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非主流遇上主流 海納百川不是想像

上星期的傍晚,雨下得有點密,我在跑馬地運動場跑完最後一圈1.4公里,便冒雨衝回更衣室。打開儲物櫃,拿出手機,接連來了三個短訊;一看,原來是寫作班學生「Sam哥」。他問我議論文如何可以寫得吸引而不沉悶:「我有好多話題想發表意見。」

我渾身濕透,冷得直打哆嗦,猶豫一刻,還是先回覆他幾句。打完字後想跳出whatsapp,他那張profile照片卻映入眼簾——這個男生,竟然把頭像換上了他跟獨居長者陳伯的合照!

此時,再收到他傳來這一句:「我鍾意寫嘢。」我有點激動,如此回覆:「這是叫一個寫作班導師最感動的說話。」但拿住手機的我,其實半句話都說不出來。

兩年前的春天,我認識了Sam哥。其實除了他,還有八、九個少年人,他們來自不同中學,但每星期有一日,我們在薄扶林道一個臨海的校舍「見面」。呀不,其實只有我見他們的面,因為他們看不見我。

在心光學校的課室上寫作課,但他們看不見我,或者把我看成一個模糊的黑影,或者是一團白花花的光。少年人小時候都在這裏讀書,升上中學後接受融合教育,各自考上不同的主流學校。因着這個寫作班,大家再與兒時玩伴碰頭,僅我這個老師是「外人」。

這已是兩年前的事,寫作班很早就完了,但我們都懷念一起上課的日子,於是自行把時光複製,偶爾相約到咖啡室「扮上課」。幾個月前,我正飲着latte,就聽到他們的嘮叨。Sam哥說:「你現在看到的我,不是平時的我,平時我極少出聲。」諾兒搭上一句:「我中學時也是個小小的邊緣人,隨時有一天沒上學,也沒有人知。」Bosco說:「出面的同學,一聚頭就講打機,我們立刻就沒有話題,以後也難有話題。」

即使主流也有分歧

我唯有緩緩地吐出一句:「其實所謂主流,都充滿分歧,小時候在課室、長大後在辦公室,能交到的朋友也是很少,我們之間都有很多排斥……」不過相對視障人士融入主流所面對的壓力,我知道自己的說詞其實蒼白無力。海納百川,大概是一種想像。

我和朋友李鸝說起此事,她默默點頭。我就知道她明白,她怎會不明白。她妹妹小時候發高燒導致聽障,生命只活到廿六歲,一直都在排斥和融合的迷思中苦苦掙扎。其妹去世後,李鸝成立了慈善機構「龍耳」,助聽障者融入社會。幾年前我和她因着訪問而結識,正合作進行一些寫作計劃。

「應該可以做點事情。」我倆衝口而出,相視微笑。

第一站,我們去薄扶林的心光學校,想多了解視障同學的寫作興趣;並嘗試大膽假設,把文字寫作發展成社會企業的可能性。接着,我們聯繫了一些老人院和服務獨居長者的機構,想試探一下,訪問長者記錄生命故事可有其價值?很多人不認識視障人士,很多人同樣不了解長者,若將兩種非主流連結,大抵也算一種「融合」?

再假設有一天,社會上愈多的非主流給連結起來,那是否意味着輪到「主流人士」化作百川,汲汲與大海相融?

我問李鸝:「會唔會諗多咗?」

她好像沒聽到,續說:「那我們搞眾籌,才會令這件事有更多持份者。」

我說:「那我找間主流學校加入,看看融合是如何發生的。」

她問:「會唔會搞大咗?」

我當沒有聽到,續說:「不如早唞先,明日再傾。」

文字採訪可變社會企業?

眾籌就這樣開始了,那是去年的十一月,我們把籌款期限設定為三十天,目標是三萬八千元,行動代號是「那一代的時光」。計劃是把視障和主流學校的學生,配對成組,一起合作採訪老人家,再由寫作班上的視障同學執筆,記錄長者的生平故事,最後編輯成小書發布。我們付筆者稿酬,想像長遠能否把文字採訪發展成社會企業。

第一天收到的第一筆款子,是五千大元,李鸝給我傳來一個超驚訝的表情符號,而我則回了她三個。她說,那五千元由她一位朋友贊助,我秒回:「可我的朋友跟我一樣都是窮鬼。」

問人要錢,是如此困難,尤其我們只是售賣一種概念式的溫暖行為。接連好多天,眾籌網頁的金額都紋風不動。我在facebook寫了個長篇大論的status,左思右想,經多番修改始「撳」出街,惟李鸝讀完後,給我發了一個信息:「睇完都唔知,原來你想叫人金錢贊助……」

我們每日看進帳,但眾籌每日都只得寸進。去到限期前一日,第廿九天的早上,我們僅籌得目標資金的四成。到最後一天,網頁顯示有一筆五千元來款,大喜,卻完全沒有頭緒是誰慷慨解囊。但這筆錢讓我們籌措到目標金額的53%,共有二萬一千元。

眾籌截止後,我收到一則尋人啟示。那是區聞海醫生讀過我某段小小的文字後,在臉書尋人,想給我們資助。我按捺不住興奮,立即向李鸝示威:「終於有人因為我,而給『那一代的時光』贊助了!」也是後來才知道,有一位遠在加國的老奶奶,讀到這個計劃覺得喜歡,而給我們送了一點錢。

以前上班,每個月定期出糧,卻還不如這一次……二萬幾蚊的價值,在於每個$1都有重量。我和李鸝也未買過樓,就學人起樓,我誠心祈求,這個樓花千萬不能爛尾。

參加者名單超出預期

事情有點超出預期。

各自奔走聯絡後,最後確認的參加者名單,包括十一個視障學生、六個健視生、五個獨居長者、五個老人院長者、一個院長、一個社工、一個服務創辦人、一個職員、先後四個義工、再加上兩位老師,還有N個不同的whatsapp 群組,以及計劃背後接近二十個贊助人。每次想起,我腦裏就有把聲音嘀咕:「真係搞大咗。」

去年十二月,聖誕節前八天,我們辦了一個工作坊,牽引視障生和健視生見面。在九龍塘地鐵站集合,我遠遠看見遲大到的視障生曉慧在閘口「四圍望」,遂跑過去想大聲一叫嚇唬她,卻發現一個大叔站緊她身邊,亦步亦趨。我趕緊換上認真表情,有禮地想打個招呼時,大叔卻輕輕的用眼神示意,拋下三個字:「我走啦。」就逃了。

細問才知道這位陌生大叔已伴乘了幾個車站,再領曉慧到閘口等候,確保她沒去錯地點。一刻之間我有點感動,天下之水莫大於海,海納百川或許不止於想像。

如果硬要用視力好壞來把人分類,那坐在我右邊的就是壞學生,左邊的就是好學生。左右兩邊,好人壞人,如何互相認識,這讓我想起自己第一天處身心光學校時的一種不知所措。真的,融合真是一個大課題。

不介意「睇」電影 介意「聽」電影

一如所料,左邊的好學生,在他們十幾歲的生命中,從未認識過失明的人。於是我代左邊的好人,向右邊的壞人提問,即使他們中間相隔的,其實只有一張食飯枱:「心光同學,你們是否介意別人話你們『盲』?」右邊立即七嘴八舌:「如果不出於惡意,我覺得可以接受。」、「剛剛失去視力時,我聽到盲字很不開心……」、「我覺得用失明和視障,會比用盲字來得較舒服。」

左邊的好學生全神貫注。

我繼續面向右邊的壞學生提問:「心光同學,如果我問,你有冇『睇』某齣電影,你們會否不高興?」右邊踴躍回答:「我自己都講『睇』字㗎啦,哈哈哈!」、「如果你刻意把『睇』字換成『聽』電影,我反而會介意。」

左邊的好學生大笑。

我望望坐在右邊的諾兒,她先天眼睛病變,從未擁有過視力,但會大膽得跟弱視的同學去溜冰,我問她:「不如你分享一件令你覺得被冒犯的事情?」她想了想答:「去年DSE放榜,不少人跟我說:『你的成績,比很多有障礙的人考得好喎。』」我忍不住笑了,點點頭接下去:「諾兒,你的對手應該是全香港的考生!」她也笑:「就是啊!我寧願你跟我說,好多人考得比你好。」

我轉頭看Bosco,這個男生正在念初中,我認識他時,明明跟我一樣高,現在卻長到180cm,「你呢,Bosco?」他輕描淡寫的說:「我拿住手杖,有人撞上來,跟我說:『你睇路啦!』」右邊的壞學生笑了出聲,大概都身同感受,Bosco續說:「我心想,你又唔睇路?」我問:「但你嘴裏有沒有駡人?」他答:「我說Sorry。」

這些小故事,其實我已聽過好幾遍;或者說,重複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小故事,其實都很相似。但每一次他們再講,每一次我都動容。因此很快我就發現,坐在右邊的壞學生,原來是我的好老師。

好壞組合:一個寫 一個聽

聖誕節翌日,我們一行接近二十人,整天趕路。早上先去訪問獨居長者,下午則造訪老人院,受訪對象人人八十有幾,最年長一位今年九十歲。學生樂詩帶着她的導盲犬Bene出動,不論上巴士、轉地鐵,還是在老人院的睡房裏,牠永遠都造成溫柔的共震。

受訪長者的鄉音濃重,在旁觀察,我其實暗自冒汗。視障同學都把耳朵湊得很近,仔細去聽;健視同學則把眼睛哄在簿子上,一粒粒文字小如蒼蠅,落力記錄重點,他們的認真,其實很叫我意外。

老人家訴說過去時不吝嗇情感,講完後則如釋重負;儘管當記者這麼多年,但每次再得見受訪者的這種臉容變化,我仍然欣喜。只是有一刻,當我發現老人院的李泉伯伯,牀下底原來擱了一份早年由學生替他撰寫的生平故事時,我生出了疑惑:如果訪問文章最後只得一個讀者,故事記錄還有意義嗎?

慶幸記者會沒有記者

上月中,我們在中環借來一個小小的地方,舉行了一個發布會。那是星期六的午後,陽光灑滿一地,四位獨居長者和七個心光同學,前來相聚。但這個記者會,最後沒有一個記者出現。

我心底舒一口氣。

沒有記者的記者會,讓我們返回事情的原點,讓受訪的老人和訪問的學生,當回這件事的主角。臉上笑出了一朵花的文霞婆婆,捉住諾兒的手不願放,她鏗鏘地說:「我九十歲囉,但我身分證呢,寫我八十六歲,呵呵。」房間裏每個人,都情不自禁大聲拍掌,冷不防文霞婆婆再補一個V字手勢,對準相機問:「係咪影緊啦?」

Sam哥筆下的陳劍雲伯伯,是個會在重要場合穿西裝的人。訪問那天,他出動了西裝皮鞋和皮包,但此刻卻把恤衫換上了羽絨背心,他解釋由於記者會在周末的中環舉行,因此他想穿得年輕一點。兩年前的Sam哥,是鐵板一塊,但後來我愈發覺得,他其實感情飽滿,他煞有介事的說:「陳伯,我好唔捨得你。」

我不知道,一副武裝底下的陳伯,原來感情更深。他拿起咪,瞇起眼睛,說了這番話:「我很感動……過去的事情,其實我早把它收藏在心底深處,忽然之間,是你(訪問我),讓我的回憶再次湧現出來……好多謝你。」然後他合十手掌,向身旁比他小六十幾歲的Sam哥,深深地鞠躬;老花鏡片背後的眼睛,我看出了淚光。Sam哥應該沒看清,但他為陳伯寫的故事,即使是只得一個讀者的文章,大概也無減採訪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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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美姿

(原文載於2017319日《明報》星期日生活。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