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四代人﹕Now Generation的耐性

呂大樂
2017 年 01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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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所要處理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帶來轉變。

政治行動——無論是在制度外的社會抗爭,或者在制度內的議會辯論——皆旨在(通過取得政治權力)帶來社會轉變。但要達成怎樣的效果才算是轉變呢?有人會問那是真正的轉變嗎?也有人會懷疑所謂的轉變,只不過是形式而已,事關那些轉變並未動搖既有的制度,而表面上的轉變反而有助粉飾太平:深層次的問題繼續存在,但又看似已經嘗試作出回應。當然,也有人覺得能夠帶來轉變——無論如何不顯著——總比完全不變的好;轉變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應該談論程度、規模,而不是一個真或假的問題。

何謂轉變?

這個關於如何理解轉變的題目,從來爭論不休,同時也沒有「絕對的答案」。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這個題目會演繹為革命vs.改良之辯,今天則較流行將問題放到個人層面之上:有些人認為這關於個人的態度(例如:「做得幾多得幾多」),但也有人將問題上升至道德層面(例如:「毋忘初衷」),涉及人生、生命價值等等,這不單只是意見上的分歧,而是彼此不同人生道路的選擇。我感興趣的問題,不是誰是誰非,又或者哪一種觀點/態度更為正確,而是當前香港社會上有關政治、社會發展的討論,較之前任何一個時期,於如何理解轉變的問題上,形成了更為強烈的對立觀點。舊時某種理解轉變的主流看法似乎已經消失,於是不同立場和意見之間難以溝通(更遑論妥協、對話、合作),一切都變得絕對化,是否同路人成為了十分重要的問題,這個身分決定彼此有無必要再談下去。

這是對如何理解轉變的分歧,但在更深一個層次,則是關於兩種不同的時間觀念。而這又跟世代差異有關係。

如何爭取改變?

2.

在最近兩三年裏,我經常聽到一些朋友頗為感慨:從來沒有想過XX這麼「藍」!也沒有想到YY和ZZ的想法完全反「黃」!沒有進入話題還好,一經有人提出,發現原來AA、BB、CC等統統都是「藍」傾!這裏值得思考的問題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關於利益。怕亂的心態其實不難理解,只要個人的利益嵌於現存制度安排之內者(由擁有財產到擁有目前認可資歷,均屬於這一類),都不想見到太突然、太大規模的轉變。「已經上岸」的一代人和階層很多時候都因為利益所在,而抗拒太大、太快的轉變。二是對時間、轉變的了解。很多「藍」的意見、評語,其實不一定是反「黃」,又或者親建制,而更多是屬於無法理解「黃」的行動邏輯。簡單的說,社會上的主流意見和態度是基於成本與回報的計算,不會輕易玩「曬冷」。持這類主流想法的人難以理解「黃」的行動如何能夠帶來期待中的轉變,而「黃」的行動者似乎也沒有太大興趣去說服他們,行動背後有着怎樣的一套邏輯。

「黃」與「藍」的撞擊並不單純是利益上的矛盾,而同時也是兩種對轉變的不同理解的衝突。

目光放遠是虛偽?

3.

這跟世代有關嗎?

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我們得承認社會上的主流意見、態度,跟「戰後嬰兒潮」世代有着密切的關係。他們對轉變的態度是「馬基亞維利式」的:重攻略,懂得(並且重視)部署。所以,很多時候年輕一代聽不懂「戰後嬰兒潮」世代的說話——當他們說「不要凡事計較」時,他們的意思並非完全什麼都不計較,而是不要只看眼前,要將目光放得長遠一點。這是虛偽嗎?不是,只是他們說話背後的時間觀念有所不同。對「戰後嬰兒潮」世代來說,他們心中的「回報期」可以是相當長遠的,不求即時回饋。

事實上,在「戰後嬰兒潮」世代成長的過程中,如何在個人層面上規劃人生,是重要的事情。「延後滿足」(deferred gratification)是他們人生中的重要道理。很多年輕人以為這只應用到高學歷、中產的「戰後嬰兒潮」世代,因為讀書、考試,並且在當時競爭激烈的教育制度內生存,需要懂得控制自己,不求即時的快樂,而要克服沉重和沉悶的溫習、功課。他們其實忘記(應該說不知道)了,昔日當學徒,同樣需要接受「延後滿足」。曾幾何時,無論是「填鴨」啃書考試,或者跟裁縫師傅、大廚學師,「戰後嬰兒潮」世代都需要為自己作「長遠打算」。只有懂得「延後滿足」,他們才能在當時一個並不見得很理想的環境裏捱過去。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那是先苦後甜的道理;很多「戰後嬰兒潮」世代還是小孩的時候,總是先將月餅的蓮蓉吃掉,才享受那一小片鹹蛋黃。學懂等待,知道如何取得成果的步驟,是「戰後嬰兒潮」世代成長過程中的重要經驗(而這道理的內化,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人日後在制度裏能否競爭成功)。

這一套對時間的理解、對未來的想像、運用規劃和手段把目前與將來接連起來,是「戰後嬰兒潮」世代早已潛而默化的做事方式。對高學歷或在職業生涯順順利利的「戰後嬰兒潮」世代而言,這一套很快轉化為「事業」(career)的概念:付出努力(例如考取專業資格、累積工作經驗),按部就班,將來會有回報(例如晉升到最高的位置)。對身在另一種軌道的「戰後嬰兒潮」世代來說,他們將哪一套轉化為「搏」,由兼職、「秘撈」、擺地攤,到開山寨廠,嘗試打開一個未來。究竟這個「搏」是態度?還是可以上升至一種精神來對待,各有不同理解,在此不必深究。不過,在這裏可以肯定的是,那可以將想法、態度轉化為行動,很多人(由山寨廠老闆到自僱水電維修匠)願意一試。當然,在這兩大類的中間,不少人只求安分守己,能平平穩穩地改善生活,已經很滿足。而那兩大類的「戰後嬰兒潮」世代也不是人人順境,個個成功。但大致上,這是社會上廣泛為人所接受的一套,給大眾提供了一種秩序的觀念——「戰後嬰兒潮」世代不抗拒社會有梯階、分層的制度,重要的是那可以成為社會流動的渠道,於是他們可以通過了解競賽的規則,投入時間、精力,將來取得期望中的回報。

當採取主動時,「戰後嬰兒潮」世代談的是規劃人生;在較為被動時,他們說的是風險管理——將風險減至最低,或把損失限於可控(或接受)的範圍之內,將不確定性轉化為可以預算、計算的東西(例如通過機會率的計算、保險的方式)。雖然人生不可能完全在計劃和控制之內,意外不能避免,而運氣、際遇往往較想像中的更有影響力,但在他們心中的時間框架裏,可以為爭取轉變而做一些工作。

我說過,「戰後嬰兒潮」世代對待轉變的態度是「馬基亞維利式」的。這同時也是他們的精神面貌的一項特色。在處理個人與制度的關係時,他們是典型的「工具論主義者」,對於手段與目標握得很緊。面對前面種種制約、障礙時,他們的第一個反應是如何搞清楚整個「遊戲」的邏輯和規則,身處其中,就算對局面有所保留或者認為難以接受,依然想辦法取得最大的(最低限度在個人層面上)回報。這也就是說,他們可以抽離於制度本身而仍然在中間玩得出神入化。在他們眼中,這是一種駕馭的能力。這也是一種能夠將個人喜惡、道德判斷跟制度、環境暫時放下、保持距離的能力。身處的制度不一定合理(或應說是通常都會存在不合理,或甚至是不公義的安排),但他們可以為自己找到一個位置,有的盡力改良,有的盡其本分,令劣質的事情減至最低,也有的只是不做壞事而已。簡單的說,他們可以待在制度之內,每日如常的做一點點事情。他們大多數不是革命性改變的支持者,但這不等於並不求改良。如果要「盡地一煲」,他們會要求倡議者交代,為什麼那些提出來的手段可以達到預期目標?是否值得付出那些代價?是否有效的方法?所提出的目標是否實際?成功機會有多高?

這是「戰後嬰兒潮」世代的精神面貌、處事方法和思維方式。問題不在於它們是否正確或者優越,而是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裏,滲透於社會文化各個角落。它們跟整個社會秩序緊密扣連,以至不屬於「戰後嬰兒潮」的世代亦多多少少緊隨着這一套或受其感染。所以,到了今時今日,雖然「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價值觀、人生觀、秩序概念、思考方法早已飽受衝擊,但他們所代表的一套尚未在社會上失去影響力。事實上,「戰後嬰兒潮」世代的韌力是不容低估的。當很多人都以為他們的一套正在退潮,「戰後嬰兒潮」世代不能不從前台下來的時候,他們卻較想像中充滿活力,憑着人數而繼續發揮影響力。

有沒有革命綱領?

4.

「戰後嬰兒潮」世代及其代表的一套是「馬基亞維利式」的。今天,有趣的問題是這一套遇上了代表另一種時間觀念的「Now Generation」。又或者反過來說,是「Now Generation」要面對那仍然很有影響力的「戰後嬰兒潮」世代觀念。

我的看法很簡單:「Now Generation」無法說服那些接受「戰後嬰兒潮」世代觀念的人,他們的主張、行動能將預期的結果變為現實。而事實上,「Now Generation」的一大苦惱,是在付出之後,那令他們覺得極其討厭的現實卻差不多原封不動的繼續留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在持「戰後嬰兒潮」世代觀念的人眼中,「Now Generation」的躁動有點莫名其妙,難以理解當中的邏輯。這不是說他們對「Now Generation」的處境沒有半點同情心(當然,「Now Generation」覺得最討厭的可能就是這份所謂的同情),而是無法明白所採取的「手段——目標」,怎樣可以帶來希望見到的轉變。對「Now Generation」來說,這是不應糾纏的問題,可是在「戰後嬰兒潮」世代看來,這是前提,未能準確回應,則其他考慮大可免問。

由之前不覺得宏觀環境和社會經濟制度存在問題和矛盾,到現在也接受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處處,貧富差距造成民怨四起,「戰後嬰兒潮」世代在思想上是有所調整的。他們可以明白為何世界各地都出現抗爭,憤怒的群眾遍佈全球,可是卻難以理解像「佔領華爾街」那一類行動可以怎樣產生制度變革的效果(象徵性的作用除外)。他們的疑問不只限於為何出現行動,同時也包括了為什麼那些行動沒有在政治上變得更進取?周圍民怨沸騰,但卻聽不到什麼革命綱領。憤怒的人很多,不過未有很多人提出改變世界的方法。

同樣的想法應用到近兩三年在香港發生的各種政治事件。按「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思維,在採取行動之前,最好做個效果評估。他們那種「馬基亞維利式」思維對於只講過程,而不計成效的做法相當抗拒,難以投入。我們必須注意,「戰後嬰兒潮」世代並非全數站在政府/建制的一方:在「雨傘運動」的過程中,他們作為「上班族」不是完全不受影響,但基本上相當包容,沒有大力支持盡快恢復社會秩序而到金鐘清場的輿論。在立法會選舉中,部分「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投票對一些「新丁」成功當選亦起着一定的作用。在某個意義上,他們應該是新興政治力量爭取的其中一個目標;現實上,情況卻是點到即止,與持「戰後嬰兒潮」世代觀念的人,保持着某種距離。

又或者我們可以倒轉過來思考這個問題,當「戰後嬰兒潮」世代所代表的想法、做法已經證明效果有限(或如一些年輕人所言「破產」)的時候,那不是應該是他們起身、「讓位」,而由「Now Generation」上場嗎?在一些「Now Generation」口中,既然前面的一兩代人「一事無成」,交不出成績,那還有需要重複舊有的步驟、做事方式嗎?以前講的是改革,現在追求的是突變;以前講的是漸進或逐漸改善,現在追求的是立即改變;以前以為在制度內要跟隨規矩,現在不妨嘗試一下突發性的顛覆行動;以前要有明確的政策對象,爭取具體的改變,現在不妨重視情感上的表達和行動上的表演性質……

在某個意義上,「Now Generation」的想法是對「戰後嬰兒潮」世代那一套的否定。在苦無出路之際,來一次顛倒確實有其賣點,至於效果如何,很快便要面對社會大眾(正因為講求即時轉變,那又的確沒有必要長期等候,效果應該很快便呈現在大家眼前)。

這是「Now Generation」給自己提出的一個難題:既然放棄(對之前幾代人的)耐性,那為什麼其他人又需要對他們有耐性呢?

至於何謂「Now Generation」?他們的政治議程(如果有此需要的話)又是什麼?下回再談。

【二之一】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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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1月1日)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