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尋常?——「道德高地」的省思

栩晉2
2017 年 0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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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道德」的重要性,孟子曾言:「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以為人禽之間正是那「道德」界線,故此中國自古便有「衣冠禽獸」、「禽獸不如」等罵人說話。的確,人作為萬物之靈,其優勝處不獨是智慧,亦在於「道德」。顧炎武曾言:「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此句正能說明「道德」乃人類社會和文化得以存續的必要條件。正因「道德」如此高尚,故此大多衛道之士都樂處「道德高地」,賞善罰惡,共扶天下。

但隨著社會變化,文化交流頻繁,越來越多人指出道德是相對的,此時此地此人之善,亦彼時彼地彼人之惡,而且「尋常」得可以,當中絕無「高尚」可言。由此,「道德相對主義」,甚或「道德虛無主義」便應運而生,再加上經濟發展促使價值觀轉變,「拜金現象」和「功利思想」越演越烈。最後,直呼:「別站在道德高地上,說三道四」的喊聲,亦響徹雲霄。到底「道德」是「高尚」,還是「尋常」?

其實,筆者以為「道德」既是「高尚」,亦是「尋常」。他「高尚」,因其能激勵正氣,提昇境界;他「尋常」,因其是「人人可為」,普及易行。筆者以為劉禹錫有一詩─〈烏衣巷〉,很能說明「道德」的「高尚」及「尋常」。該詩曰: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本詩原意為感慨物是人非,繁華之極後破敗,但若從「道德」的角度去詮釋本詩,筆者以為亦別有意思。「道德」本為「高尚」的,當人們抱持善心,則能發揮其功用,社會亦能欣欣向榮,就像朱雀橋這象徵繁華的東西一樣。但所謂「物極必返」,當「道德」與「社會」發展逐漸脫節,再不能適應時代步伐,引領人們之時,「道德」便會變得僵化和失效。東漢末年,名教敗壞,儒學僵化,漸為社會輕視,於是便引發一連串的道德危機,致使政治和社會崩潰。當時,「道德」已失去其光芒,昔日為人所重的朱雀橋,因無人理會,故生滿「野草花」,失去活力。面對此情此景,人們不禁心中一涼,亦為此悲嘆不已。

最後,「高尚」的「道德」再不能從高處睥睨天下,他必須在抱持「原則」的情況下,依時而行,重新振作,而其起點便是「尋常百姓家」,因為唯有「人」才能復興和翻新「道德」,此之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如前言,東漢末年是禮崩樂壞,人心乖張的世代。面對如此局面,很多人不再留戀昔日的光環,和以尊貴的「堂前燕」自居,並挺身而出,從基本開始,復興和改善「儒學」,然後加以實踐,使「儒學」再次綻放光芒,將「道德」再次引入「尋常百姓家」。

其實,「道德」的「高尚」與「尋常」是互為因果的。被奉為「至德」的「中庸之道」,其解釋正能說明這點。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中」之天下萬物得以存在和繁衍的根據,其「高尚」是毋庸置疑的,但作為體現「中」的「和」,卻是萬物得以延續和生存的表現,故此「中」又實無「高尚」「卑下」之分,他是「尋常」的,莊子曾曰:「道在屎溺」便是此意。程子亦曰:「庸者,庸常」,直接指出只有能為世人普遍遵行的,才是「庸」,「尋常」正是其「高尚」處。

至於人們對「道德高地」的反對,筆者是十分諒解的。正如東漢末年及朱學末流之時,「道德」不再是「高尚」的,反而一連串的事件,如「殉道而死」和「以理殺人」都大大損害了「道德」的「高尚」,故此凡有人以「道德」自居,則詆之曰:「道德高地」。但對此,筆者雖能諒解,卻不敢苟同。「道德」並非口號,他必待實踐而能歷久常新,因「尋常」而能「高尚」,若一味指責別人處於「道德高地」而加以反抗,這是不理智的。顏淵之為「復聖」,正因他能對「中庸之道」拳拳服膺,冷靜、謙卑的接受和實踐「道德」。根據古舊的歷史,指出「道德」已死;祭出相對的虛無,高呼「道德」不存,如此不負責任的行為,與那些虛偽之士又有何分別?

總結而言,筆者以為只要是心存「道德」,「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道德高地」不妨一居,而當人們居於這片「高地」後,便會發現這地雖高亦平,「高尚」與「尋常」是並行不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