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早期文化面貌:從開埠至清末

桑普
2017 年 01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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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史的角度觀察,香港人的文化積墊,縱貫中華南北,融通中西文化,循序漸進,逐步加厚,多元薈萃,層次玲瓏,舉世無雙。盱衡全球,這種特質完全無出其右,其中固然涉及天時地利人和,但我更想指出:香港人的多層深厚文化特質,而非創造經濟奇蹟和賺錢發財的經濟動物形象,才是香港人最值得自豪的地方。金銀財寶是一時的,文化傳承是永恆的。獨裁統治者最希望標榜一時的事物,掩蓋永恆的事物,然後向大家不斷洗腦,識者必須察之慎之。當然,文化傳承不代表文化保守,必須去蕪存菁,如何提煉菁華,如何揚棄糟粕,容後細說。而且我日後將會指出在1989年至1997年這段時間內,這種文化積墊與去蕪存菁的進程開始減緩,趨向停頓,然後在1997年易幟之後,逐步遭受獨裁政權與劣質文化蠶食鯨吞。香港人現在應該如何自處,值得深思,這是後話。

一、多層積墊

為何我說香港人的多層深厚文化舉世無雙?放眼全球,大部分南洋華人的語言及文化傳承沒有如同香港華人般深邃和濃郁,甚至連古文都讀不懂。歐美加澳紐的華人都有類似或更嚴重的缺陷。台灣華人雖受華夏文化教育薰陶,而且深受日本文化影響,同時草創發端於西方文明的憲政民主制度,但卻在台語傳承上出現缺口,而且在吸取西洋文化菁華及外語能力方面,完全無法跟香港人的高度相提並論。至於中國大陸的華人,根本不用我細說了。

那麼香港人的多層深厚文化積墊是從何時開始構造?當然不可能有特定的一秒鐘或一件事,因為有眾人就會有文化,這完全是一種自然的漸進過程,難以抓緊一個時點來說緣起於此。然而,放眼歷史,比較大規模的文化積墊是發生在1945年二戰結束後國共內戰所引發的南渡北人難民潮及其後續的教育薰陶與南北調和,以及1970年代港督麥理浩開展的廉能管治與西方制度與文化(包括法治、問責、人權、民主、福利),一直昇華至尤德、衛奕信、彭定康時代。前者引進了華夏文化與語言教育(絕對不限於主流經濟論述所說的資金、廠房、人力),催生了文學、歷史、哲學等各方面的成熟思潮,這就是「南北和」。後者把西方文化與制度的菁華成果普及化,不再囿於港英殖民政府及商賈權貴,這就是「中西合」。香港人的文化積墊正是受惠於「南北和」與「中西合」而舉世無雙。

二、原始面貌

不過,在「南北和」與「中西合」之前,亦即在1945年之前,香港人的文化面貌也並非一張白紙。如要展開來說,當中也有許多令香港人紛擾的政治事件,以及殖民地政府、英國商賈、香港華人紳商、香港中下階層華人、立憲派、革命黨、國民黨、共產黨、汪精衛政權、日本軍事侵略等相當複雜的互動關係。然而,總體來說,大多數香港華人當時一般受教育程度不高,教育尚未普及平等,而且香港本地文化人不多。由於當時大部分香港人來自廣東鄉鎮,甚至常年穿梭兩地奔波,因此他們只不過是一些懷著廣東嶺南小農文化心靈的過客而已(在當時的香港,出生在廣東的人遠多於出生在香港的人),同時離不開最原始的小農社會文化情意結。這是當時香港人的主流。及至1900年前後,露宿街頭者更高達20000人,足見當時的貪窮慘況。識者不宜粉飾文明、幻想美好,以致扭曲客觀事實。

究竟傳統廣東文化究竟有何主要特質?重視實用、鄉里意識、敬虔天地、認同宗族、長幼有序、名份講究、禮儀龐雜、儉奢執中、勤奮避凶、思維保守、細納新知、開放探索、容納外人、信仰斑駁、語言多樣、粵語精奧。其中有菁華,也有糟粕,但總體上還是前現代的小農社會風格。然而,在科舉引領的耕讀文化之下,很多廣東人的確被薰陶出一種獨特的務實、崇文的普遍氣質,沒有如同江浙人之驕奢矯情,也沒有如同湖南人之好勇鬥狠。

附帶一提,目前坊間很多論述不是標榜「船上漁民」,就是標榜「新界鄉民」,甚至標榜「客家族群」,作為「香港人」身分的論述核心。我認為這些說法都很值得商榷。沒錯,從「先來後到」的角度來看,這些人都可能比居住在香港的廣東移民來得早,而且他們也有內部文化傳承及獨特氣質,但是要把他們任何一方面視為「香港人」身分的泉源、核心或主流,都是經不起考驗的。只要看看人口數目、結構、來源,就很清楚了。

早期香港華人極大多數原籍廣東,尤以廣州、番禺、南海、東莞、三水為多,另有不少四邑人士,客家人不多,水上人也不多。1844年4月,聚居維多利亞城及其附近水域的華人有13132人,其中只有大約三分之一是船上漁民,其他絕大部分是上述廣東移民。後來由於殺人如麻的洪秀全太平天國動亂,再有大批廣東人口南遷香港,華人人口更由1851年末的20219人暴增至1860年末的75873人,船民比例更低,粵人比例更高。及至1901年,234443名香港及九龍華人陸地居民中原籍廣東者,已經高達227615人,而當時剛剛被英國租借不久的新界僅有居民大約85000人。即使新界許多圍村的確有很多客家社群,但是他們顯然不是當時整個英治香港(港九新界)的人口主流,而廣東移民始終是香港人的主流成員。1931年,香港華人已達82.1萬人,出生於廣東者高達53.4萬人,佔65%,出生於香港者遠低於此數,足見廣東移民持續成為香港人的骨幹,接近百年仍未改觀。因此,書寫沿海漁民歷代對抗官府的事蹟、渲染客家住民的獨特社群文化,雖然或許有考古學、民俗學的意義,但卻無從反映開埠以後真實香港華人的主流社群及其文化面貌。

三、開埠之後

香港自1841年開埠起,脫離了大清帝國,成為了英國殖民地。當時香港島上生活的大多數漢人都是廣東人,他們逐漸遷入維多利亞城及其周邊生活,當中既有上層紳商買辦,也有下層車伕苦力,更有少數船上漁民。然而,港英政府一開始就實行種族隔離、分區而居的政策,把中環維多利亞城(以域多利皇后街為隔離線)劃為歐人專屬居住區,把華人排擠在外,而且後來(1888年、1904年)也分別立法將威靈頓街和堅道之間的區域、山頂區等地劃為歐人專屬居住區,禁止華人遷入。再加上香港華人教育不普及(青少年失學率1867年達87%、1900年達72%),就連華人勞工或驕伕進出公園、博物館公共場所也遭禁止,當時絕大多數香港華人根本不可能受到英國文化薰陶。香港華人比較慶幸的,是在港英政府管治的大部分時間內,香港可供避難,可供謀生,有別於廣東,懷有一種若隱若現、與鄉不同的安全感與文明感。

及至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前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們絕大多數更加根本不可能懷有所謂「中華民族意識」,反而只不過是希望盡力在香港這個轉口貿易和戰爭補給樞紐中發財賺錢。他們很多人把家眷留在廣東鄉鎮,自己獨自前來香港經商或打工,把香港視為避難所(尤其是在太平天國動亂期間)及賺錢地,穿梭兩地,不時漂泊。留港與離港的抉擇,往往在於政經時勢、生計籌謀、鄉親情誼。當時的香港人不是做生意(買辦、航運等),就是打工(苦力、車伕等),而且上下階層流動的機會極微,貧富懸殊相當嚴重,黃賭毒公害相當廣泛,根本談不上比較優越而普及的文化傳承與積墊。他們的思想意識與日常生活,還是奉行前現代天地君親師、勤奮避凶年模式的廣東小農文化。

當時在香港做生意的,包括買辦世家(例如怡和洋行買辦何東家族、渣打銀行買辦容良家族、太古洋行買辦莫仕揚家族)以及家族財團(例如和興行金山莊李陞家族),他們都曾經富甲一方,後來也有人被委任為太平紳士、立法局議員、潔淨局、團防局局紳。他們在早期有調和中下階層華人之間衝突的作用,但難謂他們主導或傳承華夏文化或西洋文化。

另一方面,無可否認,香港華人本身還是陸續成立了不少社團,例如街坊公所和廟宇(例如文武廟),把廣東人的華夏文化面貌帶來香港,而且他們還曾經成立了民間治安團體「更練」而經費由附近店舖籌集,也有商會(例如南北行公所)、行會(例如中華會館、華商會所、華商公局亦即後來的香港華商總會)、工會(例如西家行)、三合會等組織。另外還有由華人商紳領導的東華醫院、保良局。換言之,當時香港華人過著有一定程度社會組織的生活,而且也把華夏文化中的民間信仰和宗族鄉里感情帶來香港,但卻相當傳統和原始,受北京大清官府文化的影響近乎零,受西洋文化的影響也極微。

1861年運貨船伕罷工、1863年轎伕罷工、1883年攤販與人力車伕騷動,都與勞工權益有關,跟愛國主義、國家意識、民族大義、文化傳承毫無牽連。1884年中法越南戰爭所引起的香港暴動,只不過是曇花一現的模糊愛國意識,但歸根結柢是因為港英政府高壓強迫華工為法國人服務、課以罰金、射殺群眾所致,跟文化覺醒毫無關連。

四、啟蒙菁英

然後,港英政府扶持香港華商階層迅速冒起,華商游走於港英政府與清國政府之間,謀取穩定財富,而非扶清滅洋。華商階層(例如何啟)一般受到比較好的英國教育,算是比較早期「中西合」的一小撮權貴,但是這種成果沒有普及到香港社會。

何啟真是一朵奇葩。他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西合」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就讀於香港中央書院,再到英國研讀醫學及法律,取得香港高等法院大律師資格,在1890年更被任命為香港立法局議員。1887年2月16日,他用筆名「華士」(Sinensis)在英文《德臣西報》批評曾紀澤「先國強、後改革」的荒謬觀點,再翻譯為中文,刊登在同年5月11日的中文《華字日報》,其思想足以在識字的少數香港華人圈子內傳播。何啟發表的政論文章早於康有為、梁啟超的戊戌變法,是思想的先鋒。他後來聯同胡禮垣,彙編《新政真詮》一書出版,縱論大清帝國應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厲行改革,重點在於立憲、民權、自由:「國家之敗,其端不一,莫不由於官府之邪」;「行選舉,以同好惡,設議院,以佈公平」;「民權在,其國在;民權亡,則其國亡」。何啟更加力促振興工商、興建鐵路、購建輪船、民間集股創辦公司、政府獎勵工農投資,以及最重要的兩點:「宏學校以育真才」、「宏日報以廣言路」。如此鴻論,今猶適履,不勝感慨。當時,康有為、孫文均研讀何啟大作,均「受惠於何啟之教」。何啟等少數放洋留學的志士仁人有如孤星,是當時的菁英,也是當時的異數。

至於那些年的中文報刊,主要有《遐邇貫珍》(介紹大量西方政治、文學、歷史、地理、天文、生物、物理、醫學、工業知識)、《香港中外新報》(主要介紹港口商業資訊)、《華字日報》(思想比較保守)、《循環日報》(1874年創辦,王韜擔任主編,反映香港華人社會輿論)。《循環日報》標榜「凡時勢之利弊,中外之機宜,皆得縱談,無所拘制」,「無非獨抒管見,以備當事者采擇而已」。王韜在該報發表大量政論文章,指出「必集眾於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必君民意見相同,而後可頒之於遠近」,明確提倡「君民共主」。雖未盡善,但奪先聲。當然,當時識字的香港華人相當有限。

及至英國在1898年租借新界,香港立法局華人議員何啟、韋玉當時均大表贊同,甚至聯合紳商何東前往新界大肆低價圏地。況且對於英國租佔新界,大部分港九居民(不包括新界原居民)是樂見或者至少是無感的。愛「清」文化從來不在香港華人的基因當中。即使是思想開明的何啟亦然。愛鄉、愛家、求生、奮鬥、開明,才是當時香港華人的核心價值。行有餘力,仁義禮智信;行無餘力,必獨善其身。天朝不可期,洋人不相干。

五、革命基地

1895年,香港興中會成立,孫文、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尢列、楊鶴齡、楊衢雲、謝纘泰皆其成員,宣誓「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香港自此成為了往後16年革命黨的「反清」革命基地,其中有6次革命更是以香港為基地發動的(乙未廣州之役、庚子惠州之役、潮州黃崗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廣州新軍之役、廣州黃花崗之役),陳少白在香港中環士丹利街24號辦《中國日報》宣傳革命,李煜堂、李紀堂、林直勉、黃詠商、余育之等商人斥資義助,新界原居民葉定仕同樣出錢出力。相信大家對這段歷史早已耳熟能詳,所以我不細說了。

當時的大部分香港人根本不可能認同自己是「大清帝國子民」,反而越來越多人希望驅除安坐北京紫禁城的韃虜。香港立法局華人議員何啟甚至協助革命黨人,勸說港督卜力認同孫文當時遊說李鴻章接受的「兩廣獨立計畫」,終遭英國倫敦殖民地部喊停而告吹。連「串謀煽動分裂國家」都做得出來,哪有對大清帝國的家國認同?哪有漢滿一家、五族共和的民族認同?至少在1912年前,這些意識都是完全不可思議的。

及至1905-06年杯葛美貨運動(抵制美國歧視華工與禁止華工入境美國)、1908年因二辰丸事件而引起的杯葛日貨運動,一切都是英國殖民地政府所樂見的,後者當然執意捍衛英商利益。前者的發起者旨在爭取美國改變移民入境政策,希望美國接納華工移民,跟民族大義離得太遠,而且得不到經營美貨的香港華商的全面支持。後者雖有大部分香港華商支持,但都是出於排擠日貨的惡性商業競爭動機,而且革命黨人當時力圖籠絡日本,根本反對杯葛日貨。

無論如何,這些滿清統治中國時期的香港歷史,足以證明滿清政權對於當時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價值等於零。及至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滿清政權瀕臨崩毀,廣東宣告獨立,香港人更加一度欣喜若狂,甚至在11月12日關店上街放鞭炮慶祝,迫得當時港督盧押加緊派警巡邏,嚴陣以待。畢竟,香港人熱愛大清帝國的感情,一直都不存在,及至1912年後,愛國情緒才逐漸粉墨登場。在此之前,比較貼切的描述應該是:敬天虔人、尊奉宗族、愛鄉、愛家、生計、發財。愛國思潮及民族大義的澎湃、虛相、實相、亢奮、苦頭,要到1925-26年的省港大罷工(由受蘇聯共產國際控制的容共左派國民黨廣州政府策動),才真正衝擊和撲向香港人。

圖為1861年的中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