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與恐怖主義

發生在50年前的「六七暴動」,可說是開創了「城市恐怖主義」(urban terrorism)的先河。在西方,「城市恐怖主義」這個概念最早是由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20世紀70年代末提出的。他在預言人類社會將會遭到的各類天災人禍時,就認為將會出現「城市恐怖主義」。他把分析和見解寫進了《災變的選擇》(A Choice of Catastrophes)一書裏,在1979年出版。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陳明銶教授是最早提出六七暴動是「城市恐怖主義」的人(註1)。2000年特區政府頒大紫荊勳章給香港工聯會前會長楊光,陳明銶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就指出這一點,他認為特區政府嘉獎楊光,給社會發出了一個非常錯誤的信息,等於為恐怖主義張目。 從現代社會對「恐怖主義」的定義來看,50年前的暴動就是恐怖主義活動。 2004年11月聯合國秘書長向聯合國提交的年度報告裏,對「恐怖主義」作出以下定義: 「任何旨在通過恐嚇人民而脅迫政府或國際組織採取或不採取某一行動而對平民或非軍事人員造成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任何行動」(註2)。 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研究中心的反恐專家Bruce Hof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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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動」,遺害至今

今年是香港1967年暴動的50周年。這件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事件,其爭議性和敏感性至今未稍減。香港主流社會稱之為「左派暴動」,但香港左派則堅持要稱之為「反英抗暴」。即使是十分同情左派的北大法學院副教授強世功試圖用一個比較中性但仍然帶有肯定意義的名詞「六七抗議運動」來稱呼它,也遭到極左人士的鞭撻,其敏感性於此可見。 這場暴動的成因,既有內因(即香港自1949年以來積累下來的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又有外因(即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向境外蔓延),而以外因為主,如果兩者可以量化的話,我認為內因三成、外因七成。為什麼內因只佔三成?我們以「六七暴動」之前發生的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五分錢,引起民憤造成騷亂為例子,其大背景同樣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匯聚,但當時香港左派沒有介入,騷亂雖然也造成1死18傷,1800多人被捕,但只不過幾天便平息下來。所以,單是內因,不可能造成持續半年多,遍及全港九新界、傷亡近千人的大規模暴亂。 香港左派當然不會同意這個「三七開」的分析。2013年12月,工聯會印發《工聯會與您同行——65周年歷史文集》,形容這場暴動為「愛國、反殖、反迫害、要求人權」的鬥爭,它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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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梁振英造成的創傷

梁振英12月9日宣布不競逐連任,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事實上如果大家細心分析政情的話,則北京「棄梁」之舉最少醞釀了半年。今年5月張德江訪港後,筆者就分析了他這次來港是要發放兩個重要的政治信息:其一,北京將調整對泛民的統戰策略(《信報》網絡版2016年6月16日);其二,北京將對梁振英不連任持開放態度(《信報》網絡版2016年6月23日)。到了本月8日筆者再撰文指出「半年來的局勢發展已經顯示北京的政策確實是朝着『棄梁』的方向發展」(《信報》網絡版2016年12月8日)。言猶在耳,翌日,梁振英就宣布「不連任」。所以,一眾「梁粉」的錯愕,只反映他們不懂中國的政情而已。北京「棄梁」之後,未來的特首如何醫治由梁振英造成的創傷呢?筆者認為,他必須努力化解梁振英給香港帶來的「四大危機」。正是這四大危機,導致香港社會出現嚴重的動盪。在2012年3月梁振英當選後,尚未執政前,筆者就預見這個人將為香港帶來四大危機,即是:「兩制」漸趨「一國」化、意識形態「大陸化」、「西環」治港「常規化」、治港班子「左派化」(《信報》網絡版2012年4月19日);由於出現這四大危機,香港的政治空間就會被大大收窄,迫使社會出現動亂(《信報》網絡版2012年5月17日),我就很有把握地指出「震盪在前,請大家坐穩一點」。這4年來香港的發展印證了筆者的觀察。所以要醫治梁振英造成的創傷,必須從解決「四化」危機入手。須說服北京終止一國壓兩制第一,必須在「一國」和「兩制」之間建立一個健康的平衡。過去4年,北京有很多以「一國」壓「兩制」的舉動,例如「白皮書」的發表實質地修改了《基本法》的精神,以及公然單方面宣布《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失效」等舉措,特區政府以及梁振英都照單全收並且說服香港人接受這些破壞一國兩制憲政基礎的行為,這就使「一國」和「兩制」嚴重失衡。新的特首必須拿出勇氣和魄力去說服北京終止其以「一國」壓「兩制」的難以自制的衝動。停止輸入大陸意識形態第二,必須停止輸入大陸的意識形態。過去4年,梁振英政府多次主動地「輸入」大陸的意識形態,包括企圖強行推動「洗腦式」的國民教育、宣揚什麼中共是「團結、進步、無私」的執政集團。此外又建立一支青少年軍,以「解放軍步操」來培訓青年人。眾所周知,解放軍是屬於中共的黨軍,以解放軍步操來培訓青年,其潛台詞是培訓青年「向中共效忠」。此外,政府仿效大陸,把「五四運動」提倡的民主和科學精神,淡化為「傳承中華文化」(註),更禁止法輪功邀請「神韻」藝術團來港表演等。這些政策都是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強制推行一些不屬於本地的意識形態。終結「西環治港」第三,必須終止「西環治港」的痼疾。大家都知道,過去4年來,「西環治港」的趨勢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從立法會主席到區議會小區的選舉,處處都見「西環」的影子。幾乎所有重要的法定團體的重要領導人物的任命,都有中聯辦人士的幕後參與。「西環治港」的現象是嚴重違背了基本法第22條嚴禁內地任何機構干預香港本地的事務。梁振英當年向中聯辦「謝票」一幕,香港人記憶猶新,他無形中將「西環治港」合法化,從此就打開「西環治港」的閘門,造成今天香港很多事務實際上由「西環」在進行「微觀管理」的政治現實。所以要撥亂反正必須要從終結「西環治港」開始。結束治港班子左派化第四,必須結束治港班子「左派化」的局面。筆者不是盲目反對有共產黨背景的左派人士,曾鈺成先生就是一名為香港人接受的左派人士。但整體而言,香港左派有其嚴重的缺陷:文化水平偏低(一些坐在行政會議這個最高決策機構的成員是看不懂英文報告的)、缺乏國際視野、盲目服從領導、自詡「唯我最愛國」、狹隘排外思想嚴重。這些左派人士不足以挑起管治一個國際化大都會的擔子。尤記得幾年前中國時任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就對民建聯的訪京團抱怨說,國家對你們最失望的地方就是花了這麼多資源培養了多年,至今仍然出不了人才(這是中共固有的問題,不獨香港左派如是,但這點無法在此展開討論)。所以,治港班子「左派化」的局面不早日結束,香港仍然會「無運行」。當然,要解決這四大危機,必須要中央願意配合,但關鍵仍然在於代表特區利益的特首,能否真正捍衛基本法賦予我們的高度自治、據理力爭我們應該有的權利。註:見2015年5月3日時任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的網誌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21日) 梁振英 特首選舉 梁振英棄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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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獨根源皆中共

人大常委會法律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上周(11月7日)在記者招待會上怒氣冲冲地譴責「港獨」分裂國家,他說:「搞分裂國家的這種嚴重違反憲法」的活動,「就是站到了當年法西斯的立場上去」。看到李飛先生真情畢露的控訴,我想請他先息怒,好好思考兩個問題,或許可以讓他冷靜下來。第一,這次事件的直接原因是青年新政兩名候任立法會議員的「辱華」言行惹出來的禍。這件事,在很多香港人眼中,卻有點像1933年德國「國會縱火案」,有人通過它來坐實「國家安全」危機,為《基本法》23條鳴鑼開道;也不排除有人為自己的政治前途,炮製出一場鬧劇以證明「港獨」形勢嚴峻,不是「疾風知勁草」的人無法應對。鄭永健案是「國會縱火案」翻版?香港人這種擔心不是沒有根據的。最近審結的「鄭永健案」為「國會縱火案」觀點提供了重要的「環境證供」。案情顯示,中共統戰部(屬哪一級別的則不詳)有「李總」、「張總」兩人,透過梁振英以前的特首競選辦公室工作人員高凌翔[1]約見網台主持鄭永健,要他接觸本土派並引誘他們到特定的區議會選區(共約40個)競選,目的是攤薄泛民候選人的票源,為建制派候選人保駕護航。凡答應出選的,不管能否選得上,每人都可獲港幣15萬元的資助,如果是挑戰「雙料」議員的,更可獲25萬,但條件是要取得200票。我們知道,區議會選舉的法定最高競選費用是港幣4.8萬元[2],中共統戰部開出的這個資助額是法定的三倍,其賄選、「收[o靚]」(即收買嘍囉)的意圖昭然若揭。而與統戰部「接觸」的本土組織中,赫然就有「本土民主前線」及「青年新政」。另外根據《成報》9月3日報道,「青年新政」成員最早是參加「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創辦的「香港社區網絡」,是在這個組織活動期間「種下『青年新政』的種子」[3]。這些客觀的事實,令很多香港人對一些本土組織存有戒心。此案提供了一個接近「人贓並獲」的例子,說明中共在操控本土組織。統戰部是中共的組織,難道它不知道中共「反分裂」的「官方立場」嗎?為什麼還要違背中央立場去支助「港獨」?高凌翔是典型梁粉,難道她不知道梁振英是信誓旦旦(至少表面上)地反「港獨」嗎?為什麼她要介紹鄭永健去替「港獨」分子牽線拿統戰部的錢?這些不合理的地方,令人無法排除「國會縱火案」的可能。所以,李飛先生在盛怒之餘,應該敦促中共交代事件的真相,禁止中共統戰部這種亂港行為。第二,李主任的盛怒我們可以理解,但請李主任將心比心,假如我們用同樣的愛國家、愛民族的出發點來審視中共的言行,我們也同樣會產生對中共的盛怒。搞分裂國家 沒人能超越中共中國近代史上,李飛所指的「搞分裂國家這種嚴重違反憲法」的人,沒有人能夠超過中國共產黨。中共從建黨的第一天開始,就是有理論、有綱領、有組織、有行動,並且勾結外國勢力來分裂中國,弱化中央政府以達到其奪取政權的目的。從理論看,中共黨魁毛澤東早就主張把中國分為27個國家。從1920年6月到10月,毛澤東在《大公報》發表了一系列共8篇主張「湖南獨立」的文章,在其中一篇《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更明確主張中國應分裂為27國。從綱領看,中共1921年建黨,第二年立即發表分裂中國的綱領。1922年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關於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公然主張蒙、疆、藏獨立。從行動看,中共通過武裝割據來分裂中國。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召開,會議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正式宣布建立第二個中國。毛澤東在1931年1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布告》清楚表明「從今日起,中華領土之內,已經有兩個絕對不相同的國家;一個是所謂中華民國……另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4]。該「憲法」甚至說「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和各個地區的人民都能夠脫離中國、獨立建國」(第14條)。它勾結外國勢力。中共的建黨,本身是作為蘇聯「第三國際中國支部」這一性質來成立的,所以直接聽命於莫斯科,也仰給於蘇聯。從中共建黨之初直接拿蘇聯盧布的津貼[5],到國共內戰時期獲蘇聯大批軍火支援的歷史事實[6],在在說明中共是勾結外國勢力來分裂中國的。它幫助其主子入侵中國。1929年蘇聯借口「中東路事件」,武裝入侵中國,佔領東北。這是辛亥革命以來第一個入侵中國的敵人。中共在外敵入侵時,不但不譴責入侵者,反而號召中國人要「武裝保衛蘇聯」。即使遠在香港,中共也在此開展「武裝保衛蘇聯」的宣傳,令香港的親共群眾難以理解[7]。中共護蘇 促成日本侵華蘇聯入侵後,掠奪了戰略要地黑瞎子島(幾經談判至今天只歸還一半),在我東北勢力大增,而我則東北邊防盡毁。在此形勢下,日本一方面擔心蘇聯勢力擴張,另方面也趁我國防虛弱有機可乘,遂悍然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所以,蘇聯入侵中國,毁我國防,令日本乘虛而入。因此,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宣傳,則間接促成日本發動侵華戰爭[8]。這五個方面說明中共從建黨開始,就甘願作為蘇聯的走狗,幫助蘇聯執行分裂中國的戰略。面對這樣的歷史事實,中國人應不應該憤怒?疆蒙藏台獨 皆中共種下惡果事實上,今天危害着中國的疆、蒙、藏、台「獨立運動」,無一不是中共早期為配合蘇聯分裂中國而種下的惡果。請看以下事實:一,1928年策動台灣獨立1928年4月15日,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中共代表彭榮列席指導。成立大會上所制定的組織大綱與政治大綱,其決議事項多獲得彭榮首肯。決議案中號召「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台灣民族獨立,建設台灣共和國」[9]。1936年7月16日,毛澤東在延安會見斯諾(Edgar Snow)時,表達支持朝鮮獨立的方針,並說「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10]。二,1935年策動西藏獨立1935年10月中共紅軍在西康綏靖城(今四川阿壩金川)幫助藏獨勢力建立了格勒得沙共和國。1936年5月5日又在西康甘孜(今四川境內)建立了波巴人民共和國。由中共撰寫的《波巴人民共和國成立宣言》說:「我們波巴全國人民第一次代表大會在甘孜盛大的開過了……我們就向全世界全中國宣布波巴人民共和國於1936年5月1日正式建立。所有藏康青的領土應永遠歸波巴自己管理……並決定從公曆1936年起改元為波巴人民共和國元年。」這個宣言表達了中共對西藏的兩個立場:首先,中共將西藏視為獨立的國家;其次,宣言「所有藏康青的領土應永遠歸波巴自己管理」表明中共完全接受西藏人對西藏範圍的認知或主張,即西藏人認為「青康藏」等「藏人居住區」等同於「西藏」的認知[11]。三,1935年策動內蒙古獨立1935年12月20日中共以毛澤東之名發表《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表示「內蒙古民族可以隨心所欲地組織起來,它有權按自主的原則,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權與其他的民族結成聯邦的關係,也有權完全分立起來。1936年5月,毛澤東向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人發出電報,表明支持蒙古人建立自己獨立國家的立場[12]。四,1945年配合蘇聯策動外蒙古獨立自上世紀二十年代以來,蘇聯一直有意策動外蒙古獨立,肢解中國。第二次大戰結束前夕召開的雅爾塔會議,英美為說服蘇聯出兵東北而背着中國與蘇聯達成協議,用支持外蒙古獨立來交換蘇聯出兵。當時蔣介石也希望這個妥協能換取蘇聯承諾不再支持中共,所以也勉強同意外蒙古獨立。外蒙獨立雖說與中共無關(因為它那時尚未掌握政權),但中共卻是可恥地配合着蘇聯肢解中國。當大多數國人都反對蔣介石允許外蒙獨立的決定時,蘇聯就唆使中共發動輿論攻勢以配合蘇聯的行動,這個過程可從當年斯大林和毛澤東之間幾封電報看出(見《斯大林與毛澤東關於外蒙古問題的電報資料(1945年)》),這幾封電報可以說明,中共是完全無條件配合蘇聯肢解中國的。篇幅關係,筆者無法在此詳細引述,讀者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原文[13]。五,1946年配合蘇聯策動新疆獨立蘇聯成功策動外蒙古獨立後,擬在新疆照辦煮碗。1944至1945年間,蘇聯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山地區策動了一次大規模的分離主義運動,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中共稱之為「三區革命」),目的是為了推翻新疆省政權,代之以由蘇聯控制的傀儡政府,使之「外蒙古化」。在蘇聯唆使下,中共積極支持「三區革命」,派鄧力群入疆負責現場指導並保持與延安的電台聯繫。在中共支持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存在了整整5年,它所建立的國統、國旗也被現在「東突厥伊斯蘭運動」分子所沿用。一己之私 背信棄義 在港重演從上面簡單的歷史回顧,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獨立運動」,都是中共種下的惡果。其中有兩點同今天香港的狀况很相似:一,當年中共為一己之私(奪取政權),不惜到處播下分離主義種子,危害中華民族的利益。今天也是有人為一己之私,不惜策動香港「獨立」。中共統戰部資助「港獨」團體的情况,同當年中共「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獨立」何其相似!所以我說:諸獨根源皆中共。二,當中共成功奪取政權後,不但馬上違背了對少數民族的承諾,而且殘酷打擊要求履行承諾的活動。這種背信棄義令少數民族十分失望,從而誘發當代的獨立運動。今天,香港「獨立」運動之所以興起,不也是由於中共背信棄義嗎?30年前的香港年輕人敢衝破當時社會很尷尬的悶局(雖不想回歸,卻難以啟齒),大膽喊出「民主回歸」的口號;而30年後的年輕人卻喊出「獨立建國」的口號。何解?道理很簡單:回歸20年來,中共對港政策違背了它在《基本法》裏對香港人作出的承諾。既然民主回歸失敗,獨立建國就成為另一個選項。這兩點相似之處,就很值得李飛先生好好去反省。參考資料﹕[1]她是超級「梁粉」,其fb顯示她過去4年都有到禮賓府參加梁振英的宴會,並陳列兩人4年來的合照。[2]見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二零一一年區議會選舉候選人財政資助額及選舉開支限額檢討》(立法會CB(2)1064/10-11(03)號文件)[3]《成報》9月3日頭版文章:〈中聯辦梁振英禍港 炮製激進政團鞏固利益 捧青年新政扮港獨〉。「香港社區網絡」當天下午發表聲明,指劉迺強2014年10月辭任所有會務,該會與青年新政沒有任何連繫。[4]見《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下冊.第202頁[5]見裴毅然(上海財經大學文學院教授)著:〈中共初期經濟來源〉,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1年6月總第125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25-201103003.pdf)[6]見楊奎松〈關於解放戰爭中的蘇聯軍事援助問題〉,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另外「騰訊歷史」〈解放戰爭蘇聯交給中共多少武器〉(http://view.news.qq.com/zt2012/wqyz/index.htm)[7] 見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上)[8] 見王玉祥:〈試論「中東路事件」與「九‧一八」事變〉,《史學月刊》1997年10期[9] 見蕭欣義:〈國共長期倡導台灣獨立的史實〉第四章〈中共曾經長期倡導台獨〉,原載《台獨》月刊第111期/5.28.1981[10]見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8),第88至89頁[11]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紅軍長征途中曾經建立的兩個「共和國」〉,2007年5月8日[12]見〈《對內蒙古人民宣言》的發表〉,載「內蒙古新聞網」,2015年7月27日[13]上述電報均摘見:〈斯大林與毛澤東關於外蒙古問題的電報資料(1945年)〉——摘自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斯大林年譜》及1979年版《斯大林文集》文﹕程翔編輯﹕馮少榮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11月13日) 中共 港獨 鄭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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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六四 弘揚本土

今年整個大專學界都會缺席支聯會主辦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這是27年來的第一次。它不但使支聯會「薪火相傳」的計劃難以為繼,更挫傷香港愛國民主運動。客觀上,受本土主義影響的青年人,起到了中共所不能起的破壞作用。港大、中大的學生代表解釋了他們不參加的原因。事實上,悼念與否、怎樣悼念,這是每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沒有所謂「支聯會霸權」的荒謬說法(某學生代表如是說)。青年學生沒有經歷過六四,不覺得與己有關,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不應該用一種涼薄的態度來對待悼念活動。納粹屠殺猶太人,與我們無關,非我族類,一也;上一代的事,二也;發生在地球另一個角落,三也。但為什麼我們有機會到訪納粹集中營時,都會不自覺地做出某種形式的悼念行動?因為這是人類良知和道德所驅使。青年學生的言行激起社會很多人的批評,不是因為他們本土主義的政治主張,而是因為他們踐踏了這條良知和道德的底線。本土主義存在兩個嚴重缺陷本土主義及其激進版(港獨思潮)必欲去中國而後快。先不論其客觀可能性如何,這種思維本身存在兩個嚴重的缺陷:其一,邏輯錯誤;其二,割裂歷史。第一,邏輯錯誤。中外歷史表明,把黨國兩者嚴格區分開來,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我們時常批判中共「黨國不分」,把黨的利益凌駕於國家民族利益之上;當兩種利益出現矛盾時,往往犧牲國家利益來維護黨的利益。這類例子不勝枚舉。如果我們因為反對中共的「一黨專政」而「去中國化」,邏輯上也是同樣犯了「黨國不分」的錯誤。可以這樣說:中共從「左」的一面犯「黨國不分」的錯誤,本土主義者則是從「右」的一面犯同樣的錯誤。那麼面對令人生厭的中共及其「一黨專政」制度,我們能夠做什麼?我們或許能夠強行令自己在觀念上「去中國化」,卻不能改變我們天天要在中共身影下生活的現實。所以,與其「偏安一隅」,倒不如「逐鹿中原」:以我們迄今尚有的制度優勢,向中共怒哮:「這是我的祖國,我要使她更加自由、更加民主、更多人權、更多法治!」第二,割裂歷史。本土主義者(包括港獨)思維另一個缺陷是它嚴重割裂歷史。割裂歷史之一,是它看不到今天本土主義的興起,本身就是香港同中共政治互動的結果。民族學的理論告訴我們,一個民族的形成必須具備一種共同的、集體的歷史記憶。這種共同記憶,既是一個族群同其他族群的區別,也是這個族群內部的黏合劑。沒有這種共同的歷史記憶,是很難形成民族意識的。杯葛六四 否定自己存在的由來那麼,什麼是香港本土主義的共同記憶?筆者認為,過去近70年間,香港人有3次重大的集體歷史記憶,使我們慢慢形成「香港人」這一個「族群」。這3次事件是:一、1967年的左派暴動。它第一次使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初步有了「以香港為家」的觀念,改變過去香港只是一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這種漂泊性。所謂「獅子山精神」就是這種集體記憶。今天本土主義者的父輩甚或祖父輩,就是在這次事件中首次凝聚起「香港人」的觀念。二、1989年的六四事件。當年風雨中百萬人示威的悲壯場面,以及往後20多年鍥而不捨的點點燭光,使香港人從過去英國殖民地時期比較安穩的政治環境中猛然覺醒到自身雖不在大陸卻仍然深受中共「一黨專政」的影響,從而自覺地站出來捍衛我們的制度。筆者相信,今天本土主義的倡議者和和議者,在他們人生的啟蒙過程中,六四必然是一個重要的環節。當他(她)們還在襁褓之中,也許其父母已經攜帶他(她)們參加每年的六四遊行或燭光晚會。他(她)們今天之所以敢於挑起社會擔子,同當年父母在他(她)們身上播下的民主種子很有關係。所以,本土主義者不但不應該杯葛維園的悼念活動,更應該視之為自己政治成長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而給予支持。三、2014年的雨傘運動。它使自從2010年以來逐漸成形的本土主義得到迅猛的發展,使本土主義正式登上歷史舞台。1967年事件是本土主義的播種;1989年事件是它萌芽、孕育與成長;2014年事件是結果。這3次集體記憶,成就了今天的本土主義。所以如果本土主義者杯葛六四悼念活動,則他們不但忘本,而且是否定自己存在的由來。割裂歷史之二,是他們看不到什麼才是香港真正重要的本土特色。香港自從1842年登上歷史舞台以來,就逐漸形成三大本土特色,把香港同中國其他地區區別出來。這三大特色是:一、香港能以彈丸之地不斷推動中國大陸走向現代文明。從太平天國「總理」洪仁玕以香港管理模式為藍本撰寫他的《資政新篇》,到孫中山以香港為基地推翻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可以看到,一個半世紀以來,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每一個足迹都有香港的身影。全中國找不到第二個城市有香港這種光榮傳統。二、香港的多元包容性格,使這個蕞爾小島,成為百多年來不見容於大陸專制政權的異見人士的太平門、避難所。這些人士,很多都是學有專長、藝有精湛的。他們來港後,既豐富了香港的文化特色,復承傳了中華道統。以錢賓四、牟潤孫、唐君毅等為例,他們在港建立新亞書院弘揚國學,在大陸執行滅絕中華文化的錯誤政策時,他們實現了「為往聖繼絕學」的鴻舉,類似例子不勝枚舉。三、香港的國際性,在整個東亞地區無出其右。這種自然形成的國際性,首先是對香港有利,它等於為香港帶來某種意義上的政治緩衝,使大陸的專政制度不致直接危害香港(滿清、民國時期,乃至中共時期都是如此);其次是對大陸有利(閉關鎖國時代是大陸取得物資的渠道,改革開放時代是大陸引入資金技術人才的通道);再者是對整個東亞地區有利(區內任何國家有動亂,香港都成為他們可以信賴的資金人才的避難所)。非靠排斥大陸來體現香港特色這三大特色,是真正的經過百多年形成、沉澱下來的香港特色,是我們彌足珍貴和感到自豪的,這難道不也是香港本土的特色嗎?離開這三大特色來談香港的本土主義,恐怕只會「渺小化、矮小化」香港。所以真正維護香港本土主義的,應該致力於維護香港這三大特色,避免它們遭到中共「一黨專政」的腐蝕,而不是靠排斥大陸人或者大陸符號(如普通話或簡體字)來體現香港特色。從維護香港這三大本土特色的角度看,悼念六四,適足以弘揚香港的本土主義,還望青年朋友慎思之。原文載於2016年6月3日《明報》觀點版 六四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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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國」、「趙家」、「西朝鮮」——中國人為何對「中國」產生疏離感?

回歸18年來,香港人的身分意識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從1997年的34.9%增加到2015年的40.2%,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則基本不變(分別是18.6%和18.1%),認為自己是「中國香港人」的從24.8%增加至27.4%,認為自己是「香港中國人」的,則從20.1%降至13%。所以,回歸以來,「香港人」的身分意識是加強了,「中國人」身分意識則減弱了。這就是本土主義得以乘時而起的背景。中共「外因論」 不值一駁對於這個現象,中共動輒歸咎於:(1)回歸以來從未有進行「去殖民化」政策,使殖民地思想仍然根深柢固;(2)外國敵對勢力陰謀要使香港脫離中國。其實,這種「外因論」是不值一駁的,因為在中國大陸,希望擺脫「中國人」身分的,遠遠不止香港人。大家還記得麼?2006年9月4日,中國的「網易」做了一項調查,題目是:「如果有來生,你願不願意再做中國人?」12天之內在11,271名投票者中,竟然有高達65%不願意再做中國人!選擇願意的只約有35%!在那些不願意再做中國人的投票者中,有37.6%是因為「做一個中國人缺乏人的尊嚴」。投票結果即時引發軒然大波,調查馬上被禁,有關網頁被刪除,而「網易」新聞頻道主編唐岩及評論頻道主編劉湘暉同被解僱。在一個「經濟世界第二」、自信可以睥睨全球的中國,居然有65%的人民稱來生不願意再做中國人,這是對中共執政投下不信任票。它清楚說明,想擺脫「中國人」身分的,絕不限於香港人。這種「去中國化」的情緒延續至今。為發泄這種情緒,近年內地網友用「紅朝」、「中共國」、「西朝鮮」、「(圖一)朝」(「(圖一)朝」,音義均同「天朝」,但網民卻拆開成「王八」,用來罵中共是「王八朝」)等貶詞來稱呼中國,最近更有網友直呼為「你國」或「趙國」(註)。「你國」傳達的是不認同這個國家,要與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劃清界線,而「趙國」則直接刺破了虛偽的共和國假象,清楚傳達了這個「中國」實質是已經被紅色家族掌控的事實。「西朝鮮」則諷刺這個位於朝鮮之西、行朝鮮獨裁之惡的國度。總之,從這些名詞可以看出,愈來愈多的人對中共治下的中國有疏離感。在中共執政下,人們無法對「中國」產生榮譽感,更無法認同中共治下的這個「中國」就是我的祖國。人民和政權愈來愈離心,從而產生這種「去中國化」的情緒。屢違承諾 習以為常中共的統治為什麼產生了這麼強的離心力?第一,中共建政66年,屢屢違背自己曾經向人民許下的承諾。中共奪取政權,是因為取得農民、工人、知識分子三大階級的支持。農民想有土地,中共就許諾「土改」;工人想獲得政治地位,中共就封他們為「領導階級」;知識分子嚮往民主自由,中共就鼓吹民主自由。奪得政權後,這些承諾一一落空。笑蜀先生編輯的書《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就是輯錄了中共三四十年代公開發表的社論、評論、聲明的書,足以印證它是如何背叛了自己的承諾。除了爭取三大階級的支持外,中共當年為了削弱國民黨的中央政府,也許諾給少數民族「自決權」或「自治權」。可是建政後,雖然也搞了幾個民族自治區,但所謂「自治」卻是有名無實。在中國,憲法中規定的民族自治地區有關立法、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權利等方面,不僅甚少真正行使,反而尋求實踐這些權利本身可能就會遭到鎮壓。例如,在政治權力方面,自治區與中國其他的省份不僅沒有任何實質區別,甚至較其他省份受到中共中央政府更加嚴厲和直接的控制。正是由於中共背叛了其「民族自治」的承諾,才會在今天孕育出「疆獨」和「藏獨」來。從中共一貫違背其承諾的特點看,則它在香港問題上違背承諾也就是「習以為常」的事了。但這種違反承諾的做法,最終會導致人民產生莫大的離心力。無法成為正常國家第二,中共建政66年,至今仍然無法成為一個正常國家。2014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25周年時,其子胡德華接受香港《明報》訪問時透露,在1980年代,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曾對胡德平說:「我們要使我們的國家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對於父親胡耀邦的理念,胡德華認為,就是人的解放:全方位精神上、思想上的解放,每個人擁有不被隨便限制自由的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他問:「現在已經基本達到小康水平了,但是大家的政治權利有沒有呢?」憲政學者張雪忠形容當下中國的政治生態:「對社會活動人士的抓捕愈來愈廣泛;對政治異見的打擊愈來愈嚴厲;對高校教學、科研、講座的監控愈來愈嚴密;對新聞媒體和記者的控制愈來愈全面;對網絡的整肅愈來愈粗暴。」李波事件、強拆高瑜家等等事件,更反映了這個國家的行為日趨「流氓化」。正是在這種「不正常的國家」裏,人民受到很大的壓抑,才會產生強烈的離心力。中共應反省第三,隨着中共強勢崛起,中共的歪理已經成為一種「中國式病毒」,貽害國際社會。「中國式病毒」是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2015年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首先提出的觀念,指中共以黨國體制的腐敗來危害世界,其特點是:賄賂開道,欲達目的不擇手段,有奶便是娘,毫無道德倫理底線,將金錢置於自由、人權、環境、公平、正義之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像病毒一樣在世界各地大舉擴散,而且勢不可擋。這種病毒「破壞正常的人倫、法理、宗教、自由、人權……摧毁公民自由、信仰自由、表達自由……只求將獨裁執政黨與領導人的權力和權貴利益的最大化」,它對西方政界、企業界、文化界、科技界全面傳染。香港身處「中國式病毒的最前線」(李怡先生語,見《蘋果日報》2015年10月31日),感受最深,見證了不少被「中國式病毒」腐蝕的個案和事例,久而久之自然就對這個輸出病毒的國家不懷好感甚至疏離感,從而產生強烈的離心力。所以,要批判香港的「本土主義」、「分離主義」,甚至「港獨」,中共應該反省一下:誰令中國人產生「去中國化」的情緒?註:「趙國」從「趙家」演繹過來,「趙家」源自魯迅《阿Q正傳》裏的權貴家族(「港獨」探源.下篇)(原文載於2016年4月22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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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回歸」落空必然導致「獨立建國」

梁振英在「港獨」崛起中的角色,僅僅起到火上澆油、雪上加霜的作用而已;真正驅使香港年輕人擁抱「獨立建國」理想的,還是中共的政策。回歸18年以來,中共一系列的政策都在把年輕人推向獨立的道路,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以下幾項:第一,違背《基本法》關於香港普選的承諾;第二,違背了「一國兩制」下應該留給香港的政治空間;第三,通過「愛國」問題要把大陸的意識形態強加給香港;第四,通過「五年計劃」人為地推動「一體化」;第五,大陸的強勢崛起引致其意識形態及行為模式向境外傳播並影響當地社會。違背基本法關於香港普選的承諾,從2004年人大釋法開始,到2014年人大「 8.31決議」落閘,香港的真正普選無望,這個過程大家耳熟能詳,這裏不贅。違背了「一國兩制」下應該留給香港的政治空間,從2008年中聯辦曹二寶關於「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開始,到2014年「白皮書」的頒布,逐步收窄了香港的政治空間。這個過程大家也都清楚。「愛國」醜態 激起年輕人反抗通過「愛國」問題把大陸的意識形態強加給香港,從2007年胡錦濤來港參加回歸10周年慶典,要求特區開展國民教育開始(無視教育是基本法第136條規定屬於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到梁振英上任後強推國民教育,都是要求把內地的意識形態通過國民教育潛移默化地影響香港。為什麼通過「愛國」教育就可以輸入內地的意識形態?因為一旦接受它這種教育,就會自然而然地接受這一系列的歪念:(1)愛國必須愛黨,而愛黨必須「孝順黨」(後者是最近新出現的名詞,指人民要對黨絕對服從);(2)愛國必須維護國家安全,而所謂「國家安全」,在中共的定義裏其實僅僅是共產黨的執政安全而已,但是實踐中,人們看到中共是利用「國家安全」為幌子,打擊批判共產黨的人;(3)愛國必須抗拒外國敵對勢力,必須樹立民族主義立場,而事實上中共要的,是以民族主義來支撐其政權的合法性。這些做法實質就是「洗腦」,完全扭曲了「愛國」應有的感情,使人聞「愛國」就聯想到對中共阿諛奉承的醜態,就不能不激起香港年輕人的反抗。既然中共綁架了「中國」,那麼不想被中共綁架的香港年輕人自然就連這個「國」也不要了。「五年計劃」成港獨推動器中共想通過「五年計劃」促成大陸與香港兩地之間的「一體化」,但這個政策卻恰恰成為香港獨立運動的一次強而有力的推動器。筆者認為,2010年反高鐵示威,是香港本來沉默的本土意識第一次向外界公開宣示其強烈的存在。反高鐵運動應該是本土主義從理論層面向實踐層面邁進一大步的契機。何以故?筆者認為,「反高鐵」的實質,是反對「被規劃」;而香港「被規劃」則肇始於2011年頒布的「第12個五年計劃」裏,首次為香港設專章,使香港無形中被納入了中國的整體規劃。從中央的角度看,也許其動機是良好的,但香港被納入計劃後,就被迫很多東西都要與大陸的發展互相配合,而高鐵就是一個沒有必要卻要強行配合的例子。所以,「反高鐵」的實質,是反對「被規劃」;而在反對「被規劃」的過程中就催生了包括「港獨」在內的本土意識。為什麼修高鐵會修出一個「港獨」來?我們不妨看看今年頒布的「第13個五年計劃」提出要把高鐵修到台北。在這個5年期(2016至2020年)裏實現這個計劃的可能性實際上等於零,等於零的計劃提出來做什麼?這就是政治需要——為的就是要突顯大一統的意志。所以同香港一樣,台灣也是「被規劃」了。這種做法,名為統一,卻適得其反,它將使台灣愈走愈遠。所以,中共愈想通過規劃使香港同大陸綁在一起,就愈激發香港不願意「被規劃」的人奮起抗「統」。「一個時代的失敗」至於大陸的強勢崛起後,向境外傳播其意識形態及行為模式已經對本地社會造成滋擾,導致大家自覺地站出來反抗。回歸以來香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不斷受到破壞,以及香港大學陳文敏事件等,都是中共意識形態正在蠶食着香港的例子,而大陸民眾的行為(搶購潮)模式,也直接造成對本地民生的困擾,從而激發起敵視大陸人的「鳩嗚行動」。中共上述5項政策,就在不知不覺間孕育了包括「港獨」在內的本土主義。所以,中共才是「港獨」的接生婆;中共對港政策,實在難辭其咎。上述5個因素中,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第一、第二個,何以故?2014年8月31日當中共的人大常委會通過「8.31決議」,剝奪了香港實行真正普選的權利後,當晚很多人在添馬公園集會,其中一名講者沮喪地說(大意):「8.31決議標誌着我們這一代人30多年來一直通過和平、理性、非暴力來實現民主回歸的目標徹底失敗!」他說:「這是一個時代的失敗。」筆者當時在現場,身同感受,也產生嚴重的挫折感和被騙感。佔中時,有一個年輕人對我說:「正是你們這一代人,當初回歸時天真地相信中共會給你民主,而不去努力爭取更大的自治權,才會迫使我們這一代人要挑起重擔去爭取獨立;正是你們誤信可以透過對話、忍讓和等待迎來民主,才迫使我們今天要勇武地走上街頭。」我聽了這個年輕朋友這番話,雖然不盡同意,卻也感到幾分慚愧。所以,整個「港獨」的出現,是中共違諾後香港年輕人的一個自然反應。既然「民主回歸」落空,這就必然導致「獨立建國」的訴求。(「港獨」探源.中篇)原文載於2016年4月15日《明報》觀點版 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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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是「港獨」的催化劑

在年初一旺角事件中,參與群眾高呼「香港建國」的口號。隨後,事件中的「暴徒」、「分離主義者」的本土民主前線成員梁天琦在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中贏得6萬多票。雖然未能當選,但其氣勢無兩則是事實,相信在9月份立法會改選時,梁或者其他本土派人士奪得立法會議席是很可能的事。當「本土派」取得立法會議席時,就標誌着「港獨」正式登上香港的政治舞台。最新的發展則是香港民族黨正式成立。雖然政府拒絕其註冊,但其成立標誌着「香港獨立」已經從言論發展成為行動。「香港獨立」已從言論發展成行動一個地區出現獨立運動,必然涉及很多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遠因、近因,需要專家深入分析。這裏筆者僅僅提供一些個人在採訪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觀察,供讀者參考。本土主義初興,是2010年反高鐵事件;而其成形,有賴於2014年的雨傘運動;發展到「獨立建國」,則是今年初的旺角事件。這個運動在短短5年間能迅速發展,其原因有三:(1)梁振英任內「兩制」空間遭到嚴重壓縮;(2)中共對港「民主」承諾嚴重跳票;(3)中共治理下的中國,使人恥為「中國人」。本文先集中談梁振英的問題。梁振英任內「兩制」空間遭到嚴重壓縮,是「港獨」急劇發展的重要原因。梁振英是在2012年3月25日當選,2012年7月1日履新。但早在他正式執政前,筆者就發表文章,預測梁振英任內香港將出現動盪(見〈震盪在前 請大家坐穩一點!〉,載《信報》2012年5月17日),原因就是他的政策將促使香港出現「四化」危機(見〈梁振英與香港「四化」危機〉,載《信報》2012年4月19日)。所謂「四化」危機,是:一、「兩制」漸趨「一國化」;二、意識形態「大陸化」;三、西環治港「常態化」;四、治港班子「左派化」。筆者指出,這4種危機,會嚴重壓縮香港這一制的空間,就必然會激起民眾的反抗。所以筆者很有把握地在他尚未執政之前,就提出「震盪在前,請大家坐穩一點!」的預警!對照這3年的發展,筆者的預測可以說是全中。3個例子說明「兩制」空間遭嚴重壓縮梁振英任內如何使「兩制」的空間遭到嚴重壓縮?筆者以3個例子來說明之。第一,在他提出的政改方案中,完全無視全國人大的「8.31」決議違背了起草《基本法》時京港雙方對普選的定義所達成的共識,導致港人爭取了30多年的真普選落空。梁振英當年作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完全知道在草擬過程中京、港代表是如何確認這個定義的。在基本法的草擬過程中,京、港代表曾經3次就「普選」定義達成共識。1986年草委們在草擬第68條(立法會普選)的過程中,對「普選」所下的定義是(註1):「2.1 直接選舉:直接選舉的意思,就是由一定規範的選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在一定數目的候選人名單中,以直接的多數票,決定其中一人或數人出任某些公職……2.4 普及選舉:選舉人的資格即除年齡及公民身分外,並無其他任何限制。」1987年草委們在草擬第45條(行政長官普選)的過程中,對「普選」所下的定義是(註2):「由普及性的直接選舉產生行政長官。」按照草委們的解釋:所謂「普及性」,是指選民的資格除年齡以及公民身分外(或「一般選民資格外」),並無任何其他限制。「直接選舉」是指由選民直接投票,在候選人名單中,以多數票決定其中一人出任行政長官。1988年基本法初稿形成後,在徵求意見的過程中,草委再一次重申這個定義(註3):「選舉的意義就是直接選舉或每人有平等的選舉與被選舉權,其他任何解釋均會引起不信任或被騙的感覺,及有違《中英聯合聲明》。」換言之,在起草過程中,京港雙方是不斷在確認大家對「普選」的理解。當年作為基本法諮委會秘書長的梁振英完全熟知這個過程。今天他作為香港特首,有道義上的責任去指出北京的錯誤。但是他完全沒有這樣做,反而是在香港硬行推銷這個錯誤的決議,終於導致雨傘運動以及政改無疾而終。第二,當國務院頒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簡稱白皮書)時,梁振英及其律政司強調中央政策沒有變,卻完全無視白皮書第一部分「香港順利回歸祖國的歷程」第二段的表述,實質上悄悄地刪改了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和基本法關於香港擁有行政管理權的規定。這一刪除目的就是為強調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埋下伏筆。作為特首,梁振英理應要求中央澄清為什麼白皮書會有這個變動、這個變動意味着什麼、這個修改是否違反了基本法、香港能否提出對這個修訂作出「違憲審查」等等一系列問題。可惜,梁振英一句話「中央政策無變」就無視香港對自己這一制的管理權遭到嚴重侵蝕這個事實。第三,對李波事件軟弱無力的表態,完全背離香港的利益。這是一起嚴重侵犯「一國兩制」原則的事件;作為特首,梁振英有責任守好香港的邊界以維護香港人的安全感。可惜我們見到他完全不敢擺出捍衛香港人安全的適當強硬姿態。梁振英介面功能完全失效特首這個職位,是「一國」之下、「兩制」之間的一個介面(interface)。這個介面的功能健全的話,「兩制」的運作就會良好;否則,「兩制」的運作就會出現問題。從以上的例子看,梁振英的介面功能完全失效。這就使「一國」對「兩制」構成嚴重的壓力,使「兩制」的空間受到嚴重的壓縮,這就迫使年輕人高喊「我城我捍衛」的呼喚,這就不可避免地催生了激進的本土主義。所以,今天「港獨」能迅速成形,梁振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註1:見1986年12月3日基本法政制專責小組行政機關的組成與行政長官工作組及立法機關的組成與立法機關的產生工作組第一次聯席會議討論註2:見1987年3月13日基本法政制專責小組下轄之行政機關與行政長官的產生工作組撰寫的《行政長官的產生討論檔第一稿》註3:見《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諮詢報告第五冊.條文總報告》(「港獨」探源.上篇)原文載於2016年4月8日《明報》觀點版 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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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制度上保護大專院校的核心價值

香港8家大專院校在本月21至23日舉行教職員公投,要求取消特首任命校董會/校委會成員的權力,並且增加此兩機構中民選教員、職員、研究生、本科生代表的比例。按照目前做法,行政長官是各大學的當然校監,擁有龐大權力,包括委任校董會/校委會成員、主席、副主席及司庫,以及以大學的名義頒授學位及其他學術名銜。無論這次公投結果如何,現在檢討這個問題是刻不容緩的,因為目前大學同政府的關係已經出現一個很不健康的情况。大學的「基因」從現代大學的歷史看,大學同公權力(神權、王權、政權)的關係,從來就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大學的起源,是源於學人社群(教授和學生的共同體,即中古時代的行會)謀求擺脫神權的束綁(例如中古時期宗教裁判所禁止哥白尼「日心論」的傳播),而大學的發展,則在於這個群體逐步擺脫王權(以及後來世俗政權)的控制。在這個擺脫神權、王權、政權的過程中,大學發展出一整套重要的價值,包括學術自由、學術中立、院校自治、教授治校、校內民主、學問神聖、知識多樣開放、教學科研結合。這些價值構成大學的「基因」,造就了今天西方大學取得的成就。所以,「政學分開」的原則,是完全必須堅持的。中國在1949年之前也是實行「政學分開」原則,所以在短短三四十年間,孕育出10家頗負盛名的大學如燕京、輔仁、嶺南、東吳、聖約翰、金陵、齊魯、震旦、之江、京師大學堂等等。但1949年之後,由於實行「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連帶大學都改而實行「政學合一、政主導學」的管理模式。在這種運作模式下,民國十大名校一夜之間消失,其負面影響遺禍至今。錢學森晚年問時任總理溫家寶:「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這一問,可謂切中弊病。因為「政學合一」的制度不僅扼殺了大學的發展,更成為學術腐敗的根源。2010年中國發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就是要改變「政學合一」這個痼疾。可惜中共十八大後又強調意識形態鬥爭,使這個改革無疾而終。歷史可以倒退香港回歸前是英國殖民地。殖民地雖然是獨裁政體,但由於英國本身信奉民主自由,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制衡殖民地總督,避免其濫用權力。在大學議題上,更能夠避免「有權用盡」。所以,在整個殖民地時期,港督作為大學當然校監的身分從來沒有令港督同大學的關係處於緊張狀態。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崇基學院(中文大學的前身)的創辦。當時負責組建該學院的崇基學院創建臨時委員會於1954年7月27日向行政局(即今日的行政會議)提交一份報告時就明確指出:「委員會認為應該創造一切必要的條件讓崇基學院能夠發展成為一所自主的機構。」(見殖民地事務部文件:CO/030/179)與此同時,委員會向行政局提交備忘錄時就指出,獲取政府撥款(100萬港元)和批地(馬料水)的7個條件之一是「制訂並執行一套適用於院校自主的管治方法」。該備忘錄的第六段「貸款的條件」更明確指出:「港督的意見是,雖則有必要保證書院不會在財政上或教育目標上出軌,但不恰當的政府干預將不利於學院。他建議,作為貸款的一個條件,是港督委派不多於兩人參加管理委員會。」(見殖民地事務部文件:CO/030/179)相比之下,現在特首在香港大學校委會裏可以委任6個人。歷史可以倒退,信哉。從上述資料顯示,香港政府從崇基學院組建之初就植入「院校自主」的概念。可見即使在殖民地時期,大權獨攬的港督也懂得尊重並培育大學的院校自主、學術自由原則。正因為殖民地時期已經奉行這些原則,所以今天香港有3家大學能晉身世界50強之林(根據QS2014/15年排名,它們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1997年之後,香港回歸一個「一黨專政」的母體。在這種體制下,對權力的使用模式是「絕對性的壟斷」,不留任何空間給民間社會。同這種政體相適應的意識形態當然也是排他性的。在這種政體的潛在影響下,香港大專院校的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就受到很現實的威脅。這種危險有人已經宣諸於口。去年左報炮轟陳文敏的時候,《大公報》說:「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學的院校自主都不可能脫離政治……那麼隨着政治變遷,院校自主傳統模式必定受衝擊而發生變化……香港從長期受英國管治到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歷史性轉變,必定重塑香港政治,也必定要求香港的院校自主模式發生同香港歷史性政治巨變相適應的深刻變化。」(見周八駿〈院校自主能超越政治嗎?〉,載《大公報》2015年8月6日)這篇文章清楚的說明,回歸後,隨着政治環境的變化,大學的院校自主、學術自由傳統,也要跟着變化,因為這是「重塑香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因此,香港的大學可能面臨從「政學分開」的康莊大道走向「政學合一」的死胡同。這種危險性是不能低估的。不能低估走向「政學合一」的危險觀乎此,則這次公投,意義重大。如果全體大專教育家能夠表達意願,廢除特首任命校董會/校委會成員的權力,從制度層面使公權力能夠同大學保持適當的距離,這對於香港的大學不致重蹈大陸覆轍,可能是一個有效的途徑。原文載於2016年3月22日《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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