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派不應對修補裂痕心存盼望

面對林鄭月娥「修補社會撕裂」的口號,各個民主黨派不應該對此心存盼望,也不存在我們對來屆政府有疑中留情的空間。或許「修補撕裂」的確正中社會廣泛市民的想望,但面對政治局勢,我們並沒有配合一己的主觀意願而忽視林鄭月娥將會延續有害民生和民主前途的現實。 「修補撕裂」是一個正面的口號,講求同舟共濟、重新團結。梁振英玩弄權鬥,實行專橫管治,固之然是造成撕裂的重要原因,但這只是加劇撕裂的催化劑;真正造成撕裂的核心力量,是北京全面控制香港的強硬手腕和意志,令香港種種溫和對話的聲音都走向死胡同。並非溫和理性、解決問題的方法出了問題,而是北京根本不希望認真處理香港的社會問題。 北京政府在國內面臨的統治壓力與日俱增,經濟增長放緩,過往依靠經濟巨大增長以轉移國內社會問題的方法,已經難以延續。坐立不安的中國在對外方針愈來愈與「韜光養晦」背道而馳,不論政治抑或經濟上日益進取、步步進逼。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同時是中國統治下的屬地,在經濟和社會層面上,無可避免會日漸被中共掌控,「紅色資本」湧入,由日常生活、物資採購到巨額基建,愈益讓利中國企業,根本地改變了香港的經濟版圖。而歷史告訴我們,由戰前華資大班的崛起、戰後工

詳情

沒有目的地的自決指南

「指南針,有!地圖,有!我仲問屋企人攞咗部手提電話添……」相信這個廣告對經歷過1990年代的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提醒着行山人士要做足準備,遠足時帶備飲用水、地圖、指南針、電話、電筒,必不可少。同樣地,6月27日自決派政黨香港眾志,於《明報》提出了「自決起航路線圖」,期望以民主自決,「推動民主運動重新出發……實現民主自決的最終願景,完成這個時代的歷史任務」。眾志提出在他們提出的自決路途上,需要推動民間公投、取得國際支持、達到經濟和社會自主,作為邁向自決的重要步驟;而且認為以往的政改框架「未有深切了解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結構性問題」,需要以「二次前途問題」作為新政治運動出發的核心。就好像提醒出門要帶水帶指南針、要留意沿途店家提供支持補給,還換上一對叫「二次前途」的新行山鞋,一切好像整裝待發。只不過,我們需要詢問的是,這些準備究竟是為了作出一項什麼樣的選擇。如果自決是路長漫漫的過程,那眾志所指引的目的地究竟在何方?眾志沒提供他們的選項不同的政治組織,自有不同的政治方向。撇除建制陣營主張「中港一體化」,推行「內地延長主義」的方向,在非建制陣營中,泛民主派和本土派都有成形的政治方向回應香港社會。相當部分的泛民主派人士主張「內部自決」,希望香港可以重新完全自行管理自身事務,對抗來自中國大陸的干預。當中又可分作兩個方向:較保守的看法,是寄望於北京的善意,能回到一國兩制的初衷,重新兌現當初的承諾;較進取的看法,是增加制度上對香港自治的保障,譬如增加調解機制,以至否決的權力。當然,不得不提及本土派明確的政治主張,就是結束中國與香港兩地的政治關係,走向獨立。政治組織不能只就個別議題去推動倡議。當然,眾志能夠在政治方向以外,同時強調社會、經濟、社區的配合,的確難能可貴;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們除了提出自決,將未來政治方向交由市民決定以外,並沒有提出他們對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政治關係主張。除了表態不會贊成獨立,但保留獨立作為選項以回應本土派外,他們沒有提供他們自己的選項。政治選項真空 自主主張顯脆弱相信今時今日香港的政界都應清楚知道,之所以討論「二次政治前途問題」,是因為它影響着真普選有沒有實現的可能、經濟和城市規劃是否被不民主政府上下其手、社會民生是否因為京官商聯手共治而被置之不理。不論既有的政黨,抑或新興的組織,都沒有「重經濟民生、輕政治前途」的可能。同樣地,眾志在政治選項上的真空,使種種的社經自主、社區自主的主張,都顯得零碎和脆弱。尊重民意與否是政治人物的態度問題,但不可能失去政治人物本身的主張和見解。如果相信社會內的政治互動,香港眾志作為一個主張自決的政黨,好應該拿出他們的自決選項回應市民,以至和泛民主派的「內部自決」等選項作良性比較;而不是搞混手法和目標,提出行路的方法,卻沒有行路的目的地。最終約書亞要帶人們前往什麼樣的應許之地,恐怕仍然是茫然不解,未得要領。作者是時事評論員原文載於2016年7月16日《明報》觀點版 香港眾志

詳情

英國將往何處去?

英國人作出了一個同時有害於英國和歐洲的公投選擇。卡梅倫為擺平保守黨內的不同聲音,同時面對英國獨立黨的競爭,便將一個涉及極大技術細節的議題訴諸一次公投。結果卡梅倫賭輸了,公投非但不成為他的民意後盾,更與他的留歐立場相左,為以示負責只能黯然辭職。一個人丟掉相位事小,重要的代價是英國從此與歐洲分道揚鑣,又面臨內部不同地域、階層、世代分崩離析,變成政治局勢難以收科的國家。對外影響力恐怕盡失究竟英國可以往何處去?一個失去歐洲的英國,其影響力還可以如何發揮?無可否認,今日英國僅僅是一個中型國家,但放諸歐洲版圖而言,卻是英法德「Big Three」3個最具實力和重要的國家其中之一,在歐盟內部的權力平衡中有着重要位置。英國退出歐盟不同於失去某些個別小國——諸如馬爾他或盧森堡,不但令政治失去平衡,更是令長久以來「歐洲大融合」這個故事的圖像,趨向崩裂。在疑歐聲音傳遍各國的時刻,英國退歐成為先例,自然會引起各國疑歐派施加壓力,爭相效尤。反過來,歐洲各成員國政府為遏止疑歐派,對英國退歐定必採取強硬態度,不容許英國既退出歐盟,同時期望於達至對英國有利的英歐協議。而偏偏英國最重要的盟友美國,在其全球部署之中,希望英國能在歐洲舞台上發揮穩定的角色,並且協助美國影響歐洲的方向。而新興國家,諸如中國則需要英國作為對歐盟踏腳石,取得更有利的經濟合作條件。可以說,英國的影響力是取決於一個其介入歐洲的身分,而如今英國人卻選擇退出,美國和新興國家會否再重視英國恐怕成疑,無疑對英國從今以後的影響力大打折扣。世代與階層矛盾 改變政治版圖公投結果和相關的調查,反映英國世代和階層之間的意見分裂:年輕一代活在英國已經進入歐洲的年代,見證歐洲合作的發展,大都選擇留在歐盟;而年老一代則仍然保留英國與歐洲分開處事的記憶,支持脫離歐盟的比率剛好與年輕人成反比。以致年輕人質疑為什麼自己今後大半世的未來,竟由日落黃昏的一代決定。而基層與中產的取向差異雖沒世代般顯著,但也不容忽視。中產較基層更為支持留歐;當留歐派打經濟牌,表示一旦退出歐盟將面對經濟衰退,但基層市民回應的想法,卻是經濟早就衰退了,留歐派的方向反而顯得離地。傳統上支持工黨的北部工業區和威爾斯,在今次公投上也傾向退歐,這無疑與工黨的留歐立場背道而馳。反而倫敦,除了此前選出一個少數族裔出身的工黨市長,更一反英格蘭多數地區的意向,支持留歐。社群遠較多元和較集中高教育水平人口的倫敦作為例子,突出群眾間的差異,一邊是教育水平、社會位階、收入較高,居住城市、對未來較樂觀的一群;另一邊是苦勞大眾、教育水平較低,居於鄉鎮、對未來遠較失望的一群。工黨似乎能取得前一類人士的支持,卻失去傳統基層工人的認受,流失往退歐的英國獨立黨。傾左立場的科爾賓非但不能一反此前地方大選下工黨的頹勢,更在今次公投上突顯工黨的危機。作為傳統兩黨制下其中之一個大黨,其支持底盤有着這樣重要的轉移,英國獨立黨藉此崛起,再加上保守黨就歐洲立場的不穩定,恐怕將會發生有如1922年大選,自由黨驟然被工黨取代的變化。一場政治角力最終揭露社會分裂有如兩個國家的事實。地方分離 再難回頭世代和階層的差異,需要時間處理,但地方分離的主張已經急不及待。蘇格蘭和北愛爾蘭在今次公投,傾向留歐,與英格蘭和威爾斯走向相異。這對意向親歐的蘇格蘭來說,可說是再次舉行獨立公投的契機,蘇格蘭民族黨黨魁斯特金表明將尋求舉行第二次獨立公投。這次公投一如大選,顯示日趨保守的英格蘭因人口眾多,得以主導整個聯合王國,而蘇格蘭則無法從中影響全國的走向,出走獨立的誘因只會愈來愈大。北愛爾蘭的整體結果雖屬傾向留歐,但仍有相當部分地區傾向退出。這反映北愛爾蘭的複雜情勢,雖然愛爾蘭政府在公投後隨即表明尊重英國的公投結果,並會繼續維持兩國通行的現有安排,以及繼續維持《耶穌受難節協議》的遵行,以免引發親英聯合派與偏愛爾蘭的民族派之間的對立。但地方分離主義勢必伺機而起,蘇格蘭如是,北愛如是,甚至一如英格蘭傾向退歐的威爾斯亦會如是,畢竟現時威爾斯取得相當來自歐盟的補助,退歐以後這些援助勢必要由倫敦負擔,只要不斷趨向分離,也就愈有條件要求倫敦下放資源和權力。一夕之間,英國人決定了他們今後的命運。退歐的標誌性,可與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相提並論,當日美國阻止英國、法國、以色列三國出兵埃及,標誌英國相對弱勢的事實。我們看到過去英國轉而藉歐洲聯合去發揮自身影響力,可是這個政治角色已經逆轉,對外影響力將會減弱,而且將國內的社會分裂和地方分離一併顯現,才是對英國的重擊。作者是時事評論員原文載於2016年6月27日《明報》觀點版 歐盟 英國脫歐公投

詳情

衝擊體制的民意——從英國選舉看香港政局

在剛剛過去的英國地方議會選舉,工黨整體取得的議席減少,不僅未能在今次「期中考試」借勢超前執政保守黨,更在不同地區遭遇挫折。威爾士傳統上是工黨的地盤,但在威爾士議會選舉,工黨的得票跌幅大於保守黨,同時面對威爾士民族黨聲勢上漲。而在蘇格蘭議會,工黨也喪失官方反對黨的地位,被保守黨超前,淪為第三大黨,遭遇多年來最大敗績。普遍認為,今次地方選舉,非但不能重振工黨在上次大選落敗後的聲勢,更代表着工黨愈來愈沒有機會在下次大選重奪執政權。傾向留歐的工黨未能取信國民,而相較之下,反而是反移民反歐盟的英國獨立黨取得更多議席,令脫歐的聲勢更見來勢洶洶。因此,工黨的薩迪克汗擊敗保守黨的戈德史密斯,贏得大倫敦市長(Mayor of London,與Lord Mayor of London倫敦市市長不同)的職位,除了可說是彌補工黨一點成果,更矚目之處,是移民家庭出身的薩迪克汗,成為西方世界首位穆斯林首都市長。而且薩迪克汗今次的得票率,是繼2000年利文斯通擊敗保守黨之後,拋離對手最大的差距。這當然與倫敦本身聚集了較其他地方高的移民比率有關,是顯示倫敦與全國其他地方,有着特別的民意分野。顯示民主社會現行體制的危機當社會面對重大危機,社會內部沒有足夠的改變力量和信心,一個清晰可見的載體,就可能成為被突出針對的對象。整個歐洲而言,歐洲聯盟原本有着推動歐洲合作的目標;但面對近年的經濟低迷,歐盟這個「超國家組織」成為了眾矢之的,民眾普遍不滿低迷連帶緊縮政策、社會服務減少,同時也不滿開放流動帶來的外來人口和就業機會流失。在持續的無力感底下,自保成為了一股廣泛的反應。對現况不滿自然要求改變,但既有的主流政黨和政治制度未能對此回應,民眾的支持自然轉為非主流政黨。過往數十年朝向泛歐洲的政治共識逐漸被打破,於左翼而言歐盟非但不是實踐合作的理想,而更是強推緊縮、漠視人民生活的框架;而於右翼而言對國家的自保則蓋過融合帶來的利益。因此不論左右,由西班牙的極左派政黨Podemos,抑或極右翼政黨如法國的國民陣線、德國的另類選擇黨都在形成崛起之勢。今次英國地方議會的選舉結果:獨立黨議席持續增長;民族主義政黨的立場更為衝擊現有體制——主張獨立;兩大主流政黨工黨和保守黨同樣面對議席減少,工黨縱然親歐卻未能取信於民眾,親歐民眾乾脆支持更為立場鮮明的蘇格蘭民族黨或綠黨;保守黨作為執政黨竟然選擇放任自流,首相卡梅倫在未來幾星期後的公投支持留歐,而重量級人馬倫敦前市長約翰遜卻反其道支持脫歐。主流政黨缺乏鮮明方向,其發展趨勢也與歐洲大陸趨同,顯示的是民主社會現行體制所面對的危機:中庸之道未能解決問題,而其他聲音卻眾口難調,削弱而非重新鞏固民主政制。衝擊體制和抱殘守缺之間尋求改變薩迪克汗的勝利,或許是代表一個移民的成功故事;而一個超出對手甚遠的大勝結果,對工黨來說,或許是整體死氣沉沉的結果以外僅餘的安慰。一個標誌人物成功突出,正正是賦予機會讓政治人物推動社會的改變,其中一種是利用社會面對不安所產生的躁動,衝擊既有體制;另一種是在繼承民主國家得來不易的體制,同時加以完善和轉化。否則,則只會讓尋求共識的聲音為分裂所遮蓋,以致機制陷入保守僵化,然後分崩離析。反觀香港,誠然只是一個被局限的半民主政體,體制所發揮的後果無疑更為低下,無力處理迫在眉睫又或者謀定將來的種種社會問題。既有政治力量過於熟習箇中的政治運作,在民主目標遙遙無期的情况底下,無疑需要革新。衝擊體制的民意已經出現,本土議程已經出現,就展現對現有中港政治關係,以及民主進程的不信任,當中有反思進步的成分,亦有封閉排斥的面向。族群議題也不約而同成為爭議所在。在轉向公民民族主義之前,本土派曾經擁抱針對大陸較為封閉的族群觀點。與此同時,建制陣營也走向激進,為抵消社會對中國大陸的不信任,則從針對難民,利用建制輿論,擴展至標籤少數族裔。面對這種分裂政治,在未來中國經濟衰退,香港不能置身事外,社會問題在經濟危機更加尖銳的情况底下,只會更為擴散。這是考驗爭取民主的政治力量,是否具有歷史觀,正面面對當前民主體制的困局,而非僅僅沉迷選戰勝利得失。否則,只會在淪為保守建制,和被激進反建制中狙擊之中凋零。原文載於2016年5月16日《明報》觀點版。 選舉 英國

詳情

【中學生示威】齊齊寫:吳克儉 和 校方重要人物湯修齊

原來超越人鏈同拍打車身係「不當的表達方式」,回到家中看到教育局秘書如是說,真的豈有此理。我乘車回家時想着,若果我是一個到臨某校典禮的教育局局長,究竟會如何面對這班聲淚俱下的學生。或許自問不是一個有所作為的局長,自己成個Package更加毫無認受,但基於一點點正常人起碼的同理心,又或者對青少年的體諒和可憐,還是會選擇站出來,看看學生,聽聽幾句他們講甚麼;差一點的,總能夠接過信件,像孫明揚一樣比劃下樣子,以暫息民憤。但結果這位人兄,就這樣視若無睹,後來聽說他在車子中,篤手機。天底下沒有比此更衰格更無良的教育局長,對學生關注學生自殺、反對普教中簡教中TSA等問題完全聽而不聞,完全不理會學生是何等關切。除了涼薄以外,還可以算甚麼?而為甚麼學校背後的教育機構,會邀請這位人兄到來?負責招呼學生舊生們的,不是吳克儉,而是一齊隨侍車旁的湯修齊,教育推廣機構的主席。我在今朝的示威中,還好聲好氣,叫他不要做磨心,就好好讓學生直接把信交到吳克儉手上。但原來湯修齊除了是教育機構主席,他還是政協、以及TSA委員,一個聲言TSA行之有效的建制人物。湯修齊一面主持公道的客觀模樣,一邊叫學生快點歸位,最後祭出絕活,就是Whatsapp 傳信。他跟學生說有關聯署信經已透過 Whatsapp 傳給吳克儉,而奇怪的是,明明信件還眾目睽睽下夾在吳克儉坐駕的擋風玻璃上,那麼多學生圍着車子,究竟湯先生如何用透視眼和快槍手,在電光火石間把一封長信,外加三百多個聯署極速打好?定抑或事前準備好說辭?甚至二人關係密切到心心相印?我不明白。若果到最後,湯先生在對外新聞中表示,認為學生的示威方法不恰當,那麼究竟甚麼才是恰當?其實中學生圍車子只是下半段,事情還是有上半段。一朝早學校就已經安排一個所謂的「意見表達區」,其實是在學校的行人入口處,意見表達區外還安排了一列童軍站崗,基本上循行人路的來賓是只能隔着一列人牆,去看到示威學生舊生表達的訴求;而吳克儉呢?他根本就是從學校另一邊的車道,驅車而進;換言之吳克儉根本就不會經過學校一早安排的「意見表達區」。這是那門子的表達?如果能夠陳列標語, 就代表完事,那為何學校不開放電錶房、升降機糟、又或者天台等等沒有人看到的角落讓人示威?根本就和在荒山野嶺靜坐,沒有分別。又何以要老師們、童軍們當人肉盾牌,用來阻隔示威學生?如果不是學校這種安排,吳克儉又急着要像過街老鼠般逃跑,學生又何以以身犯險擋像局長坐駕,何以要甘冒被警察驅趕乃至拘捕的危險?而學校驅使的是老師和童軍,學生們僅有的卻只是自己的標語和身軀,湯修齊口口聲聲說學生不恰當,背後卻 Whatsapp 傳呼、老師童軍人盾、冷宮角落的示威區,那最基本的道德人格究竟在哪裏?根本由一開始,教育局局長和典禮安排,就經已是把學生逼到爆發邊緣了。教育局回應說,今早的事件,令校慶蒙上陰影。多謝,吳克儉本人,以至原應尊重的湯修齊,經已是令整間學校﹔陰風怒號、烏雲蓋頂的禍首。原文及圖片載於作者facebook  教育

詳情

【中學生示威】齊齊寫:同學們 和 老師們

今日有過百個伊湯中學生站出來對吳克儉抗議,過程聲淚俱下的過程,相信大家都看到了。不再冗述事發經過;但過程中除了教育機構主席湯修齊代官員收信之外(後來才發現他是建制中人,TSA委員,所以應該能代為收信)。倒另外有些環節,特別深刻。在剛開始攔阻吳克儉坐駕的時候,就是一名中年婦人(後來知道是母校伊中中,即事發伊湯中的姐妹學校的新校長)護着車子,跟我說道「朋友,你可否讓回道路?你這樣很危險的。」,我回她:「我當然知道危險,但為何你不問身邊的學生為何這樣不滿?問他們想唔想讓回道路?」其實,我很清楚了解到部份人對學生這樣自發、清晰、勇敢地表達自己意見,不太高興,有人指揮工友,說學校牆壁和球場不准放置示威品,工友一手就把牆上的海報揸皺撕碎,實在是很難堪的過程;那位人兄還強調,地方是屬於學校的,我就高聲問同學:「學校係咪大家架?」,同學大聲答「係」。這是明明就是歸屬感,但反而有人卻對此避之則吉。而學生們都擁到車道時,除了哀傷和憤怒,他們還拿出無比的勇氣,手拉手築起人鏈,決心硬橋硬馬、認認真真的阻止吳克儉遁逃。我從來都不會直接阻止或推動其他人上不上前,我覺得這是行動參與者自己的企位,但我也禁不住問他們:「你們是否堅持繼續下去,警察來了,你們了解可能面對的後果?如果理解我也會和你們繼續下去。」當時我看到的,是負責行動的同學,帶着淚,回以堅定的眼神,說「清楚後果。」然後她就用大聲公,告訴同學面對警察前來可能會被拘捕,請同學自行衡量風險。而很多同學收到訊息後,還是選擇繼續堅持要吳克儉接過請願信,接受學生訴求。當然,吳克儉遁逃後,有同學太過失望,轉為指責沒有參與的同學,但所幸在接着的聚會,他們便主動道歉。而在聚會當中,有學生感謝老師在數位警察圍困糾纏着她時,以身保護學生。事後我找回影片,才見證到那一幕,不單單是「擋着」般簡單,更加是出盡力地抱着同學,大叫「唔好掂我啲學生」,阻擋警察企圖抓着推撞到同學,而警方到了那個關頭,經已是威脅再阻擋就要把學生拉回差館去。如果用「不理性」、「過份」來形容學生,那就真的太侮辱同學們的訴求有理清晰分明、他們對社會和學校的着緊、他們堅定勇敢而思考過的付出、他們有能力感恩和道歉的胸襟度量,絕對是吳克儉和其他今日有份袒護吳克儉的人,都無法理解的事情。最後,我想打一段,是同學在事發後的聚會上講述的一段感受,以此作結:「當我地多一個人,就可以阻多佢一陣;阻多佢一陣,就可能叫到佢落嚟;叫到佢落嚟,就可能接信;可能就會睇,可能就會諗,雖然我覺得佢唔會。但係我覺得就係好多野,我地未試過、未做過、未努力過,就咁放棄咗,就咁睇住人地去做,其實我之前都一樣嘅,都覺得社會啲野唔關我事,有好耐先面對架啦,好多人會去做架啦,有老師會幫我地企出嚟架啦,出面咁多代議士會幫我地做架啦……但因為湯中無人企出嚟,覺得多我一個唔多架啦,做嚟都無用架啦,可能就無人企出嚟囉,可能就咁走咗囉,可能就咁嘆咖啡走咗都唔遲,就係因為我地去講,我地先有傳媒嘅關注。你可能覺得自殺問題…我都唔會死架啦,你死咪死囉,但你地有無諗過,而家嘅教育制度只會越嚟越差,佢啱啱講話去東莞、去一帶一路,都唔知講咗幾多次,你地諗下,一個局長,係打從心底唔理我地架,如果我地都唔講,邊個理我地,邊個會聽我地講啊,希望大家今次無出嚟,我知道有好多顧慮,但我希望湯中嘅學生,我地學校經已算係比其他學校開放好多,好多老師係支持我地、保護緊我地、撐緊我地,你地有無諗過,可能你地覺得比警察打,但我地係咪應該更加無畏無懼,更加勇敢去做,更加敢去關心,去發聲去做,而係多啲嘅聲音,可以令到香港嘅唔公義會消失。」原文及圖片載於作者facebook  教育

詳情

硬幣上那尊容變烈士銅像

主權移交18年,過氣京官、掛名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開腔指香港未有依法「去殖民化」,成為繼張曉明「特首超然論」以後又一放肆批評的例子。言猶在耳,郵政署以「不合時宜」為理由,宣布將數十個英治時期郵筒上的君主徽號用外物遮蓋,儘管有市民要求郵政署收回決定,但署方回應過後,政府依然一意孤行。終於到了一天,為求過氣京官口中的「去殖民化」,可能連棄用皇冠頭硬幣等不切實際的事情,都似乎成為事實。「去殖民化」口號往往動聽非常,但深究當中卻不易說清。譬如香港的確因為英國殖民統治,而留存一些珍貴的基礎,部分人會點出自由、法治、廉潔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英治後期數十年的善治和社會發展,亦令市民存有一定的信心——這是現今特區政府管治遠難做到的事。英治遺產的一體兩面但正如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早前出席港大座談會時表示,應誠實地面對在沒有民主下,本港享有的只是「類法治」。自由、法治、廉潔所謂的核心價值,並沒有深植於香港社會,移植過來的成果不等於扎根。市民未能感受公共社會與自己的切身關係,在於殖民時期香港並沒有自主權以及民主政制。在老生常談下的善治和社會發展以外,事實是香港卻始終不是自治殖民地,沒有建立民選的責任政府——雖然是因為中國政府不希望香港有民主而橫加阻撓,但英國政府也沒有對此付出多少堅持。一般庶民始終視上述價值可有可無,「核心價值」不單絕不核心,更顯示是流於表面。官商合作的關係,更肇始於百多年來政府相繼與英商、華人買辦、來自上海的工業家、地產商等分享權力,到今時今日亦為北京和特區政府所繼承;議會的組成、行政主導的框架,細節操作儘管存異,不民主的特質卻是一脈相承。這是英治遺產一個銅幣的兩面。這顯示了一個弔詭的現象:當北京官員講「去殖」,當然是要清除英治的第一重正面遺產;但使得北京能夠如入無人之境,港共政府能夠上下其手的,正正是憑藉英治的第二反面負債,令「共殖」能承接「英殖」而行。簡單舉例,儘管權力擁而不用或受制於程序和慣例,如果不是從前港督是各間大學的當然校監,始終不受有形制約,今日梁振英哪能擅用承接來的權力染紅大專學界?清洗英治記憶 否定香港過去回到今次遮蓋郵筒徽章事件,正是因為殖民影響正反相集,而顯得「去殖民化」振振有詞;但卻是消滅第三重的英治遺產—— 一般市民的在英治年代的生活記憶,當中有集體排隊領取BNO護照顯示對英治體制的信任,又或者哼着「個個揸住個兜」開英國人玩笑的不認真和挖苦……但現今不論淡化對二戰英聯邦軍人的舉動,又或者遮掉郵筒上面的徽號,都是對英治時期實行記憶消除(damnatio memoriae,一種古代刑罰,藉着清除或改寫銘文紀錄等痕迹來作出懲罰),遮蓋郵筒的舉措無疑表示香港過去的殖民地歷史是一種罪,而一併否定香港社群的過去。這種強行而無理的否定,本質上是大陸對香港的不尊重,是掛羊頭賣狗肉,以去殖為名內裏卻徹徹底底的殖民。總有一天,所有舊一輩香港人都會老去,記憶終成歷史,並可能因官方對歷史淡化而無法傳承;但只要兩地一日不實現平等共存,社會內的正面價值不能生根,反面的控制與日俱增,北京終究要為對港的殖民統治付出代價。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原文刊於2015年10月13日《明報》觀點版 殖民

詳情

當大學和社會都面對無盡黑暗

港大副校任命爭議,終於被一錘定音。仰承當權者多於向校內員生負責的校委會,以大比數否決任命陳文敏為港大副校。現在當權者玩弄社會,可以連講點大話的氣力也懶得出了,據出席會議的港大學生會會長公開所稱,什麼「網絡搜尋的結果數目太少」、「通過任命會造成分裂」、「你沒有博士學位」等等荒唐理由都可以登堂入室;而梁智鴻簡單一句「為了港大的長遠利益」,就有如尚方寶劍,一出就回答完市民的質疑。教育界、校友等等,紛紛直指是大專學界最黑暗的一天。但這些年來,「××最黑暗的一天」已經多次出現,因為我們發覺情况惡劣,簡直黑處未算黑;但同樣令我們警惕的是,黑暗得寸進尺之際,正是溫水煮蛙得勢之時,副校任命事件爭議多月,但相比當年鍾庭耀事件在坊間造成的震動,今次在社會卻幾乎不起漣漪。不管理由有幾光怪陸離,不管強辭是何其奪理,就像股市表現消化掉市場消息一樣,不再惹得市民關注,一眾校委縱然備受追問,要麼就迴避問題逃之夭夭,要麼厚臉皮大耍言辭功夫。權力壓制 令人麻木權力的壓制,初則惹來反感,但久而久之,卻有本事令人麻木。大學不受干預如是,港台被陰乾如是,「慈母」打人不受追究如是,大白象工程無理出台如是,釋法一次生兩次熟亦如是;被視作重要基石,推動社會改進的價值,在10多年後的今日,正被蔓延中「反正日子也是這樣過」的消極心態所掩蓋,甚至連切身之處鉛水禍害,也彷彿輕舟已過萬重山,經過一兩個星期後,連對政府的一點壓力也彷彿煙消雲散。我們值得有捍衛大學自由,對抗當權者干預的大學管理層,而不是延續殖民地的大學制度;之於我們值得有一個被有效監察的警務隊伍,值得有一個沒有功能組別、貫徹監察功能、論斷社會政策的議會。種種問題,直指集權下的制度暴力,不單存在於政治制度,還包括經濟和社會層面。有着第一世界的經濟發展,卻只有第三世界的社會水準和政治制度,絕對是香港的倒退。當然,我們正是敲響喪鐘,警醒市民關注某件事件;但鐘聲再響也不應只化作單一事件的間歇警號,更應是與「搵餐晏仔就算」的心態對抗。這關乎香港有沒有面對大改革的心理準備;而不是小修小補、有商有量、營造「建設氣氛」的進路。縱然在大學學術任命上堅守立場,但如果在其他民生社會環節上表現合作,無異於讓惡貫滿盈的當權者可以「鋪鋪軟着陸」;最後香港大學之死,不單對方在明目張膽地凌遲,更在我們回首發現燭光搖曳不足以驅除黑暗。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港大

詳情

2047前的香港

最近民建聯成員周浩鼎撰寫一篇叫〈2047後的香港〉的文章(《明報》,8月20日),藉着探討近日學者與學生團體的「二次前途」議題,表態支持在2047後延續一國兩制;這個看似正面回應學生團體的舉動,推論過程中卻迴避過去18年北京干預香港的景况,僅僅將一國兩制18年的實踐輕描淡寫為「碰上不少挑戰」,除了以此佐證延續一國兩制,更借題發揮,要香港的泛民主派及民間聲音,不應在「二次前途」問題上和北京「搞鬥爭」。但究竟事實是香港井水犯河水,抑或是北京大石壓死蟹?相信明眼人都會清楚知道是後者。是香港的普選目標被北京用8.31框架掉包,是香港的高度自治被北京用中聯辦插手來造假。過去18年的發展,是香港事務被北京干預,而不是大陸事務被香港干預。但周浩鼎卻以威逼利誘作為手段,去推銷他的「香港投降論」。威逼在於,將北京在政治、社會介入香港造成的矛盾,轉為是香港人的責任,進而狡辯香港人要是據理力爭,將會令「一國一制」愈加強化;又說中國大陸如果對香港的依賴會進一步減少,北京將會因成本高於益處,而放棄一國兩制。而利誘在於叫香港人屈服於與大陸的生計與經濟關係,而放棄貫徹高度自治的信約。 2047前事實——北京破壞一國兩制在先按照上述邏輯底下的一國兩制,建基的不是尊重,而是利用,只要成本大於益處,北京對香港的承諾就只是「反轉豬肚」;這種一國兩制,建基的不是對等,而是依賴,只要北京一意孤行,連兩地之間的尋常經濟活動也成為打擊手段,迫使香港要「醒醒定定睇北京面色做人」。這是2047前我們希望爭回的一國兩制嗎?這是2047後想永續自治的一國兩制嗎?如果未到2047年,又或者未實行「一國一制」,對過往18年來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總結,就只有代表這種「香港投降論」所演繹的「揸頸就命」、代表着北京可以放任如周先生所言般,像小孩一般任意撒野,那麼這個一國兩制模式也實在太脆弱了。或許這種「香港投降論」版本的一國兩制,只是周浩鼎的推論——某個親北京組織屬下成員的個人見解;但不幸的是,這不單單是周先生的個人見解,更是一國兩制的實際狀况——在城市規劃(邊境空間的開發)、資源分配(傾斜京商勾結財團盟友的制度)、經濟發展(依附大陸的融合方向)上香港不斷失守,產生出的社會問題又拒絕香港人透過民主、自治的政府撥亂反正;而且愈是介入香港事務,香港就愈難伸張高度自治的原則,北京就愈有能肆無忌憚地無視雙方的信約,自把自為地搬動龍門。究竟是誰在香港搞鬥爭搞亂檔,答案明顯是北京。 2047前準備——香港話語權保衛戰「一國一制」與「一國兩制」, 看上去是2047年後兩條迥異的選擇,但既然一國兩制框架是北京設定的,過去18年的經驗也顯示北京能夠對香港上下其手,正所謂沒有賠本的莊家,北京其實不會介意永續一國兩制,只要這個一國兩制是香港自我審查在先,甘心聽話在後,北京又何嘗不樂意維持香港的典章門面?這只是「一國一制」的溫柔變奏版本而已,根本就不是香港人所需要實踐的自治模式。2047後延續自治,當然是2047前香港明確爭取的政治目標,諸如最近《香港革新論》的「永續自治」、學生組織提出的「二次前途」都是很值得討論的方向;而兩者分別提出強化民間社會連結和實踐公投,都是合理而應當考慮的手法;但手法以外,也不能迴避處理如何看待北京的問題。如果不能清楚明白北京權欲薰心破壞香港自治的事實,如果不能清楚中港矛盾出現的先天問題是缺乏對等尊重,那延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也只是北京在2047後,繼續設下一個沒那麼小的籠子而已。2047前的準備工作,就是要在大籠和小籠以外,清楚地貫徹「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原則,凝聚香港共識。作者是時事評論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