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北京,從此有了一個操控民主派選委票的方法了

郭榮鏗在上星期六(4/3)高調出來宣佈民主 300+ 將會保持一致,將所有票投予最高民望的一名候選人,換言之,「跟隨民意投票」。 先撇開這是否真正的民主 300+ 的共識,還是有人「假傳聖旨」,企圖製造錯誤的公眾期望,然後以所謂的「民意」脅逼不同意見的選委就範,「跟隨民意投票」似乎一直是一個大家揮之不去的迷思,彷彿若民主派選委不「跟隨民意投票」,就不配稱自己為民主派。 民意隨制度而改變 任何對選舉制度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民意是一個很瞹昧的概念 (an elusive concept)。當選舉制度有所變更,民意也會隨之搖擺。所以在單議席單票制(單單制)「勝者全取」(Winner takes all)的制度下,民意通常都會集中在兩名主要的候選人身上,其他邊緣的小黨則似乎透明不存在一樣。相反,在(各種不同的)比例代表制下,較為激進的邊緣小黨也會有一定的民意支持。 這當然不是因為所有單單制的社會都較為保守,而是因為在單單制下,只能取得數個百分點的候選人根本沒有勝算,選民於是寧願選擇一個 “lesser evil”,以期能讓自己的選票發揮作用。這個時候,民意就會集中在兩名最有勝算的候選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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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是容海恩的 lesser evil 嗎?

林鄭最近大受西環小明力捧,令尊貴的容海恩議員深深不忿:明明我才是對黨忠心耿耿的「西環契女」,為什麼我的寵幸可以被林鄭你這個臨時接替 689 的港英餘孽搶得乾乾淨淨? 於是,容海恩決定報名參選特首。西環立即「龍顏大悅」,改為支持容海恩競逐下一任特首。就像葉劉之前被冷落一樣,林鄭也立即被打進冷宮,無人問津。 民主派的選委和評論員中間立即出現了一種聲音:在西環力捧之下,容海恩毫無疑問會得到西環的選委鐵票。而面對抗這個既無恥又只懂問「不如你話我知」的「西環契女」,惟有林鄭有能力可以和容海恩一戰。林鄭雖然同樣無恥,但好歹也做了三十年公務員,論能力應該遠在容海恩之上。在「兩害取其輕」的 lesser evil 原則下,民主派應該提名甚至投票給林鄭,讓她和容海恩一拼。 只有不踰越底線的 lesser evil 才有考慮的空間和價值 容海恩參選特首當然只是虛構的情節。但這個 lesser evil 的論述是否有點似曾相識呢?當你將容海恩和林鄭的名字換成林鄭和曾俊華,上述的論調正正就是過去數週不少自命民主派的選委和評論員的「薯粉」用以轟炸公眾的論調。在缺乏任何事實基礎下,他們一味力陳如何只有曾俊華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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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游說人支持曾俊華?

小圈子特首假選戰開始以來,曾俊華憑著亮麗的公關在四個主要的「候選人」中一馬當先。本來對於亮麗的公關能贏得港豬的歡心,我是毫不意外的,但當一些自命高瞻遠矚者都為他搖旗吶喊,就令我覺得有點匪夷所思。 於是我嘗試理解不少自命民主派的「薯粉」的論調,就發現原來要支持曾俊華,其實並不困難。究竟「薯粉」們是如何游說別人支持這個北京任命了九年的前財政司司長呢? 原來我們只要「真・俊華」 首先,他們情詞逼切地極力描繪林鄭的十惡不赦和恐怖,包括說她是 689 2.0,包括說一旦上任就會強推廿三條及 831 框架的政改,或鞭撻她那些離地甚至侮辱上帝的言行等等。 然後,他們說,在這個極端的 evil 面前,他們惟有「被逼」接受 “lesser evil"。而放眼所有候選人,只有曾俊華有能力和林鄭爭奪特首寶座,只有他才可以成為對抗林鄭的 “lesser evil"。 當然「薯粉」從沒有解釋是誰逼我們接受 “lesser evil",他們也沒有解釋為什麼只有曾俊華才有這個和林鄭一戰的能耐。彷彿只要他們說他是,他就是了。 但曾俊華也支持廿三條和 831 框架,那怎麼辦呢?他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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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民主派不可以令胡官當選?

民主派選委在去年的選舉中大獲全勝,一舉奪得 325+ 的席位,令他們在選委會中的影響力大增。但影響力愈大,責任亦愈大。不少聲音於是開始討論如何「善用」這 325+ 票:一時間,「造王」、「堅持原則」、「選 lesser evil」等等聲音,就在過去數星期激盪不休。 在一片的爭論聲中,似乎沒有什麼人提出另一個可能性,就是民主派選委可以利用手上一票,令胡官當選:在坐視林鄭當選,或是助曾俊華一臂之力之外,我們是否能有這第三個可能性呢? 林鄭已有必勝的把握嗎? 以下的討論建基於一個前提,就是北京或西環能控制的「鐵票」並不足 601 票。因為倘若北京已掌握 601 或以上的鐵票,任何的博奕均是徒勞,因為我們只能坐視北京或西環欽點它屬意的特首。 但從林鄭最近名符其實地出盡「奶」力宣揚她的必勝,我們就知道北京或西環其實並無必勝的把握。相反,從上屆的「唐梁之爭」中,我們應該可以安全地假設,選委中其實是「天下三分」:北京鐵票、游離的傳統工商建制票(游離工商票)和民主派。 胡官是一個 real choice 嗎? 若這個在 2012 的形勢在今年仍然大致準確,那麼民主派就有博奕的空間了。因為若「鐵票」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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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上帝叫我參選」狂言的延伸思考

繼一句「天堂留左位比我」後,和 689 一樣無恥的林鄭又有狂言,今次她則說「上帝叫我參選」。不少作者早已對此口誅筆伐,我就不拾人牙慧了。 我更感興趣的是,不少信徒對林鄭的狂言義憤填膺,怒斥為「妄稱神的名」,但他們會否其實也在犯同樣的信仰錯誤而不自知呢? 我有上帝的呼召嗎? 正如馬斯特指出,傳統華人教會一直有一套事事求問上帝的「呼召觀」。一些雞毛蒜皮之事,例如晚飯應否吃豆腐火腩飯,或許不用尋求呼召和印證,但一些重大人生決定,例如應否報考學校(尤其是神學院)、投考工作(例如特首)、和人共諧連理等等,一一都要尋求上帝的指引和引證。基本概念是,若沒有上帝的呼召,那麼我們就不應進那所學校、那間公司或那段愛情或婚姻。 背後的潛台詞,當然就是「上帝揀選我去(做某件事)」。某些受成功神學荼毒的信徒,甚至會認為上帝的「呼召」是「前路更為平坦順利」的代名詞。 在這角度下看,林鄭的「上帝叫我參選」,和一般信徒在教會分享「上帝叫我進神學院」,邏輯上其實並無二致。而林鄭若認為這代表她參選之路比其他人平坦,也可謂和這種成功神學的呼召觀一脈相承(註一)。事實上,正如馬斯特在同一篇文章也指出,若自稱天主教徒的林鄭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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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絕望之中尋找出路:談肥彭對港獨的回應

肥彭重臨香江,發表了多場演說。其中在香港外國記者會的午餐會,他就指港獨削弱了民主力量,也失去了在雨傘運動中建立了的道德高地。這是一個悲劇。坦白說,這番說話出自肥彭的口,其實令我有點驚訝。守規矩的肥彭還不是成了「千古罪人」這是因為當肥彭還是香港總督時,他的其中一項最重要的政績,就是推行所謂的「新九組」政改方案。這個方案是肥彭和一班幕僚在殫精竭慮仔細研究《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後,尋找出來的一個既合符這兩份「神聖文件」(sacred texts),又能盡量擴闊香港民主空間的方案。當然後來我們知道,在這兩份神聖文件之外,兩國外長另有一些私下書信來往,進一步收窄肥彭可以迴旋的空間。但一來肥彭當時並不知情,二來即使如此,書信不能凌駕雙方的正式協議,而「新九組」方案仍然合符英中雙方的正式協議。但這個精心設計出來的方案換來北京怎樣的反應呢?北京不但不欣賞,反而狠批肥彭像是一頭衝進精緻瓷器 (china) 店搗亂的蠻牛,是「三違反」的「千古罪人」。最後北京決定令「直通車」脫軌,「另起爐灶」。「新九組」方案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嗎?沒有。這個方案聰明嗎?當然聰明,簡直充分體現了英國人在看似沒有縫隙的法律條文中間如何仍能遊刃有餘的功架。肥彭很守規矩,肥彭很懂得怎樣在規矩的空間中發揮他的聰明,他也懂得如何在談判中佔據道德高地,一直強調自己遵守兩國協議。但最後結果怎樣?最後還不是成為北京眼中的千古罪人?最後還不是被指是令「直通車」脫軌的罪魁禍首?肥彭應該比任何人皆清楚,和北京談規矩、講文明,甚至道德高地,根本只是對牛彈琴,毫無意義。要是合約一方食言就破碎肥彭似乎暗示《英中聯合聲明》賦予港人爭取民主的權利,而北京粗暴干預,是它撕毀盟約,因此雨傘運動爭取民主就可以佔據道德高地。相反,港獨則是港人撕毀《中英聯合聲明》中關於領土完整的條文,這會令我們喪失我們本來有的道德高地。對此我有兩個回應。首先,我必須指出,正如其名字說明,《中英聯合聲明》的雙方是英國和中國。香港人在過程中從未被諮詢,更遑論取得我們的同意。撕毀一份我們從未曾同意的聯合聲明,為什麼會有失落道德高地的問題呢?但我也可以接受,如果北京履行它在《中英聯合聲明》以至《基本法》關於香港的承諾,維護香港的「兩制」,以香港人「閒事莫理」的性格,大半都會接受這個「河水不犯井水」的五十年不變的安排,不會挑戰北京的「一國」主權。但正如過去近二十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北京從來無意遵守它在《中英聯合聲明》中對英國的承諾,賦予香港高度自治。所以如今先撕毀盟約的,就不是港人,而是北京。正如一份合約必須雙方共同履行承諾一樣,若其中一方食言,另一方就有權終止合約,甚至追討賠償。這是討論港獨運動在香港抬頭的處境。我們不能將時空由 1997 年直接跳到 2016 年,然後問,為什麼港人不遵守《中英聯合聲明》下的承諾,分裂領土完整。我們也不能將二十年來包括雨傘運動在內的民主訴求放在一邊,然後質問港人為何不遵守《中英聯合聲明》,甚至指責我們失落道德高地。港獨正是因為北京撕毀承諾的後果。港獨其實就是香港人清楚告訴北京,因為北京在《中英聯合聲明》這份合約上毀約,現在港人決定行使其權利,終止雙方關係,和北京「一刀就這麼兩斷」。結語:只是在絕望之中尋找出路我沒有水晶球,我的確不知道港獨是否如肥彭所言「沒有可能」。但我相信任何同情以至支持港獨的人從沒低估過港獨的困難。相反,我們是「明知不可而為之」,因為雖然昔日我們不少人曾幻想可以乖乖的做一個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但這個幻想早已破滅。二十年來,我們經歷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然後,對一切的絕望。從今日開始,我們就要在絕望中再站起來,尋找我們的出路。三十多年前我們在懵懂中被拱手相讓於一個邪惡的共產政權,三十多年後我們覺醒了,我們決定走自己的路。這是真正體現香港人民當家作主的選擇,這不但不是削弱民主力量,相反,這是真正的民主精神。前路雖陡峭艱險,但這是我們惟一可以走下去的路。港獨雖然困難,但我們願意在絕望中尋找出路。因為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失去了。作者 Facebook 一國兩制 港獨 彭定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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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釋法後,香港的法院可以做什麼?

人大常委會搶閘在法院就「梁游宣誓案」宣判前粗暴釋法,將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踐踏於地,可謂人神共憤。但悲憤還悲憤,「梁游宣誓案」還在法院候判,這場硬仗還得打下去。面對人大釋法,香港的法院還有什麼迴旋的餘地嗎?我沒有做詳盡的法律研究,但腦海中卻不期然出現了三個憲法訴訟的經典案例。《吳嘉玲案》:終審法院有權審視人大議決的合憲性所有讀過香港憲法法律的學生都必然聽過《吳嘉玲案》,也就是觸發首次人大釋法的居權案訴訟。除了是憲法詮釋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的經典案例之外,《吳嘉玲案》更首次提出一個在當時一石激起千重浪的裁決,就是香港的法庭有權根據《基本法》審視人大常委會的作為是否合符《基本法》。在頒下判決後,政府史無前例地要求終審庭澄清判詞的這個方面。終審庭雖然接納這個要求,但其澄清只是帶點滑頭地說「本庭於一月二十九日的判決沒有質疑人大常委會所有合符基本法的條文及程序的作為」,等於什麼也沒有說。及後即使歷經第一次人大釋法,和《劉港榕案》等似乎稍作退讓的裁決,雖然終審法院再沒有重提舊事,但也從沒推翻這個經典案例中的經典裁決。嚴格來說,這個裁決仍然是香港憲法法律的一部分。這個裁決的重要性在於,若終審法院有這個審視人大常委會合憲性的司法管轄權,則可以在「梁游宣誓案」中據此裁定剛剛的人大釋法是對《基本法》104 條的僭建,是一個形同繞過《基本法》159 條規定對《基本法》的修訂,因此並不合憲,亦因此對香港的法院並無約束力,可以直接拋進垃圾筒。《莊豐源案》:人大釋法部分只是廢話另一個雖然沒那麼完全,但仍然可以讓法院對人大釋法作出限制的方法,來自另一經典案例 《莊豐源案》。當日終審法院限制人大釋法的方法,就是將人大釋法的文本視為一份判詞,然後視部分的內容為「順便提及的話」(obiter remarks)(註一),然後視之為對法院沒有約束力。在《莊豐源案》中,終審法院就根據這個推論,裁定首份人大釋法中提及的預委會討論並不能因為在釋法文本中被倚賴,就可以違反普通法的詮釋原則被視為詮釋《基本法》條文的「證據」。根據同一個推論,法院就可以在「梁游宣誓案」中收窄人大釋法具有約束力的部分,裁定任何可以影響案件的部分其實只是「順便提及的話」,所以法院決定不跟從,最後回到起點,只根據普通法原則和本地法律判案。《吳小彤案》:包致金法官的異議判詞《吳小彤案》處理的則是人大釋法「追溯力」的問題。事緣因為有大約五千名和當日《吳嘉玲案》(和同日宣判的《陳錦雅案》)情況類似的人,因為同意挑選《吳》《陳》兩案為「測試訴訟」(test cases),而暫緩他們本身訴訟,等候《吳》和《陳》兩案的終審判決。《基本法》158(3) 條明確指出人大釋法不影響已經頒下的終審判決。但這些沒有來得及提出訴訟的人,又該如何處理呢?他們的權利應該根據《吳嘉玲案》,還是根據當日的人大釋法處理呢?雖然終審法院大多數法官認為「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只局限於當日《吳》《陳》兩案的訴訟人,但包致金法官卻在他的異議判詞 (dissenting judgment) 中提出,由於憲法訴訟關注的,是訴訟人的憲法權利,所以「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應被給予一個狹窄和技術性的詮釋。相反,所有在人大釋法前已經符合《基本法》條件的人士,都應在《吳嘉玲案》後,和人大釋法前,被視為已經得到《吳》《陳》兩案判決下的憲法權利。這些權利不應因為人大釋法而被剝奪。只有在人大釋法後才符合《基本法》條件的人士,才應該跟隨人大釋法處理。值得留意的,包致金法官的分析,也像《莊豐源案》一樣,有點將人大釋法視為判詞的味道:直至人大釋法將《吳嘉玲案》推翻前,香港在相關方面的法律就是《吳嘉玲案》的裁決,而所有當時的人都應根據該案判斷其憲法權利。雖然包致金法官的觀點不被當日終審法院的大多數接納,因此暫時不成為案例,但若今天法院選擇採納他的分析,就可以幫助我們處理目前在原訟庭的梁游一案和「追溯力」的問題。若採納包致金法官的分析,梁游二人,以至其他的立法會議員,他們的權利無疑應該根據訴訟提出的那一刻去決定。人大釋法只能影響在釋法日期後宣誓的公職人員。這樣就變相可以架空今次的人大釋法了。結語:法院能守得住我們的法治和司法獨立嗎?面對人大釋法,我曾有一刻妙想天開,設想可否要求原訟庭無限期擱置頒下裁決,讓政府既無法取消梁游的議席,亦無法上訴,逼著面對一個它不能解決的亂局。屆時必定好戲紛呈。這當然是不切實際。但要求法院跟從上文討論的案例則不然。但這絕不是說法院這樣做是件輕而易舉的事,相反,面對過往十九年北京和港共政權對人權自由以至常識的步步進逼,法院要根據這些案例而「推翻」或限制人大釋法的效用,挺立在泰美斯女神面前,要拿出的,是非比尋常的勇氣。畢竟,今天的處境和十七年前尚未有第一次人大釋法的《吳嘉玲案》的處境,實在已迴然不同。當日終審法院在《吳嘉玲案》頒下判詞時,人大常委會粗暴地違反《基本法》的聯想,其實只是一個徘徊在《吳嘉玲案》扉頁間的模糊影象,但這個模糊影象在今天已經變成一個實實在在刺痛每顆良心的現實了。面對如此威脅,法院能否守住自己的法治傳統,就看今次這一役了。願泰美斯女神仍然守護我們的法治和司法獨立。願公義、真理,真的能夠必勝。註一:這點參考了陳文敏教授的《Basic Law and Constitutional Review: The First Decade》一文的觀點作者 Facebook(歡迎網上廣傳) 法治 人大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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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梁耀忠棄甲曳兵不可以和基督教選委棄席相提並論?

昨日全港市民親眼目睹在新一屆立法會上演的鬧劇:本來手執可以宣布梁君彥不符參選立法會主席資格和宣布涂謹申當選權力的梁耀忠,竟然臨陣棄甲曳兵,交一個「靚助攻」給梁君彥的黨友石禮謙,讓後者成全梁君彥「當選」新一屆立法會主席在今早一片對梁耀忠的撻伐聲中,我留意到有神學院教授指他一直反對基督教「界」在選委會中「棄席」(放棄界別的十席) 的原因,和批評梁耀忠的邏輯相同。但這若非所謂的「抽水」或昧於無知,就根本只是指鹿為馬的詭辯。為什麼對梁耀忠感到憤怒?梁耀忠棄甲曳兵最令人氣憤的原因,是明明他有權力在手,明明他可以大有作為,卻選擇臨陣脫逃,將攻擊的武器交在敵人的手裏:若梁耀忠昨日不是這樣將權力轉交石禮謙,他根本可以以「主持選舉的議員」的身份宣布梁君彥的提名並非有效提名,並根據《議事規則》附表一第八條的權力,宣布涂謹申的提名是惟一一項有效提名,然後宣布涂謹申當選。這個決定是絕對合符《議事規則》和所謂的議事常規。這個決定也令梁耀忠絕不需要處理他認為自己不能處理的什麼「三位議員未宣誓不能投票」或「秘書處只給了我六十七位議員的名單」的難題:只要他宣佈涂謹申當選,涂就可以以立法會主席身份處理這些問題,根本不勞梁耀忠費心。梁耀忠本來可以做一個正確而且可以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決定。但梁耀忠卻選擇棄甲曳兵,臨陣脫逃。若不棄席可以做什麼?棄席的原因是剛巧相反。正如我一再指出,我支持「棄席」的原因,是因為我不認為在一千二百人的選委會中,十席的選委可以帶來什麼改變。事實上,觀乎今天各基督教領袖的政治智慧以至道德勇氣的(低)水平,他們不為邪惡政權背書或與之和稀泥已經很好了,期望他們可以在選委會中和中共博奕,不啻是天方夜談。這根本不牽涉任何理論或道德問題,亦不是什麼「潔身自愛」或「和邪惡劃清界線」的問題。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實際政治操作問題。正如我一直向反對棄席者的詢問:若我們不棄席,除了在選委會中成為一隻漂亮的花瓶,除了給扭曲的選委會它不應有的正當性之外,我們可以在選委會做什麼?但他們卻總是說不出所以然來。然後,他們就弄了個畸形的教內分組抽籤遊戲去決定十個席位誰屬。彷彿這就是他們口口聲聲的對邪惡政權的抗爭了。結語:怎能將梁耀忠和棄席相提並論?梁耀忠是手握實實在在根據《議事規則》和議事常規的權力,可以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但卻逃避責任。基督教選委卻是在一個她只能做花瓶的扭曲制度內,離場,在場外抗爭,拒絕平白給這制度它不應有的正當性。兩者根本無法相提並論。事實上,若真的要將兩者相提並論,應該是說拒絕棄席才是真正「梁耀忠行徑」:因為真正有可能帶來改變的,反而是靠棄席引發一場憲政危機。但不知為何,口口聲聲支持抗爭的「拒絕棄席者」,卻對這可能帶來真正改變的舉動視若無睹。這不是「梁耀忠」是什麼?作者 Facebook 立法會 梁耀忠 立會選老頂 立法會選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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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可以支持某些候選人嗎?

歷屆選舉均有一些基督教的「名牧」站出來為某些候選人站台。由於過往得到這樣推薦的候選人通常都是那些跪拜政權的候選人,我們很快就結論說,這種「名牧」為候選人站台的做法並不合符我們的信仰。但在剛落幕的立法會選舉,我們留意到另一些「名牧」對某些來自所謂的「非建制派」(或民主反對派)表示支持。這令我們重新反思,教會是否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應支持某些候選人呢?教會作為政治的他者思考這個問題前,讓我們先回到一些基本原則,就是教會和現實政治的關係。正如我在《你們要作我的子民》一文中指出,真正的「政教分離」從來不是將教會的大門對外關上。相反,教會永遠都應該以現實政治的他者的方式與之互動:也就是說,雖然教會應該與現實政治區分出來,但這種區分必須建基於仍然和她保持關係之上,換言之,教會要和社會保持一種關係中的他者性 (otherness-in-relation)。若教會必須不斷成為社會的他者,我們又怎能因為那些冠冕堂皇的宗教保守主義,或對社會徹底失望而衍生的犬儒主義 (cynicism),而對選舉這樣一件社會重大事件不聞不問呢?我們又怎能認為「政治/選舉都是骯髒的,所以教會不應參與」呢?倘若教會要作為社會的他者去參與選舉,就必須以其天國倫理對其保持批判,「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不是雙重標準,而是道德判斷所以,若某些候選人的政治主張和教會的倫理有吻合之處(如恤困扶貧),如果某些候選人的政綱同樣能在地上以代表性地期盼 (representatively anticipate) 天國的降臨,我看不到為什麼教會(或教牧)不應支持這些候選人,協助他們,令他們的主張可以在現實政治中發揮功效。但這不代表教會必須毫無保留地支持任何一位候選人。若同一位候選人的主張中有我們不能接受的地方,我們也必須勇敢地指出來。甚至在日後,若這位候選人背棄了他的初衷,我們也必須有提出指責的勇氣和智慧。心水清的讀者會發現,教會這個參與的基礎會令我們達致一個結論,就是我們只應容許教會支持某些候選人,卻不容許她支持另一些候選人。這並不是表面上的雙重標準,而是教會根據其天國倫理之後所作出的道德判斷。教會必須作這樣的道德判斷,這是因為教會的道德從來不是一種模棱兩可的中立,而是一種有價值取向的天國倫理。教牧作為教會的屬靈領導,應該向信徒表明教會在某些問題上的立場是怎樣,而非採取一種迴避的「中立」。派麫包 vs 支持派麫包的政策或候選人今天有不少信徒贊同教會透過「一般的社(會)關(懷)」去關顧社會上受不公政策壓逼的貧窮人,但卻不贊同透過政治參與去扭轉這些不公的政策。這是一個不必要的分別。為什麼我們支持教會派麫包,卻不贊成教會支持派麫包的政策,或主張這派麫包政策的候選人呢?難道兩者不同樣是傳給窮人的福音,難道兩者不也是代表我們在期盼中預表天國的降臨嗎?事實上,羅馬書十三章已清楚說明,政治(以君王代表)同樣是上帝在今世執行公義的工具。強行劃分政治,和所謂「一般的社關」,或許只是源於部分信徒對政治無知而產生的潔癖。聖經並無這個根據。結語:教會不是宣告神諭的超然群體教會作為社會的他者,並不能迴避政治。教會無可避免必須參與在選舉中,問題只是教會採取一個怎樣的角色去參與。教會不應為跪拜政權的候選人站台,但這不是因為教會不應沾手政治,而是因為這些候選人的價值觀和教會的天國倫理大相逕庭。因為這是我們反對教會為這些候選人站台的原因,我們可以同時肯定教會在支持某些候選人的角色。這不是雙重標準,而是道德判斷。而教會不能迴避作出這些道德判斷。在這個大原則之上,容我以一個提醒 (note of caution) 作結:由於教會在作出的是一個宏觀的道德判斷,所以教會不應糾纏於細微政策的優劣。教會應該做的,是支持所有在廣義上接近天國倫理的候選人,像在早前的立法會選舉中,某些德高望重的社會人士表態支持「年輕人」或「廣義的傘後群體」等等,然後將細微的政治判斷交由選民去決定。教會必須謹記,她是天國倫理的群體,但不是宣告神諭的超然群體。只有謹守這條界線,才是教會作為天國群體在現實政治中恰如其分的角色。作者 Facebook(歡迎網上廣傳)延伸閱讀: 《願你的國降臨:民主、天國、終末》(完) 《你們要作我的子民》 宗教 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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