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吾

有朋友跟我呻說，現在做mentor（師友計劃的老師），都不能跟現在的大學生溝通：「他已經不是有錢家庭出身，問他想做什麼又答不出來，問他要往哪個方向走又說沒有想。我以為他愛玩，問他玩什麼，他說什麼都不特別玩。女人不玩，男人也不玩，機也少打的。這樣的人，究竟有什麼樂趣？」 我想起4個字——「佛系青年」。 在大陸，「佛系青年」變成「潮語」。只要在網絡鋪陳出「佛系生活態度」，大家都會「給讚」廣傳。 不要跟我說目標和未來。新一代會挺起胸膛告訴你：我的生活目標，就是「歲月靜好」；你問我什麼，我都會答你「都行」、「可以」、「沒關係」。你問我有什麼目標？沒有太多，總之在都市生活，不要有太多起起跌跌，有飯吃有屋住，已經夠好。 延伸到工作態度，根據中國大陸媒體報道，全國政協委員俞敏洪指，他也曾在公司中遇到過這樣的「佛系」年輕人：「每個月拿幾千元工資，任務交差了不會再多做別的事，讓他當管理幹部他都懶得幹。這在我年輕時絕對不可能啊！那時候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都成習慣了。現在其實可以退休了，但不忙就覺得空虛，感覺沒為自己努力，沒為社會做點什麼。」 那很難理解嗎？ 我們從小到大看的電視劇集，不是有很多類似的對白

對我而言，議員做過什麼事情呢？大抵是老師帶我們去教協買一些便宜的文具和零食。如果你在香港，不是新移民，也不是最底層的人士，議員是不會理會你的。 記得小時候，我的朋友會覺得自己有一票可以投而感到高興。 因為，當時我認識一個從國內來香港念書的女孩子。她是第一批在香港的大學念書的陸生。她很聰明、很懂事，而且世故。畢竟，那時候在國內競爭來香港的人，一點也不容易。到她在香港待了7年，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也可以在香港第一次參加立法會選舉的投票。那時候，我和我在香港出生的同學，都在想：有什麼好投？反正都跟我沒有關係。那時候的議員，甚少會真的對大學生很關心的。對我而言，議員做過什麼事情呢？大抵是老師帶我們去教協買一些便宜的文具和零食。如果你在香港，不是新移民，也不是最底層的人士，議員是不會理會你的。 但我從中國國內來的朋友就不是這麼說，她很珍惜人生首次可以投票的機會。她說，在她生活的那個地方，投票是沒有意義的；大抵都知道結果怎麼樣，大家才去投票。她說，她終於都可以投票了，她很高興。她把所有寄到自己信箱的所謂「政綱」細閱一遍，珍而重之地選擇，最後投了票。 最終投了誰？不重要了。 現在，她在美國了。她對香港

你身邊有沒有人會說髒話呢？ 我有。你也一定有。只是你接受還是不接受而已。 念大學的時候在某電台做實習，巧遇詞界神人才子黃霑先生，得悉髒話之流利，令我肅然起敬。後來到陶傑先生的節目當主持，敬陪末席，咪後有着各式各樣的廣東髒話點綴其真知灼見，「小狗懶擦鞋」齊備。身為小聽眾的我，當然記得這種「小時光」，尤其是他罵蠢官的蠢行時，用上這些字詞，聽得過癮。 浸大學生會的學生代表衝上語文中心，說了一字髒話，但基於過程有面書（facebook）直播，因而引發左中右萬箭齊飛，飛往浸大學生身上。建制面書專頁剪輯短片，於各大WhatsApp老人吹水組廣傳，友人家中長輩都收了三四次，勾起了他們對文革的回憶。自稱中間理性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無寶不落，於面書發文，指學生應該學好普通話，考好普通話不為過。就連泛民之友、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葉建源都好像「驚浸大學生唔死」或是「驚人唔知佢唔係啞嘅」，對鏡頭發表他對浸大學生「衝擊」語文中心一事的「意見」，認為學生表現「粗魯無禮」、「不能接受」。 學生一方的說辭是，校方單方面「忽然提出」要學生畢業之前要修讀普通話課程，不及格者就有機會不能畢業，學生多次以各種形式表達不滿，不獲

歌唱組合C AllStar 早陣子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舉行他們休團前的最後一次演唱會，成員之一的On仔（陳健安）因為練了一身美好的肌肉，嘉賓及網民大力擊節讚賞。可是事後On仔於社交網絡撰文，指自己那一天因為要練那一身的肌肉，結果令自己的身體「非常乾身」，聲帶都受影響了，唱到第三首歌的時候已經失準。 硬件練得上好了，軟件卻不配合。 帖文一出，他的「粉絲」當然鼎力支持，說他都唱得很不錯、身材練得很好。有些歌迷私底下都知道，On仔失準，而且他唱最多，一聽就知道，基於「粉絲」的愛，大家都保持緘默。只是，在網絡，大家都明白，有支持你的人，就自會有討厭你的人。有人開始質問，是不是為了「保持樂團的形象」，就令YouTube上觀眾拍的片子全部下架；也有人問，是不是為了在極短時間內練出這樣子的身材，就以針藥輔助。有健身教練對我說，也許是脫水太快，身體沒有脂肪，就會影響聲帶的表現。別人如何說他們的演出，我沒有意見。只是，身為朋友，識於微時，我得要關心On仔的身體狀况。他說他的健身過程是全natural（沒有使用針藥），我就相信他好了。 只是，不少他們的聽眾，都覺得On仔這次的決定，有點傻氣。有「粉絲」對我說，

我記得10年前我還在中文大學當全職教員的時候，那時很多人都只是剛剛開「面書」（facebook）。還有很多人在用MSN／ICQ。那時電話還只是傳簡訊和打電話。所謂智能電話也只不過是這十年八載的事情。 現在，智能電話已在我們生活之中。過去20年我看着不少朋友，由平日以「手機不充電」自居，覺得別人找不到自己，可以擁有很多自己的「自己時間」，不用見人，是「自由」的體現。現在呢？她手機沒有電，會感到情緒不安；手機跌爛了，她會不捨得買新的。手機的屏幕裂了，他還是一直在用。現在去旅行什麼的，第一時間打點的就是上網功能。總之一定要「一直在線」（keep connected）。 我們天天用智能手機吸收大量資訊，其實在看什麼呢？ 根據那些從2000年代分析網絡風勢的「專家」言，我們的時代理應會由「網絡2.0」走進「網絡3.0」。「網絡2.0」的特色有什麼？大抵是，內容不用錢，總之就是不知道什麼人（大多是匿名的）博客或什麼，提供資訊，供養媒體。所謂「user-generated content」（用家提供內容，媒體只是提供平台）的做法，減省了媒體成本，但同時也帶來「媒體民主化」的後果。媒體內容「去精英化」

讀書為了什麼？ 早陣子，網絡流傳一個笑話，指香港人就算得到諾貝爾獎，只有約800多萬港元獎金；若研究成果有3人提出，獎金由3人瓜分，每人200多萬元，就連大埔一個2人單位都買不到。 再翻翻報紙，《明報》報道，美國有大學的博士生，只有能力成為「兼任講師」，年薪中位數只有2.2萬美元左右。有美國的講師在多間院校任教6個課程，年薪雖有4萬美元左右（約31萬港元），但由於他有租金及學貸等壓力，每月需要繳還約1500美元（約1.2萬港元），需要當補習、校對等兼職幫補。該名被訪者，數年前因合約被削半，就只好在學校假期時間賣淫，賺取每小時200美元（約1560港元）的肉金。 類似狀况在日本亦有出現。早於2007年，學者水月昭道寫了一本小書，叫《高學歷Working Poor》，指出日本的博士畢業生增長很快，但每年死去、退休等的教授卻不多。結果，博士生錯過了求職的黃金時期（不少日本的企業仍有年齡上限，亦有企業認為聘請念太多書的博士生對他們工作沒有好處），結果就只可以找教席。當「常勤教授」（常任／全職教授）的席位沒有讓出來，博士生也只可以成為各家大學或短期大學的「非常勤教授」（兼任教授）。也有指日本的大

民主運動走到現在，有什麼進展？有說是公民覺醒。 覺醒了麼？ 3年前，很多人在聊公民覺醒。那時候，我有朋友說，他不是不醒，而是，你叫醒我，我不知道往哪兒去，那我就唯有裝睡。這句說話，正正代表着香港人—— 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大家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六七暴動、文化大革命、林彬、《大丈夫日記》、八九民運、六四事件是什麼。六四事件過後，香港人看着英國人把前途交給中國人，他們以為自己面前有兩條路：有能力的移民，沒能力的啞忍。再天天聽聽許冠傑那些《話知你97》、《同舟共濟》，左一句「我話知你97，其實香港適應力強未嚇窒（好鍊得）」、右一句「香港是我家，怎捨得失去它。實在極不願，移民外國做遞菜斟茶……」那時候，香港人知道「維穩」這組詞怎麼解嗎？ 我記得，「雨傘」之前，反對派的人，都待我很好。走到街頭，錄音拍照，有說有笑。運動過後，一個一個反對派因各種理由看我不過眼，覺得我「為什麼幫『墳場新聞』」、「憑什麼走到今天有這麼多followers（facebook(面書)）」、「憑什麼做電台節目」。 有一陣子，他們的WhatsApp群組又或是面書瘋狂人身攻擊。有社民連的助理在面書問，為什麼旺角的大媽都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