人最希望知道的「落選」原因,卻仍然以行政會議保密為由,始終拒絕交代。

 同樣的制度、程序和政策,由不同政治取向、不同意識形態傾向的人來執行,效果可以完全相反。關鍵是執行者的屁股是坐在哪一邊?是坐在香港一邊,還是坐在北京一邊。我不相信北京會就發牌一事,給特首發出具體的指示,但我相信梁振英先生會因為心領神會,「理解」北京的顧慮而知道自己應該如何做。

 一,意識形態大陸化的典型個案

 去年4月特首選舉結果出來後,筆者就撰文指出,梁振英上台意味着香港將出現「四化」危機,即:一,「兩制」漸趨「一國化」;二,意識形態「大陸化」;三,西環治港「常態化」;四,治港隊伍「左派化」,並且預測「香港即將出現的變化已經很明顯。震盪在前,各位同胞要坐穩,以免受傷」(2012年4月19日及5月17日《信報網》)。

 「王維基事件」可以說是「兩制」漸趨「一國化」以及意識形態「大陸化」的典型例子,也造成對香港社會的一次嚴重震盪。何以見得?

 首先,王維基先生是一位北京不太信任的人,這一點是有迹可尋的。

 1. 2008年王維基在出任亞洲電視行政總裁一職不足兩周即被「炒魷魚」。當年香港《文匯報》即表示王的言論「太惹火」(《文匯報》2008年12月17日)。被認為「惹火」的言論之一,是他指自己不會把亞洲電視辦成中央電視台,又表明不會刻意去招攬大陸的廣告。這對北京來說,是犯大忌的,所以上班不足兩周就「被辭職」。

 2. 建制派人士又透露,去年底已經獲中央「打招呼」,不要碰王維基這件事,理由是中央未摸清他的底細,怕他的錢來源不明。中央並提出,由於免費電視可以「入屋」,影響千家萬戶,要把它同國家安全聯繫起來看,不能大意(《明報》2013年10月17日報道)。對於這點,筆者也有所聞。近日香港左派人士均傳播一個信息,就是不知道王維基的錢的來源。不是說他的錢來自出售旗下的城市電訊嗎,對方馬上反駁說:「怎知真正的買家是誰?怎知人家不是通過買他的公司而實際向他提供資金辦電視?」

 3. 當王維基被問及為什麼不獲發牌的真正原因時,他的即時回應是「真正原因我不敢講」。什麼力量令到一個素來敢說敢幹、有「魔童」稱號的王維基,竟然有些話不敢講?顯然,王維基也知道真正壓力何來,因為他早前已經表明不會辦新聞台(筆者必須指出,這是一個很沒有原則的妥協),就是為了向壓力表示臣服,只可惜即使向政治現實低頭,也無法取得牌照。這是值得每一個認為要向某些政治勢力妥協的人所深省的。

 其次,北京對香港免費電視對大陸的影響是有擔心的,這就是所謂的「國家安全」考慮。

 大家都還記得,中共在1980年代初,曾經在內地掀起一場「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要求廣東等毗鄰香港的地方拆除「魚骨天線」,從而關閉「污染」內地的「南風窗」。理由就是怕香港的免費電視台對珠江三角洲的意識形態影響。20多年來,中共宣傳和統戰兩個部門花了九牛二虎的氣力終於降服了香港的傳媒,特別是兩個免費電視台。直到今天,北京對香港的傳媒特別是電子傳媒仍然存有很大戒心。最近廣東省宣傳部長庹震,在8月19日的宣傳思想工作會議表態發言中,再次提出廣東處於「意識形態鬥爭的前沿」,繼續延續上世紀80年代對香港的批評,最能說明問題。

 香港回歸後,政治上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北京的影響。習近平上台後,北京颳起一陣「左」風,什麼「七不講」、什麼「對意識形態的敵人亮劍」等等,都是意識形態領域漸趨極左的新發展。在大陸,每當中央一颳起「左」風,下面的官員就會亦步亦趨的緊跟,所謂「揣摸上意、寧左勿右、層層加碼」是也,這已經成為中共政治運作的一個特點。由於整個大環境都趨向於「左」,具有大陸意識形態的特首自然心領神會,終於導致王維基事件(註)。

 這次王維基事件,結合到去年鄭經翰被迫放棄數碼台事件來看,則北京刻意通過控制香港的大氣電波來防範香港的意識形態,是非常明顯的。兩者的遭遇頗為相似。兩者的牌照都是前任政府所批出或者承諾的,但兩者都是北京所不喜歡或不放心的人。兩者都在梁振英上台後便相繼出事。梁上台時,鄭經翰的牌照已經發出,所以只能用股東內部糾紛的形式把他踢走,但免費電視台的牌照尚未發出,故乾脆否決王維基的申請。北京的這種介入,不必是直接的耳提面命式的,更多是隱晦的、間接的,通過特首的心領神會而得以落實。

 二,意識形態大陸化對香港的禍害

 由一個具大陸意識形態的特首來處理免費電視台的發牌,就出現了目前我們所觀察到的不正常狀態。梁振英的決策,完全有違常理,使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都發生丕變。

 1. 從民調的支持度看,王維基的支持度遠遠高於其他兩個獲發牌的申請人。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今年6月所做的調查顯示,63%的受訪者贊成發牌給「香港電視」,比起香港電視娛樂(52%)和奇妙電視(50%)都高,但這個民意支持度最高的申請人卻落選了(《明報》2013年10月16日報道)。

 2. 從顧問公司的專業評估看,根據政府委聘的顧問公司SPECTRUM VALUE PARTNERS的報告顯示,在「競爭力」、「壓力測試」、「財力狀况」3個指標中,落選的王維基是「2勝1和」。雖然總體成績在其他兩家獲發牌的競爭者之上,然而卻落選了(《明報》2013年10月18日報道)。

 3. 從廣告市場的規模看,根據政府提交給行政會議的報告顯示,香港的廣告市場可以產生足夠的廣告收益(估計每年為港幣39億元左右)來支持5個免費電視台的運作成本(估計現有的2個加上新增的3個合共為26至32億)(《明報》2013年10月19日報道)。那麼梁振英憑什麼認為香港廣告市場無法容納5個免費電視台?他有何根據來否定顧問公司的數據呢?

 4. 從香港市民的意願看,大家要求發放更多的免費電視牌,正正是因為目前的電視節目質素令市民反感。市民取笑他們一個是「是但台」,一個是「維穩台」,足見市民對目前免費電視台的不滿。大家都知道,亞洲電視長期虧損,原因是它不面向香港。正如周梁淑怡(她曾經在3個電視台高層管理圈服務過,最有資格發言)說,「一個香港台,如果在香港人眼中不是香港的台,一定會離棄你,你會失去競爭能力」(《明報》2013年10月20日報道)。本來,按照香港經濟規律,失去競爭力就讓它被淘汰好了,幹嗎要用公權力去扶持它?所以,前任政府的行政會議本來在2012年1月17日就作出「政府沒有責任保護亞洲電視的生存」這項決定,並已經就亞洲電視一旦倒閉而新電視台還未能接上的空檔期作出應急準備(《明報》2013年10月19日報道)。梁振英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惜否決對亞洲電視最具威脅的新競爭者從而達到保護亞視這個低收視率台的目的。

 5. 為了否決王維基,梁振英更不惜改變了香港長期以來為國際社會所稱道的「平坦賽場」(level playing field)。為了保護收視率低、但卻為中共在香港起了「維穩」作用的亞洲電視,臨時修改了遊戲規則,例如,從原本宣稱「凡合乎資格的都可獲發牌」的原則,變為「3選2」。本來即使是「3選2」,也無可厚非,只要是「擇優而授」,也可以接受,現在偏偏卻是「擇優而棄」,那就顯見當局必欲去王維基而後快的心態。因政治原因而改變遊戲規則,則所謂「平坦賽場」就蕩然無存了。大家從此知道,只要有北京的「祝福」,就「雖劣尤存」。這將嚴重打擊香港長遠的商譽。

 6. 王維基被否決後,當天即傳出行政會議有人指出他出局的原因是因為「敗在太進取」(《明報》2013年10月16日報道),因為他想開播30個台。這個決定實際上就是打擊香港人,因為王維基是一個典型的香港人,他成功的原因,是白手興家,不等不靠、憑自己的信念、能力、進取心、創意力、開拓精神去建立個人事業。在他身上,體現了香港人非常珍惜的「香港精神」。他最為人耳熟能詳的故事,就是改變了電訊業的生態,使港人可以享有低廉的國際電話服務,根據練乙錚先生的估計,他的創意,使20年來為香港人節省了約200億港元的長途電話費。「敗在太進取」的理由,與香港精神相去實在太遠。所以對王維基的打壓,馬上喚起衆多香港人的切膚之痛,大家自覺地組織起來,去同這種扼殺香港精神的錯誤決策作鬥爭。這個決策對創意工業的打擊尤其是大,從香港電影界多個組織,包括電影導演會、電影編劇家協會、專業電影攝影師學會等舉行聯合記者會反對政府的做法可以看到,大家都深感唇亡齒寒。如此下去,人才又如何輩出?

 三,從王維基事件看普選

 這次王維基事件,對香港人爭取2017年真普選有很好的警醒作用。

 第一,中央對香港人的不信任。據周梁淑怡的分析,王維基事件說明:「政府不但對王維基沒有信心,其實是對香港人沒有信心」(《明報》2013年10月20日報道)。周梁的話一語中的。正是出於這種對香港人不信任、不放心的「心魔」,才會在普選時間表問題上,屢屢食言,一拖再拖,拖到現在無法再拖時,又加插種種本來《基本法》所沒有的前提條件,如什麼愛國愛港、什麼反中亂港等等。從王維基事件中可以看到,即使是老百姓看電視,都要由它來替我們篩選,更何况將來的特首選舉。在普選問題上,這種心魔表現在提防外國勢力爭奪香港政權;在電視牌照上,則表現在防止「不明來歷的錢」爭奪香港的意識形態市場。同一個心魔,表現在兩個完全不相同的領域,卻又是驚人的相似。

 第二,對於中央來說,篩選的重要標準是聽話,讓當權者放心,而不是能力或才華。王維基落敗的原因,顯然是因為他沒法令北京放心。即使他過去已經表明願意妥協(不發展新聞台),但他的進取心卻讓北京感到無法駕馭而最終落敗。可見北京重視的是什麼。相反,在這個問題上,梁振英先生完全沒有站在香港利益的角度作為發牌的依據,而是努力落實中央對香港「意識形態大陸化」的策略,所以他在衆人皆曰不可的情况下仍然能夠「當選」特首。

 所以我們對2017真普選的抗爭,就將會是一場非常艱難的事業。王維基事件的好處就是用活生生的事例提醒我們,為了捍衛我們的核心價值不受侵蝕,為了保存香港這塊屬於中華民族的自由寶地,我們必須要為真普選而準備漫長的奮鬥。否則像王維基事件所呈現出來的一連串不可思議的事件就會不斷出現,最終導致香港不成為香港。

 據說王維基先生是Beyond的粉絲。Beyond有首歌《光輝歲月》,歌詞說,「風雨中抱緊自由」。筆者望王先生和香港市民一道,在政治暴風雨中抱緊自由。

 (註)不過,從左報中《文匯》、《大公》對事件的評論明顯不同調可以看出,這次事件梁振英先生因「揣摸上意、寧左勿右、層層加碼」過了頭而變成一個「倒米」的決定。《大公報》2013年10月22日發表社評〈從市場與創意角度看電視變革〉及評論〈電視台多元助化社會戾氣〉明顯不同意梁振英的決定。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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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程翔

程翔

時事評論員,曾任文匯報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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