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選舉中「媒介化參與」的發展和弔詭

對從事或研究政治傳播的人來說,剛過去的特首選舉可算弔詭。選舉傳播過程有非常壞的一面,主要是大批主流媒體延續了5年前特首選舉中的歸邊現象,並同時配合各路人馬的放風行為,構造出一個具中國特色的「跑馬仔遊戲」。但選舉傳播也有進步的地方,一言以蔽之,香港可說是首次出現了一場由社交媒體帶動的參與式選戰。 所謂參與式選戰,是指普羅大眾在選戰過程中不止是競選宣傳的受眾,而是直接地參與到選戰過程之中。當然,就算是傳統的選舉,選民都可以透過參與候選人的集會或成為選舉工程中的義工而參與到選戰之中。但在傳統的選舉中,展現這些參與行為的選民始終是非常少數。到了數碼媒體和社交媒體的世代,選民則可以有更多機會和方式,對選舉過程有「媒介化」的參與(mediated participation)。 一場由社交媒體帶動的參與式選戰 談是次特首選舉中的「媒介化參與」,自然要從曾俊華的選戰談起。撇除大家如何看「曾俊華現象」的政治含意,沒有人能否認其選戰的出色。重要的是,他的選戰出色的地方,不止在於他的文宣比別人做得好、短片比別人拍得感人,或口號比別人的「貼地」;突出的地方,在於他的選戰真正由網絡和社交媒體帶動,而且讓市民成

詳情

談網絡言論中的「不文明話語」

剛過去的星期天,3名特首選舉候選人在教協舉辦的特首選舉論壇中同場比併,林鄭月娥在回應一名高等教育界選委的提問時,自言是「白色恐怖受害人」,又指影星蕭芳芳為她拍宣傳片,結果卻被網民辱罵,香港社會不能容忍這種「恐怖」。 林鄭月娥的「白色恐怖論」,是小事化大和引喻失義。林鄭月娥也許指向了一些確實有其不妥之處的網絡現象;但那些現象,不能以「白色恐怖」來形容。 閱讀不文明網絡評論 減開明程度 有問題的現象,是網絡往往是「不文明話語」(uncivil discourse)的溫牀,如措辭強烈的髒話、人身攻擊、帶有種族或性別歧視的語言等。就算是「互聯網2.0」到來之前,很多傳播學者就已經關注到網絡上的不文明話語或行為的問題。在較早時期,網絡論壇主導的時代,因為人們在論壇中毋須以真實名字出現,行為和說話會變得不受社會規範約束。就算後來到了社交媒體時代,大多數人都用上了真實身分,但因為說話時看不見「聽眾」,而且聽者不一定會就着言論作即時回應,所以傳統社會規範的約束力仍然會比面對面傾談時低。結果是人身攻擊或帶有歧視性的言論較容易出現。 實證研究發現,閱讀言語上不文明的網絡評論,會使人們對自己已有的態度更為肯

詳情

競選工程與特首選舉的虛假個體化

今屆特首選舉快要進入提名期,幾名宣布了參選而又具備一定「江湖地位」的參選人,也早已進入選戰狀態。如果說上屆選舉時,醜聞是選舉傳播過程中最矚目的現象,那麼到筆者執筆這篇文章的本星期一為止,公關宣傳手段應該是今屆選舉傳播中在坊間最多人談論的東西。 這有賴於幾名參選人,尤其是兩名「熱門」曾俊華和林鄭月娥,在公關和宣傳上做出了強烈對比。一邊廂,曾俊華在辭職仍未獲正式批准時,已經走訪新興網媒、引用「潮文」,展示自己和潮流接軌。正式宣布參選後,他善用facebook和instagram。所有言論和行動,都着意顯示他正在爭取香港市民的支持,而不止是選委的支持。上周五眾籌啟動,籌得的款項也在約半天之內就超過了200萬元。 另一邊廂,林鄭月娥一開始就開宗明義要延續梁振英的「政策」,各路達官貴人開腔支持她,也強化了她作為「梁振英2.0」的形象。選舉工程開始頭兩個星期,從就自己參選原因失言,到讓自己顯得與普羅市民生活脫節,錯漏百出。上星期五的誓師大會,口號「We Connect」都可以「出事」。 選舉傳播強化「曾俊華林鄭不同」印象 兩人的競選宣傳工程,將來大可成為政治公關的教材。從技術層面看,筆者也很欣賞曾

詳情

社交媒體、情緒政治和情感智慧

社會加速,思潮流動也快,學者和評論員吹捧數碼和社交媒體如何帶來新的社會運動模式、推動政治轉變,只是幾年前的事。但過去一兩年,有關社交媒體政治傳播的討論,主調已經變成社交媒體如何吞噬建基於真相、事實和理據的公共討論。「迴音廊」(echo chamber)、「資訊霧霾」(data smog)、「後真相」(post-truth)等,是當下的流行詞。在芸芸反思和批判論述之中,一個說法是網絡傳播太過由情緒主導。這說法能引起大眾共鳴,說明它有一定的現實基礎。但若要進一步闡釋,我們應該怎樣理解情緒在公共討論中的作用和影響?理性和情緒一定對立嗎?所謂網絡傳播由情緒主導,是什麼樣的情緒在主導?產生的是什麼問題?智慧實有情感基礎在日常話語中,我們通常有意無意地把情緒和理智對立起來。我們有時會勸別人不要那麼情緒化、要冷靜下來思考,好像理性思考的前提就是要排除情緒。但過去20年,一些政治心理學者已經批判了「情緒vs.理性」的對立,其中一些學者發展出一套「情感智慧」理論(affective intelligence)。這理論的重點,是「沒有情緒」並非最有利理性思考的條件;理性思考是在某種情緒下才最有可能出現。要解釋這一點,要先簡單講講,對這個理論而言,什麼叫「理性思考」。心理學研究指出,人們的思維和判斷,很多時依附慣性,以及傾向維護自己的世界觀。所以,當人們見到跟自己的既有態度脗合的資訊時,就傾向當成真確,並立即根據該資訊對事物作出判定。當人們見到跟自己的既有態度不脗合的資訊時,會用各種辦法抹煞資訊的重要性或可信度。做到這點並不困難:回到美國大選時,你跟一個特朗普支持者說特朗普謊話連篇,他可以立刻反駁「希拉里不也是一樣嗎?」慣性思維和以自我保護為目標的資訊處理,使人們不去認真思考眼前資訊的意義。相對之下,「理性思考」就是把成見放置一旁,重新審視自己過往的意見及其背後的假設,認真地和系統地去處理資訊,對事物嘗試得出一個「正確」的理解,而不止是嘗試得出一個能支持自己既有態度的結論。那麼,這種理性思考和情緒的關係是什麼?很多實證研究已經發現,人在快樂和憤怒的時候最不會進行理性思考,在憂慮的時候則最可能進行理性思考。所以,所謂「情感智慧」,指的是智慧其實有情感基礎,過分冷靜是不行的。以上只是對情感智慧理論一個簡化的論述,相關研究還有很多問題和細節,其中不少尚待解決。例如恐懼對理性思考的影響,以筆者的了解,好像文獻中還沒有一個較統一的說法。社交媒體可強化憤怒情緒傳播不過,說到這裏,我們已可以借用情感智慧理論中的觀點,討論社交媒體的情緒傳播問題。我們可以說,當下社交媒體傳播的問題,與其說是情緒主導,不如說是憤怒主導。當然,憤怒主導,背後有很多因素,有些跟社交媒體本身沒有關係。最根本的,可能今天社會上令人憤怒的東西實在太多。一個對中國有強烈感情的人,聽到梁頌恆和游蕙禎的那句「支那」,又或者一個民主派的支持者,面對人大藉釋法來修法,是很難不憤怒的。不談政治,地產商推出新樓盤,128呎的微型單位,還要說「皇帝都只是睡一張牀」,也令人憤怒。憤怒是自然反應,有時甚至是應然的反應:面對着不公義和極不合理的事情,不憤怒可能代表冷血多於冷靜。不過,撇除在個別事件上憤怒是否合理反應,我們面對的狀况是,社會上怒氣重,蓋過了單純的憂慮。社交媒體不是憤怒情緒的始作俑者,但它卻可以強化及擴大憤怒情緒的傳播,令情緒變得與事情的嚴重性不符比例。這部分是因帶着怒氣的內容容易使人在網上作出「按讚」、「按嬲」、留言或分享等回應;用時下流行的術語,就是能夠爭取更多「engagement」。在社交媒體的「算式」(algorithm)中,內容能引發多少回應,直接主宰內容的傳播會有多廣泛,結果就是憤怒情緒強烈的內容有更多人看到。在過程中,大家又可以「一人加一句」,使附帶的情感愈滾愈大。要在網絡空間中生存的媒體,自然也明白這點,所以也面對着專業理念和網絡現實之間的兩難,單是做不做「標題黨」這個問題,就已經夠令人頭痛。另外,社交媒體的傳播速度超快,不止新聞循環(news cycle)在加速,評論循環也在加速。今時今日,不少網媒會特別強調「突發觀點」(breaking views),即不以突發新聞資訊來跟其他媒體比併,而是嘗試成為最快提供評論的媒體。而由於這些「突發觀點」文章緊貼最新消息發放,往往能獲取很大的點擊。固然,若能對事件做出快而準而又有水平的評論,對公共討論絕對是一件好事,但只怕很多即時評論,其實是在連事實都還不是搞得很清楚時所作出的情緒反應而已。不妨主動整理使用社交媒體方式誠然,面對着這種影響全球的大趨勢,並沒有什麼好的和簡單的解決方法。但可以說的是,作為個體,不妨主動一點整理自己使用社交媒體的方式。我們控制不了社交媒體的算式,但算式的輸入(input)——看什麼東西、什麼東西不點擊進去、分享抑或不分享,甚至要求「hide post」等,還是取決於人們自己的使用方式。除了使用社交媒體外,我們有多願意在有質素的媒體網站上多瀏覽,我們有多願意花點時間看長篇的文章、書籍或製作認真的紀錄片呢?作為傳播學者,對科技決定論有點抗拒,網絡和社交媒體沒有必然的效果,人們如何使用媒體,始終是人們能否保持和培養情感智慧的關鍵。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29日) 傳媒 媒體

詳情

從美國大選結果回看選舉工程和新聞的影響

美國總統大選結束,結果出人意料。選舉後,已有很多評論討論過各種可能解讀,筆者想在本文談的,是如果我們回歸一些基本因素和過往美國大選的政治傳播研究,又可以如何理解今次選舉,以及新聞事件在今次選舉中的影響。選舉後有人指出,特朗普當選不是完全不能預期的事。事實上,在過去大半年,不少美國政治和經濟學者建立了各種計量經濟模型(econometric model),並估計共和黨候選人可以勝出今次大選。10月初,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邀請了哈佛大學政治學者John Della Volpe來港談選舉民調。在一個午餐會上,Della Volpe也指出,不計算候選人質素,這次選舉本來就是共和黨勝算較高。選舉結果或早由基本因素決定要說明這點,先要由政治學者傳統上如何理解美國人的投票行為講起。話說很多美國政治學者都指出,美國選民平時不一定很緊貼時事;到了選舉時,主要是對過去幾年的社會狀况以及現任總統的表現作籠統回顧,從而決定投票給哪一名候選人,而在回顧社會狀况時,經濟狀况尤其重要。另外,不少美國選民都不想同一政黨執政太長時間,希望適當時候有所轉變。以上觀點,也代表着選舉結果可能早就由一些基本因素決定。所以,學者建立了各種模型,利用幾個代表着「基本因素」的變項來解釋選舉結果。這些變項可以包括選舉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現任總統所屬政黨在國會的議席比例、現任總統在選舉年初時的民望等。這些模型得出的結果,往往跟真正結果差異非常小。例如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n Milwaukee的政治學者Thomas Holbrook在1990年代後期所建構的模型,嘗試只用3個變項解釋執政黨候選人的全國得票率:(1)現任總統在選舉年第二季的支持度;(2)選舉年5月時民眾對自身財務狀况的滿意度;以及(3)現任總統所屬政黨是否已主政超過兩屆。分析發現,用這3個變項來預測執政黨候選人的全國總得票率,預測數值和實際結果之間的差異,在1952至1992年間11次總統選舉中,平均只有0.81%。今年的美國大選呢?專門進行選舉預測的PollyVote在選舉前總結了由不同學者建立的18個分析模型,預測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全國總得票比率為50.2%對49.8%,截至11月21日的點票結果,兩人的比率為50.5%對49.5%,相差只是0.3個百分點而已。這並不是說右翼思想冒起等因素完全不存在,但數據顯示,各種獨特於這次選舉的因素(election-specific factors),總計起來其實互相抵消,使結果跟單從「基本因素」預測出來的差不多一模一樣。選舉工程和新聞有影響 但有限制不過,筆者想談的,是以上的結果對傳播學的意義是什麼。要留意,那些用來在計量經濟模型中解釋選舉結果的變項,都是投票日前幾個月就有的資訊。如果選舉結果可以在投票日前半年就能被準確預測到,選舉工程還有多大意義?選舉新聞——真新聞也好,假新聞也好——是完全沒有影響嗎?上面提及的學者Thomas Holbrook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書,就名為Do Campaigns Matter?雖然是20年前的分析,但Holbrook的說法仍很有參考價值。他指出,如果參照滾動民調的結果,選舉工程和選戰期間的重大新聞,的確是對民意有影響的。例如美國選舉有個著名的現象,叫「convention bump」,指民主黨和共和黨在開了全國代表大會後,候選人的支持度都會上升,這顯示由電視直播的黨大會可以影響民情。「convention bump」在今次大選過程中也有出現。不過,選舉工程和新聞事件的影響有3個主要限制。第一,兩大黨的支持者立場會較堅定,而既定立場會影響人們接收到什麼傳播信息,以及如何詮釋該些信息。傳播學者在大半世紀前已經發現,選舉中政治傳播難以改變選民態度,但可以鞏固選民態度。這代表着能夠被傳播影響的,多是游離票,而游離票比例不太多,所以影響幅度會受到限制。第二,跟同一候選人相關的選舉工程或正面新聞事件的影響,可能會有「收益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的情况出現。例如剛剛提到,一個政黨開了全國代表大會,支持度會上升,而如果接着再有一件正面新聞事件出現,這事件雖然也可能對該政黨的支持度有幫助,但影響的幅度會比之前小。這是因為能被影響的始終主要是游離票,當一次正面事件發生時,部分游離票被吸納,剩下能再被吸納的游離票就更少,所以再有正面事件時,影響亦會較小。第三,更基本的,是選舉裏有兩個主要政黨,大家都會各出其謀爭取選民支持,你開全國代表大會,我也開全國代表大會;你有一系列的選舉廣告,我也有;你在我的醜聞上做文章,我也在你的醜聞上做文章。結果,雙方的選舉工程和相關新聞製造出來的效應會傾向互相抵消。到最後,實際選舉結果會回歸基本因素。傳播可產生有利一名候選人的「淨影響」如果回看選舉期間的民意調查和主要選舉事件和新聞的關係,其實在是次選戰中,也有以上所說的情况。根據《紐約時報》所進行的民調統合,在9月中,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支持度相差不足3個百分點。9月下旬電視辯論開始,一般認為希拉里表現較佳,而兩人的民調差距亦的確開始拉闊,再加上10月7日爆發的侮辱女性錄音醜聞,在10月中,兩人的差距超過6個百分點。但值得留意,電視辯論加上錄音醜聞,都不過把兩人差距拉開3個百分點多一點而已。而到了10月下旬,「電郵門」又成了主要新聞,兩人的民調差距又再開始收窄,直至選舉前夕,又回到只得3個百分點。說兩方陣營的選期傳播和相關新聞的影響傾向互相抵消,不等於這種相互抵消一定會很徹底。所有傳播事件、新聞和選舉工程加起來後,傳播是可以產生對其中一名候選人有利的「淨影響」(net effect)的。這「淨影響」一般而言會很小,但作為候選人,自然會寸土必爭,何况在一次異常緊湊的選舉中,很少的「淨影響」,也可能起決定性的作用。所以,Thomas Holbrook對「選舉工程重要嗎」這問題的答案,還是傾向肯定的,只是在一般情况下,選舉工程的整體效果不會很大。選舉背後,最重要的還是跟社會、政治和經濟相關的基本因素。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24日) 傳媒 美國大選 美國總統大選

詳情

在全球比較研究中看香港新聞工作者的自主程度

過去十幾年來,傳播學領域中多了不少大規模的跨國比較研究。這部分地跟通訊科技發達有關:在未有互聯網之前,幾十個國家的學者要連繫起來就一個課題進行研究,應該難過登天;今時今日,統籌大規模的比較研究雖然也絕不容易,但至少有可能做到。大概10年前,德國學者Thomas Hanitzsch等着手進行一個「新聞的世界」(Worlds of Journalism)比較研究。該研究的第一波在2007至2011年於18個國家進行,以問卷調查形式訪問該些國家和地區的專業新聞工作者,以了解他們的專業理念、工作狀况、對行業轉變及前景的看法等。大約3年前左右,他們開始籌備更大規模的第二波研究,香港亦加入到研究範圍之內,由筆者負責。第二波研究的訪問在2013至2015年間進行,到目前為止,有從66個完成了問卷調查工作的國家和地區而來的數據可供分析(註1)。由於資源所限,在2013年進行調查時,香港部分的研究不能覆蓋所有新聞機構。筆者用的是分層抽樣(stratified sampling)的方式,抽取了2個電台、3個電視台以及5份報章共10個新聞機構作為研究對象,在機構內則以辦公桌為抽樣單位,最後共有471名被訪者。整個比較研究加起來則有27,306名被訪者。港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排名尾三系統而深入地分析研究數據可以花上很長時間,但從筆者對數據的初步觀察,其中一些對香港而言較具特殊意義的發現,出現在幾題關於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的問題上。具體地說,調查問到被訪者「在你的工作上,你個人有多大的自由來挑選新聞故事」,在一個5分量表上,5.9%的香港新聞工作者認為自己「沒有自由」,13.2%認為「幾乎沒有自由」,49%認為「有一些自由」,27.2%認為「非常自由」,只有2.5%認為「絕對自由」(餘下為沒有回答)。另一條題目問被訪者「在決定報道新聞故事的側重點上」有多大自由,12.1%認為「沒有自由」或「幾乎沒有自由」,53.1%認為「有一些自由」,30.6%認為「非常自由」,2.1%認為「絕對自由」。第3條跟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有關的問題,是被訪者「有多經常參與新聞室或編輯部的管理工作(諸如參加會議)」,回答「恆常」或「很多」的有16.4%,回答「有時」的有22.3%,而回答「很少」或「從不」的就共有59.8%。這些比例算高還是低呢?比較研究的最大好處,就是讓我們可以通過跟其他國家的比較中去回應這個問題。而筆者說有關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的發現「較具特殊意義」,就是因為香港在66個參與研究的國家和地區之中,自主程度竟然排名尾三,亦即是說,計最不自主,香港排第三位。附表第一欄顯示了相關排名,排名根據的是以上提及的3條問題的平均分。例如香港在3條題目上的平均分分別為3.07、3.21和2.33,這3個數字的平均數則為2.87。事實上,香港新聞工作者自我評價的自主程度比中國大陸還要低。所有國家地區中,只有坦桑尼亞和卡塔爾的新聞工作者比香港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更低。有什麼因素可影響自主程度?為什麼香港新聞工作者的自主程度竟然是全球最低的幾個地方之一呢?從概念上看,新聞工作者的自主程度,應該跟地區的新聞自由程度有關。事實上,根據調查所得數據,再配合「無國界記者」2014年的新聞自由排名來作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如圖1所示,新聞自由排名愈高的地區,新聞工作者的自主程度也高一點(註2)。圖中紅色的是趨勢線,如芬蘭和新加坡就在趨勢線上,所以芬蘭和新加坡在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上的差異,基本上可以用兩地新聞自由的差異來解釋。但香港遠低於趨勢線,換句話說,就算是考慮了新聞自由之後,香港新聞工作者的自主程度仍是特別的低。除了新聞自由外,還有什麼因素可以影響自主程度呢?眾所周知,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待遇不佳,所以記者的流失率很高,行業難以留住大量人才,結果新聞工作者的平均年資也較淺。而當記者平均工作經驗較淺時,自主程度相對地低一點,也許可以理解。圖2顯示了在研究樣本中,每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和該國家或地區的被訪者平均工作年資的關係。結果跟圖1類似:一方面,工作年資跟自主程度的確有顯著的關係(註3),新聞工作者平均年資愈高的地區,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亦愈高;但另一方面,跟圖1一樣,香港遠低於趨勢線,就算考慮到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平均年資不及外國,他們的自主程度還是份外的低。亦即是說,新聞自由狀况和業界較為年輕,只能非常局部地解釋香港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較低的現象。事實上,肯尼亞的新聞工作者比香港年資還要淺一點,肯尼亞的新聞自由排名比香港更差一點,但肯尼亞的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還是比香港高出不少。如新聞工作者缺自主 專業精神較難發揮要更全面地解釋新聞工作者的自主度,要重點分析的似乎是新聞機構的組織、內部結構和工作流程等問題。不過這些方面的問題難以通過問卷調查的方法得知。也許,業界的朋友對工作中的自主程度問題可以提供更多見解和想法。但無論如何解釋,新聞工作者自主程度低,是一個壞的現象。自主是專業的體現,如果新聞工作者在工作上欠缺自主,只是成為機構指令或既定工作流程的執行者時,他們的專業精神亦較難得到發揮。對新聞機構而言,讓新聞工作者有較大程度的自主,對改善員工士氣和新聞的質素都有幫助。註1:有關該研究的一些基本資料,可見www.worldsofjournalism.org註2:相關系數為-0.40,達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註3:相關系數為0.37,達統計學上的顯著程度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0日) 傳媒 新聞

詳情

社交媒體對立法會候選人重要嗎?從「常態化vs.平等化」談起

在政治傳播研究中,談到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如何影響傳媒和政治生態時,有一個叫做「常態化vs.平等化」(normalization vs. equalization)的辯論。這個辯論有近20年的歷史。起源是1990年代初期至中期,互聯網剛開始普及時,很多論者認為,由於互聯網是個橫向和非中心化的傳播網絡,它讓所有人和組織可以繞過大眾媒體直接跟他人溝通,所以它可以打破現存的傳媒和政治結構,讓以往難以被聽到的聲音都可被廣為傳達。亦因此,網絡對各領域中的新興挑戰者有利,整體效果是競爭愈趨平等,此之為平等化。但不出幾年,就有另一批學者指出,雖然所有人和組織都可以運用互聯網跟大眾接觸,但要活用和發揮互聯網的各種可能性和優勢,始終需要各種資源。例如新聞媒體,雖說網上人人是記者,但不是人人都有讀者觀眾。所以,到最後最能得益於網絡的,會是現存的業已主導市場的傳媒機構。同樣道理,在各個領域,現存的領導者因資源優勢,最能得益於網絡。整體效果是領域中的生態不變,雖然新網絡科技可能在短時間內帶來一些轉變,但很快又會回歸常態。此之為常態化。「常態化vs.平等化」這辯論歷久不衰。其實,大家都知道沒有簡單的答案。世界很複雜,不可能所有東西所有領域都出現明顯的常態化,或所有東西所有領域都出現明顯的平等化。可以說,「常態化vs.平等化」這辯論提供的,是研究議程(research agenda)上的一個值得關注的題目,讓研究者在自己的地方和領域作探討。朱凱廸選情得力於網絡傳播那麼,將這問題放到今次立法會選舉中,社交媒體和候選人選情的關係上,我們又可以說些什麼?筆者收集了一些關於地區直選候選人facebook專頁的數據,做了個簡單分析。首先,84名地區直選候選人中,79名在facebook有公開專頁。從網站Fanpage Karma,筆者找到每名候選人的專頁從8月2日到9月4日每天的「粉絲」數。不過,其中11名候選人中的數字不是很齊全,有可能是部分候選人的專頁較遲才建立,也有可能是跟網站程式本身的一些限制有關。但68名候選人的數據,足夠作分析了。圖1顯示了朱凱廸、葉劉淑儀和梁美芬的專頁「粉絲」數。非常明顯的是,葉劉淑儀和梁美芬的專頁「粉絲」數在選舉期間上升幅度極小,一個月間,葉劉淑儀多了1023名「粉絲」,只是選舉開始時的69,509人的不足2%。梁美芬的增長只有230人,是選舉開始時的6417人的3%至4%。相比之下,朱凱廸的「粉絲」數由選舉開始時的17,395人上升到投票日的35,490人,上升了超過一倍。明顯地,兩名建制派本身支持度高的候選人,毋須太在意網絡選戰,畢竟,建制派支持者熱中網絡的比例較低。我在上星期於「香港01」發表過一些分析,就指出建制派候選人的網絡活躍度,跟他們的選舉期間民意支持度走勢沒有關係;但非建制派候選人的網絡活躍度,則跟選舉期間的民意支持度有正相關。朱凱廸的選情,除了本身質素和往績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力於網絡傳播。對粉絲數原本不高不低的候選人最有利但本文關注的是常態化或平等化的問題。為進一步分析,我們可為每名候選人計算兩個數字:第一是專頁「粉絲」數的實際增長,第二是專頁「粉絲」數增長比例。例如對葉劉淑儀來說,前者是上面提到的1023,後者是1.47%;對朱凱廸而言,實際增長是20,135,增長比例是115.75%。有了這兩個數字,我們就可以回答一個問題:比較原本知名度和「粉絲」數較低和較高的候選人,誰更有能力吸納新「粉絲」?換句話說,在選舉過程中,候選人專頁「粉絲」數之間的差異,整體來說是擴大還是收窄?如果是擴大,就是常態化的現象;如果是收窄,就是平等化的現象。結果如何?對數字觸覺敏銳的讀者可能已經估計到,用實際增長和增長比例來分析,結果會相反。首先,圖2顯示,專頁原有「粉絲」數與實際增長,是正相關的(r=0.55)。專頁本身「粉絲」愈多,代表候選人原來的知名度和網絡活躍度就較高,而這些候選人亦較能吸納較大量的新「粉絲」。但若看圖3,專頁原有「粉絲」數與「粉絲」增長比例是負相關的(r=-0.39;計算時,兩名候選人因數值屬異常值,所以沒有包括在分析中,所以圖3只包括66名候選人)。其實這也非常容易理解:如果一名候選人本身已有很多「粉絲」,要有大的增幅是很困難的。既然兩張圖趨勢相反,那麼社交媒體對誰最有利呢?答案就是對原本「粉絲」數不算太高也不算太低的候選人。原本「粉絲」數太低,「粉絲」量以多少倍增長,數目仍然很低;原本「粉絲」數太高,增長空間不大。原本「粉絲」數在中間的,既有增長空間,而實際增長數也較有意義。局部範圍內的平等化若用圖表顯示,我們可先把「粉絲」量增長和增長比例相乘,得出一個總增長指數。圖4顯示專頁原有「粉絲」數和總增長指數的關係。直線關係沒有圖2或圖3那麼明顯(r=-0.19)。但圖4的重點是,3名總增長指數最高的候選人,都是原有「粉絲」量在中間至中上的候選人,其中包括了是次選舉表現最突出、在選舉過程中迎頭趕上最後得勝的兩名非建制立會新丁劉小麗和朱凱廸。圖表也顯示,總增長最高的,是最後關頭棄選的司馬文。社交媒體不是萬靈藥,選舉結果很大程度上反映基本因素。而且專頁「粉絲」不等同選票。不過,如我在之前的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對朱凱廸和劉小麗而言,社交媒體配合電視論壇,是為他們的選情帶來一些重要助力的。當然,社交媒體能帶來的主要是關注度;能否將關注度轉變為支持度,就取決於候選人的質素和理念。回到文章開首的討論,我們可以說,在今次立法會選舉中,社交媒體帶來的是在一個局部範圍內的平等化。對完全名不見經傳的候選人而言,社交媒體幫不上多少忙;對建制派候選人而言,社交媒體不那麼重要。有些常態,社交媒體改變不了。但在傳統泛民政黨和一些知名度較低的社運出身的非建制派候選人之間,社交媒體算是起了平等化的作用。在未來的選舉,我們也不能小看任何稍有知名度而又具有實力的選舉新丁。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9月15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2016立法會選舉 網絡 社交媒體

詳情

政治醜聞與民意

過去20年,在世界上很多民主國家中,政治醜聞出現的頻率都有所上升。政治醜聞遂成為政治傳播學中頗受關注的題目。社會學家John Thompson在Political Scandal中指出,在當代社會和媒體環境中,公眾人物愈來愈難掌控自己的可見性(visibility),即愈來愈難掌握關於自己的資訊,會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向公眾呈現。同時,政治的個人化(personalization of politics),也使人們愈來愈關注政客和領導人的個人品行和誠信,這也增加了醜聞的重要性。事情沒「打擊民望」那麼簡單常識告訴我們,政治醜聞會打擊涉事人的民望。不過,反觀各國案例,事情其實沒那麼簡單。一個經典例子,就是1990年代美國總統克林頓和白宮實習生萊溫斯基的性醜聞:當醜聞被傳媒廣泛報道時,克林頓的民望是上升的。當然,克林頓民望上升,主因是當時美國經濟持續向好。一些美國政治學者做過深入分析,指出撇除經濟狀况的影響後,萊溫斯基醜聞對克林頓的民望還是有點負面影響,只是影響不大。而該醜聞的影響幅度小,則有幾個原因。第一,萊溫斯基醜聞屬於性醜聞。在西方社會,民眾較傾向將領導人的私生活和公職分開看待,人們可能覺得性醜聞跟克林頓是否一名好總統沒太大關係。第二,克林頓在個人品格方面的形象,從來就不是很好,但這反而使人們不會因他有性醜聞而感到太吃驚。第三,當事件演化至美國國會就克林頓作偽證而準備彈劾議案時,不少民眾覺得事件已不是一個領導人的醜聞,而是政黨鬥爭。兩黨支持者對相關新聞反應不一,甚至呈兩極化趨勢。醜聞的影響會否外溢?廣義地說,學術研究告訴我們,一個醜聞對涉事人的民望有多大影響,要視乎民眾如何判斷事件的真實性(涉事人物真的有做過嗎?是故意的嗎?)、嚴重性、相關度(事件跟涉事人物的公職身分相關嗎?),還有涉事人物的回應是否恰當。而這些判斷,往往跟一個人的既有政治態度相關。例如一名政治人物的支持者,在該政治人物有醜聞的時候,很可能會傾向相信該政治人物並非故意犯錯,或所犯過錯非常瑣碎。結果,醜聞很可能只會損害部分民眾對該政治人物的態度。筆者去年初發表過一篇學術文章,就運用調查數據,顯示支持和批判香港特區政府的市民,如何判斷兩個有關香港特區領導人的醜聞(註)。除此之外,一些學者亦關注到醜聞的影響會否外溢(spillover)至其他人身上。若一個政客有醜聞,其政黨的支持度會受多大影響?人們對一般政客的印象會否也變差?一個政府官員有醜聞,其他官員以至政府整體的形象會否受到牽連?一半市民提到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筆者在去年開始了一個有關媒體與政治醜聞的研究計劃,其中委託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5月底及6月初進行了一個調查研究,以隨機抽樣方式通過電話訪問了800名香港市民。其中一些發現,就跟政治醜聞的外溢效果有關。調查問卷中的一題是這樣的:「近年發生過唔少涉及政客或者官員嘅醜聞,有無邊一單有關特首、政府官員或政客嘅醜聞令你有印象呢?」這是開放式題目,我們不給予被訪者提示。當被訪者提出一個醜聞時,訪問員就追問還有沒有其他記得的醜聞。被訪者最多可說出3個政治醜聞。結果,約三分之一被訪者沒說出任何醜聞(34.6%),四分之一(25.0%)被訪者說出了一個醜聞,接近兩成(19.7%)說出了兩個醜聞,另外也有近兩成(20.7%)說出了3個。作為行政長官,有關梁振英的新聞始終最為大眾關注,而過去幾年,關於特首的醜聞報道也不少。在調查中,329人提到剛在4月發生的「行李門事件」;另外,也有113人提到梁振英涉嫌收受利益的問題。若單計算跟梁振英直接相關的醜聞,那麼接近一半市民(48.1%)沒有提到任何相關醜聞,近四成提到一個(38.3%),11.2%提到兩個,2.4%提到3個。這些比例是高是低,很難判斷,但須知道,在一般電話調查中,被訪者在回答問題時大都不會花時間思考。如果用多一點時間想,應有更多市民能想得出各樣醜聞。無論如何,調查也請被訪者為特首梁振英、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財政司長曾俊華、律政司長袁國強,以及整體特區政府的表現評分(分數由0至10)。附表第一欄顯示,財政司長曾俊華民望較高,其次是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再其次是律政司長袁國強,最後是特首梁振英。這跟另外一些機構進行的民調結果相符。更重要的結果在第二至第四欄。若把被訪者按照他們說出了多少個關於特首梁振英的醜聞而分成3組,我們發現,沒有提到任何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市民,對特首的評分是5.07;但若提到一個關於梁振英的醜聞,評分就會大降至2.74;提到2至3個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評分更只得1.73。「外溢效應」對曾俊華影響特別小固然,這並不奇怪,有關特首的醜聞,自然跟他自己的民望相關。有趣的是,提到更多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市民,對其他官員的評分也較低。要記得,最多市民提到的關於梁振英的醜聞是「行李門」和涉嫌收受利益,這兩件事都不直接涉及幾名司長,但附表顯示,幾名司長的民望也受影響。這就顯示了一種外溢效應——在市民眼中,如果特首有問題,其他官員也好不到哪裏去。不過,若仔細一點看,特首醜聞的外溢效應,對曾俊華的民望的影響是特別小的。由附表的第二欄到第四欄,曾俊華的民望只是跌了不足0.5分,但林鄭月娥和袁國強的民望則跌了2分以上。換個角度看,在沒有提到任何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市民中,曾俊華的民望只比林鄭月娥高一點(6.38 vs. 6.15);但在提到2個或3個關於梁振英的醜聞的市民中,曾俊華的民望拋離林鄭月娥(5.99 vs. 3.97)。篇幅所限,為什麼財爺能免於外溢效應影響,就留待讀者或其他評論者詮釋了。但總體來說,以上的結果,除了可幫助我們了解政治醜聞可以如何影響民意外,大概也說明了財政司長曾俊華民望相對高企的主因之一。至少到目前為止,市民傾向不將在特區政府其他人身上發生的問題算到他的頭上。註:Lee, Francis L. F.(2015). “How citizens react to political scandals surrounding government leaders: A survey study in Hong Kong".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1), 44-62.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8月11日《明報》觀點版 梁振英 媒體 曾俊華 林鄭月娥

詳情

從不滿政治到不滿社會: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的差異

本土派在今年初正式成為一股大家不能忽視的、有能力左右選舉的力量,但我們對廣大市民當中的本土派支持者的特徵所知其實仍然不多。一般認為,本土派支持者相對於民主派支持者更不滿特區及中央政府、更傾向接受武力抗爭,以及更有可能支持如港獨等激進的政治目標。但除了說本土派在一個單一維度的政治光譜上比泛民處身於一個更極端的位置之外,我們還可以怎樣了解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之間的差別?筆者在今年5月剛進行了一個香港社會與文化轉變調查研究。該研究計劃並不集中於市民的政治態度上,較接近社會指標研究(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的傳統,問卷主要涉及香港市民的一些基本社會價值觀和對社會的一些認知,如人際間的信任、社會包容、後物質傾向、對移民政策的態度等。其中一組題目涉及被訪者認為香港社會是否公平、平等和開放,將會在以下分析。今年的調查亦加入了被訪者認為自己屬於哪個政治派別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政治取向的市民在一些社會態度和認知上的差異。兩個調查的分析結果表1總結了相關的分析結果。由於本文集中談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之間的差異,被訪者只被分為3組。本土派自成一組(佔整個樣本的7.5%)。民主派支持者包括「溫和民主派」支持者和小量「激進民主派」支持者(分別佔整個樣本的27.6%和1.7%)。建制派支持者、自稱中間派的市民,以及無政治取向的市民則被歸納為其他市民。表面上看,表1的數據很「正常」:本土派支持者的認知比民主派支持者的認知更具批判性,而民主派支持者的認知則較其他市民更具批判性,例如只有兩成左右的本土派支持者同意香港社會中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同意這句話的民主派支持者及其他市民分別有三成多及四成多。但如果仔細一點看,在頭4個問題上,民主派支持者和其他市民之間的差異,遠小於民主派和本土派支持者之間的差異。這在第3和第4個問題上最明顯。超過六成其他市民認為個人努力和能力是決定一個人能否在香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同意這句話的民主派支持者也接近六成;但同意這句話的本土派支持者低至三成以下。同樣地,不足兩成本土派支持者同意香港的社會制度普遍而言是公平的;同意這句話的民主派支持者超過四成,甚至稍高於其他市民中同意這句話的比例。相反,在第5和第6個問題上,民主派和本土派支持者之間的距離,就較民主派支持者和其他市民之間的距離小很多。本土派支持者和民主派支持者中,都有約六成認同很多香港人未能分享到香港的繁榮;認同這說法的其他市民只有三成半。在討論這些結果前,先再補充多一點數據。由於5月的調查重點在社會價值和認知上,沒有問到被訪者對政府的評價。所以,筆者回到今年3月中大新傳學院進行的另一個調查,其中有兩條題目跟政治科學中的外在效能感有關,即人們認為現有的政治系統能否回應民意。表2顯示,在兩個相關問題上,情况跟表1的第5和第6個題目相似: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之間的差異,遠較民主派和其他市民之間的差異小。尤其是在「香港特區政府是否樂意接納民意」這點上,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的態度,基本上沒有分別。民主派支持者不滿 集中政府大財團將表1和表2結合起來,我們可以作以下的概括性描述。民主派支持者非常不滿現時的香港政府和政治制度,亦同意社會上有強烈而不合理的貧富差距;但他們的不滿仍主要是集中在政府和大財團這兩個最主要的政治和經濟權力擁有者之上,他們對「社會」本身,並沒有比其他市民負面很多的想法。而且,近六成民主派支持者仍然相信,個人努力和能力仍然是決定人的成就的最重要因素。他們相信,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就算改變不了社會,至少可以為自己的生活爭取到一些東西。本土派對「社會」有非常負面觀感相比之下,本土派支持者的不滿情緒,已經不限於政府和大財團這些權力擁有者身上。他們對籠統意義下的社會制度以至「社會」本身有非常負面的觀感。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相信努力和能力決定成就的,只剩下四分之一;相信社會制度整體上是公平的,不足兩成。有這種社會認知為背景,本土派對激進行動的支持就容易理解。筆者最近也在做一些跟香港社會和文化轉變研究計劃相關的焦點小組訪談。兩星期前一個小組內一名青年參加者就說,既然社會已經壞到一個程度,不如推倒它從頭來過。這名青年人沒有自稱本土派(焦點小組的重點亦不在參與者的政治態度),但他的說法很可能代表着一些本土派青年的想法。本土派似成絕望情緒集結點電影《十年》能夠引起那麼大的迴響,多多少少反映了「悲觀」是當下香港社會情感結構中的主調。但從民調數字看,悲觀還是有程度之分的。對政治、社會,以至個人能否掌握自己的將來的徹底失望,也許目前仍然只存在於一小部分香港人當中。而本土派除了建基於一種跟身分認同相關的論述外,似乎也成為了這種絕望情緒的集結點。筆者懷疑,這種強烈和全面的悲觀情緒,就算對本土思潮的發展,都不一定是件好事。只不過,悲觀和絕望不一定是不合理的反應。如果衝擊各種現有社會制度和文化的荒謬事情繼續發生,悲觀和絕望只會成為更多人的回應。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7月7日《明報》觀點版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