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思考抗爭的代價

旺角騷亂事件中首次有被告暴動罪被判罪成,3名被告各被判刑3年。不消說,這是沉重的代價。當然,社會應反思年輕人憤怒上街的原因,但除此以外,這次判刑的沉重,也該迫使我們要好好重新思考代價以及責任的問題。 這一問題比較強烈地浮現在我腦海中,是來自梁頌恆及游蕙禎被DQ之後,梁天琦關於自己暫時引退到外國讀書的訪問。 在被問及DQ風波中,何以沒有作出任何行動,梁天琦解釋原因是害怕遭即時還押至2018年。然而,這卻令人想起,旺角騷亂之後他一直高舉以死相搏的旗號。這就奇怪了:如果一個人不願意即時還押,那他何以願意以死相搏呢?難道梁天琦認為即時還押比死亡更害怕?這令我懷疑,這個人到底有沒有深思熟慮死亡作為抗爭代價的問題? 又或今次旺角騷亂之中,現場存在太多偶發性元素,而且在所謂自發、無大台及無底線的發動之下,發動者亦沒有事先就?行動及其各種後果,至少提供起碼的說明及資訊,所以也難說參與者有沒有心理準備面對各式情?及代價。在沒有組織承擔責任之情況下,在鬧市的騷亂中又隨機捲入眾多路人或同情者,這使得代價的問題更形複雜,而在沒有組織出面之下,這最終成了個體化自行處理的問題。難過的是,代價如此高昂的行動,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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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曼的瓶中信 或跟時代保持距離的批判意識

著名英國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離世,享年91歲。 哀號傳出,臉書上不少朋友迅即轉發他於去年的訪談。在那篇題為《社交媒體乃陷阱》的訪談中,鮑曼認為,社交媒體的真正用處更多是「把自己鎖進同溫層裏,聽着自己的回音」,而非跟不同信念的他者創造有意義的對話。是的,這恐怕就是這位社會學人一貫而熟悉的思想風格,亦即,在這個由他所命名的所謂液態社會的諸種急速轉型及變化中,像是親密關係、共同體政治,以至無遠弗屆的全球化等,他時常都能嗅出悲觀的氣息,亦即是說,在別人樂觀地看見光明進步之處,他卻從中發現了暗角廢墟。 關於鮑曼,在我周遭有兩種反應,一種屬於浪奔浪流、踏住浪尖浪頭的友人,他們愛說鮑曼老了out了,跟不上時代,或一個字,悶;而另一種人則為他堅持的批判思考而受到鼓舞,並隱約看到一絲曙光。 然而,無論樂觀抑或悲觀,於我來說,鮑曼象徵着一個年代的知識軌迹。作為社會學家,他的思想及論斷從來沒有脫離對於整體社會文化狀况的深入檢視,因而他的尖銳性並不是純粹基於理論的抽象性,或與舊世界決裂的勇氣,哪怕是他的論戰對手Giddens亦復如此(同樣是社會學家),分別就在於面對眼下社會變遷的最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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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梁天琦的恰是他自己的路線

梁天琦道歉,解釋在梁頌恆游蕙禎宣誓風波期間自己一言不發,乃是因為難以站在最前線,坦言自己是有底線和感覺害怕。他形容自己只一年的政治生命像煙花,短暫而璀璨。「黃絲」朋友中,立即有部分人深表同情,說年輕人願意反省是難能可貴,他日學成歸來同樣令人期待,云云。然而我非但沒有什麼共鳴,反倒覺得梁天琦有點不負責任。畢竟,宣誓風波引發的後遺症仍然持續,這絕非可以撒手不管的時候,正如他絕不該在呼籲其他人投了他口中的「Plan B」之後,自己卻撒手不管。其次,梁天琦身處其中的激進右翼本土陣營,為整體社會運動帶來的破壞,到現在仍然欠一個認真的道歉和反省。先旨聲明,我絕對明白且同情梁天琦身負暴動罪的控罪,然而同情不該取代關於對錯好壞的獨立思考。事實上從梁天琦的剖白中已透露出一個他自設的圈套和困局,也就是為何梁游宣誓風波期間一言不發,他說這是因為他難以走在最前線;然而問題是,難道必須要重演一次旺角騷亂才算得上是社會運動嗎?在「一言不發」和「走到最前線」之間,難道就沒什麼可做?這個時候,在「旺角騷亂式」抗爭之外,他就什麼也做不了?這恰恰是自設的圈套。正如在梁天琦作出這次轉向的剖白之前,他及其陣營經常以即時的功用來質疑非暴力路線,開口閉口「有用咩」,而這種指控現在卻彷彿像回力標般飛回到自己身上,使他要麼考慮以最勇武姿態走在最前線,要麼一言不發。或許,DQ(disqualify)風波期間他的一言不發,若然不是不負責任地撒手不管,那麼這倒不如說更像是激進政治的病徵,因為在「一言不發」和「騷亂式抗爭」之外尚有太多的可能。或需反省當下激進青年政治盲點或許問題也不僅在他一人身上,畢竟梁天琦所倡導的「時代革命」,在追逐以死相搏式無底線升級,以及要求立即「有用」的同時,早已將過去的社會運動打成為彷彿一無是處的行禮如儀。荒謬是,今天這名「時代革命」的代表人物卻跟大家說:爭取民心大多數是重要,難以每次都立即有成果,並且要有底線等等。關鍵在於,如果以上所說真的代表了梁天琦本人的真切反省,那他似乎欠了過去遭他們陣營謾罵的人一個道歉。梁天琦說,這段時間是他選擇了自己,是他懦弱。但我倒覺得這是錯了焦點,因為這又使事情歸咎到他個人身上:即他是否願意犧牲自己個人(不怕還押),而為香港全體以死相搏。說到底,在個人層次之外,梁及其支持者或許更需通過梁天琦的政治挫折,來反省當下的激進青年政治的盲點。只有這樣,一代青年才能在一次次挫折與重生中經歷他們的成年禮,步向成熟。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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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票與獨白之外 青政有何責任?

立法會宣誓風波至今,對於游蕙禎梁頌恆的不堪表現,筆者不少「黃絲」朋友都搖頭大嘆「無眼睇」。事到如今,我們也該好好反思一下,否則,這場損失慘重的政治課,真的眼淚白流般來得毫無意義。當然,以粗暴釋法破壞「兩制」的最大責任在於中央,但這不代表青年新政就可以免卻責任。更何况,青政的問題其實更象徵了整個激進本土右翼的路線問題。其實文章:「青政抵死」是低層次的想法?(袁海文)首先,今次釋法揭示了香港這一制絕對比想像中脆弱。一下閃失、一下犯錯,我城這棟搖搖欲墜的大廈就會遭權力怪獸乘虛而入。你我都看得見,這頭權力怪獸殘酷而嗜血,機會一到毫不手軟。對比之下,梁頌恆起初無賴般的所謂「鴨脷洲口音」,以至他最近又充滿童稚般回應什麼「原來選舉係幾無用嘅一樣嘢」(梁天琦不是早已被DQ(disqualify)了嗎?)或「一直以來信賴嘅制度,同想像中有落差」(你們不是天天喊香港已死嗎?),都不免令人感覺這種素人玩票式政治,真的跟那手起刀落的敵人相差太遠。這不禁又使人想起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名篇〈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在這篇著名演講中,韋伯探討了政治行動的倫理問題,以及政治人所要具備的人格。不嫌化繁為簡,韋伯分析的重點在於要求我們逃離「心志倫理」所潛藏的陷阱。先解釋一下,「心志倫理」就是這樣一種心態:政治行動的意義就在於彰顯信念和決心,至於在眼下這個多元、危險又複雜的權力世界,那一行動會否引發相反的後果(或迎來一個更為反動的世界),則不在那些「心志政治家」的考慮之中,因為他們經常沉醉在獨白式的信念世界裏頭。韋伯不無悲觀地指出,這最終只會換來一場沒有結果的亢奮。他寫道「心志政治家總是異口同聲地複誦着……愚蠢而庸俗的是這個世界,而不是我;對後果應負什麼責任,與我無關」,云云。這是無能於從政治世界的複雜性來看待政治本身。當下香港沉醉「心志倫理」政治獨白中相對於此,「責任倫理」要求政治人思考政治行動的後果以及各種情况,並要走出「心志倫理」的盲點。也就是說,善不一定有善報、惡不一定有惡報,因而不管動機和目的如何高尚,都不保證行動開花結果。所以負責任的政治不僅需要具備民主的意圖,而且還要考慮各式情况及後果,甚至包括希望的隨時破滅。在演講結尾,韋伯給「責任政治家」勾勒出了如此的輪廓:「誰有自信,能夠面對這個從本身觀點來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獻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潰,誰能面對這個而說『即使如此,沒關係!』,誰才有以政治為志業的使命和召喚。」之所以引這麼大段,是因為我認為當下香港恰恰沉醉於各式「心志倫理」的政治獨白中。它最低層次的表現,是大言炎炎的姿態,它包括說了不敢認,或對自己太多妄念及投射而言行不一(例如聲稱勇武的團體竟因中聯辦外有太多警察而宣布解散,難道「勇武」的前提是沒有警察?);其次,是以高尚意圖來拒絕承擔最起碼的抗爭者責任,如給予公眾一個認真的回應;最後,是以高尚意圖及目標聖潔化一切違反倫理的手段,因為「心志倫理」壓倒一切,因而可以出爾反爾、玩票式口音,更可以向記者擲磚及踢錯篋亦無所謂。這最後一點尤其是激進本土右翼的通病。作者是政治及文化評論人原文載於2016年11月19日《明報》觀點版 人大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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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民主運動沒有一隻卡比獸

讓我先解解文章的題目。卡比獸是「寵物小精靈」之一,我也是最近玩了「擴增實境」遊戲Pokémon GO才認識的。遊戲中,牠算是一隻受歡迎又相對難捉的稀有精靈。話說,一次在尖沙嘴街上剛巧碰見過百「精靈訓練員」集體狂奔(且是馬路),我好奇抓住當中一個問問追什麼,他回答:「有卡比獸呀,唔係唔跑吓話?」語音剛落,他便立即消失於一同追逐的人群。可是,每當我回想起那個人們在街上不顧一切地狂奔疾走的畫面,心裏就會浮起標題的慨嘆:可惜民主運動沒有一隻卡比獸。在青年新政(青政)被眾星伴月地護送入立法會的同一天,遊戲Pokémon GO恰巧推出了慶祝萬聖節的新活動。這使得原本日漸減少的「精靈訓練員」,這幾天又再「重返街頭」,人數明顯多了。相反地,同一夜青政所舉辦的集會卻沒太多人參與(據報道只百多人)。而叫人難堪的是,當前立法會縱然危機深重,但現實是終究無法號召民眾「重返街頭」。於是我又胡思亂想:如果民主運動也有可叫我們忘情追逐、不分你我的「卡比獸」,情况或許好多了。抗拒路線爭辯 令人擔憂但實情是近年民主運動的分歧十分嚴重,而且像青政般的新世代政團無論在手法和訴求上也存在諸多令人疑惑之處,因而在民主中根本不存在那樣一隻卡比獸。或許我所嚮往的、於街頭上忘我地一起追逐共同事物的情景,比較容易在Pokémon GO的世界找到,而這跟成熟的民主所要求的其實存在很大一段距離,尤其是在當下香港尖銳對抗的局面。畢竟,追求全面普選跟港獨是兩回事,而崇尚本土和羞辱其他族群,亦不可混為一談,更遑論暴力和非暴力路線所意味極之南轅北轍的信念和效果。凡此都沒有遊戲世界賜給我們的單純快樂,反之民主卻要求它的公民具備思考、分辨和抉擇的勇氣。令人擔憂的只是,部分人抗拒路線爭辯,例如認為批評青政就是按照政權的指揮棒起舞云云;但問題在於,要是按照這種「暗合政權意向」的標準和邏輯,那提出港獨的青政應該首先被質問:難道這不恰恰才是正中「港獨之父」梁振英下懷(先旨聲明,我不贊同此一提問邏輯,筆者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明白擁有一個共同追趕的宇宙是美好,但民主運動要比這種情况複雜百倍。像是人們高舉的所謂「雖不贊同你意見但誓死捍衛你自由」的格言,當然是重要的民主美德,而當天眾星伴月的非建制派也作出了具勇氣的政治抉擇。不過更有意思的倒是,這句話若要充分得到實踐,其實也不容易。困難不單止在於危機關頭誓死捍衛彼此的勇氣,而是之前和期間的——雙方的互不贊同更要得到真正表達,否則公眾難以分辨出這到底是相似者抑或相異者之間的誓死捍衛。不過這也是困難的,因為不少人抗拒路線之爭,而他們雖然未必會玩Pokémon GO,但卻渴望一隻可以使人共同追趕的卡比獸。原文載於2016年10月29日《明報》觀點版 Pokémo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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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Donald Trump 香港有青政

「當別人往道德的低處走時,我們要繼續向高處前行。」(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美國總統大選中,面對Donald Trump式仇恨排外、小丑般的右翼民粹挑戰之下(Trump激發種族恐懼和仇恨,造謠美國首任黑人總統奧巴馬並非美國出生),美國總統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Michelle Obama)在一個支持希拉里的演講中,說出這句格言般的道德警語。她說,公共人物是孩子們未來的榜樣,因而即使別人的政治作風低劣,「這不意味着你可以墮落到跟他們一樣」(you don’t stoop to their level)。這位第一夫人後來的演說發言,都引來了不少稱讚,而在之後的總統辯論中,希拉里更不止一次引述到:「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只是,換轉是在香港,假若有人以同樣說法回應眼下那些右翼民粹青年,他們的下場相信會立即被抨擊為離地、走得太high云云。而為了一泄心頭的政治憤怨,所謂辯論、行動或道德水平,在我城早已失去了下限。誠然,當青政梁頌恆抵賴宣誓時讀「支那」是因為什麼「鴨脷洲鄉音」之際,我立即想起了Trump如何淡化自己那貶抑女性的下流言論為「更衣室裏談話」(locker room talk;在錄音中Trump誇耀自己如何調戲女性)。當然,鴨脷洲和更衣室並無共同之處,但那份無賴般的輕描淡寫和不負責任,卻是天涯若比鄰。部分論者雖強辯「支那」不一定是貶意,然而那些所謂中性用法其實都脫離了脈絡。事實上,從「蝗蟲論」到光復行動,一種以大陸人(而非政權)為敵人的族群鬥爭路線已經浮現。而部分討厭大陸人的年輕人和網民,亦早已習慣以此稱呼大陸人。說穿了,「支那」根本跟「蝗蟲」一樣,是他們針對其他族群的貶抑性修辭。因而凡此種種絕非鄉音問題。或是時候要超越免責思維奇怪是,以上這些都不是什麼高深道理,常人根本不難一眼看穿,但願意正視問題的人卻不多。過去幾年,這種阻礙批判思考的情况一再持續,它使「年輕」及「抗爭」成為新的光環,再錯也不過是「沙石」,彷彿成了一道免責條款:相比起暴力警棍及失控的中港融合,以至梁振英申請禁制令的無恥,那些擲向記者的磚頭、「誤中副車」的光復行動,以及說了不認的「支那論」,統統都只是「沙石」。也就是說,在這種「壓迫者永遠更罪惡」的免責對比中,無賴也可以成為義人,根本不用談什麼原則、反思和成長歷練。或許是時候要超越以上的免責思維。畢竟,革命不單不是請客吃飯,而且更是撩撥魔鬼的力量。這除了是說身為政治人物的政治力量,也是指壓迫者魔鬼般的巨大力量。繼之前開先例以政治審查方式剝奪立法會參選人資格,今次政府企圖再一次開壞先例阻礙議員宣誓就任。在引發巨大危機之後,回望當事人輕心任意的所謂「鴨脷洲鄉音」,這實在幼稚可笑得難以置信。反過來,要是動真格承認自己的排外右翼主張,並願意面對由此衍生的一切錯誤和責任,那樣就倒不至於今天看來的如此無聊和任性。或許這也是香港版的「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即政治不止需要發泄憤怒,在此之外,我們既需要行動力和創造,也需要深思熟慮,而這意味一份批判性的成熟。若非如此,政治將永遠成長不起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2日) 立法會 特朗普 青年新政 宣誓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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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絕對敵意和超越左右之外的民主政治

後雨傘時代,恐怕已經回不去「民主派v.s.建制派」的簡單時光了。今時今日,民主陣營內部滿佈形形色色的招牌和名號(例如仇外本土、自決、左、右、港獨、永續基本法、暴力和非暴力),有時候它們之間的矛盾,比跟建制派的猶甚。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時代,民主運動再沒有如舊日田園詩歌般的簡單美好,取而代之是民主陣營中諸種對抗所構成的新戰場。近幾年民主同路人之間的敵意繁衍確是令很多人措手不及。像是激進本土右翼失控般的敵意,最終只會造成虛耗精力的戰鬥。他們天天上演誰人出賣又誰最反骨的戲碼,效果恐怕只會是放過了真正敵人。但不可否認,近年激進本土的興起正正說明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也就是在民主運動中,包括它的主要敵人、認同、路線、綱領等的所有方面,都是具爭議性而沒有客觀的唯一答案。此所以,「和理非路線」在激進本土興起後失去了主導位置,正正說明民主政治領域內其實存在多個潛在的競爭選項。因而民主陣營內無日無之的爭議紛擾,出路將不會是回到過去沒有矛盾的大團圓想像,也不是要墮落至當下激進右翼那種魚死網破的毀滅式鬥爭。換句話,民主政治要在絕對敵意和超越左右之外定位自己。或許,這是時候重溫一下後馬克思主義者慕芙(Mouffe)的對抗性民主理論。在《論政治的本性》(On the Political)中,慕芙主張具有活力的民主政治,必須兼顧多元主義並承認對抗的存在。基於多元主義,公民們哪怕立場歧異,也該視彼此為具有正當性的對手,而非有待消滅的敵人;所謂對手,就是「友善的敵人」,而非毫無底線也要加以消除的敵人。在這裏,現代民主也包括將敵對性昇華,而非任由其毀滅情緒蔓延,因這會使多元主義民主岌岌可危。在香港,那些「宇宙唯一民主派」恐怕正是她批評的對象。同一時間,慕芙仍將對抗性(agonism)放在其民主理論的首要位置。畢竟,我們必須承認,每種民主認同背後都假定了我們/他們的差異關係,而當這份差異成了某種認同的威脅,就會立即成為對抗關係。舉個簡單的例子,勇武路線在這幾年的突現,正是通過將非暴力路線扭曲為軟弱、愚蠢,從而界定為他者。由此可見,一種具召喚力的民主認同(包括非暴力路線或本土左翼),必須有力地回答為何在此時此刻此地,應當採取這種而非另一種的民主方向,這過程不可能是條條大路通羅馬,也不存在所有超越所有衝突對抗的答案。回到這一充滿對抗的時代,以上的理論告訴我們:既不存在宇宙唯一民主派,也不存在什麼第三條路,因為這兩種政治莫不迴避了多元和對抗的政治真諦。原文載於2016年9月17日《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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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倦與立新:再論世代政治

剛落幕的立法會選舉,新世代氣勢如虹。香港社會對年輕力量的期待,以選票方式清晰地表現出來。縱然民主運動的新方向及主張多得叫人眼花撩亂——永續《基本法》、全民制憲、民族自決、民主自決等,但說穿了最為打動人心的,恐怕未必是以上各項於選舉過程中根本沒有得到認真辯論的宏大理念,反倒是那種在民主路上要求重新開端的呼聲,或某股厭舊的情緒,才是叫新面孔擁有壓倒性優勢的動力所在。然而,在近年急切求變的民主呼聲中,有兩種情感需求卻經常含糊地交疊在一起,也就是「厭舊」以及「創新」。邏輯上,在一場政治變革中,它們其實代表了不同的面向和階段。「厭舊」最多能使我們告別舊世界,但它並沒有解答「為什麼新事物就等於更好」這個問題。這種青春崇拜也叫某些沒有從政準備、表現十分不濟的年輕人順利當選。誰都同意必須活化舊有民主運動、路線需要更新,但成熟的世代更替,也得超越單純破壞舊世界的欲望情緒、得承擔起評價所謂「創新」路線的好壞等問題。「厭舊」不過是滿足了從舊世界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的要求,但這是否帶來更美好及深刻的民主認同,以及一個更符合自由民主倫理的共同世界呢?這是同樣重要的問題。只有當後面這條問題得到認真看待,「創新」或「求變」這些詞彙才被賦予實質的內容。不要忘記,古今中外不少反抗及叛亂,開初都包含着從某種政治腐敗及壓迫中解放出來的呼聲,也吸引了不少權謀野心家於兵荒馬亂之際乘風破浪,但之後卻不必然帶來真正的自由民主,因而不少革命到頭來都避不開吃掉自己孩子的命運。今天看來,我們得比純粹的解放走得更遠。除了走出舊框架之外,必須問問:新的激進政治又帶來了什麼更能邁向自由民主的路線藍圖?畢竟,在這一「解放」或「革命」的口號已經變得廉價的當下,我們更需要嚴格的標準來檢視各式口號訴求。危機重重的世代政治當下本土右翼的新世代政治,有幾項令人擔心的性格,概括來說是幾種心態的混合:一是工具主義思維瀰漫,即將政治套入「手段——目的」之框架,因而近幾年,圍繞政治的問題經常是「咁樣做有冇用、work唔work?」,又或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一切只是手段,只要能成功,所有手段皆被允許。抗爭的意義從而被簡化為「有用冇用」的問題。但問題是,功用只是政治的一個層面,而在中共統治之下,根本不存在一條打開專制之門的神奇鎖匙,根本不存在一種必勝的手段。若以同樣方式反過來檢視,難道騷動、當選和光復之後,就成功解決一切相應的問題了嗎?當然沒有,因為政治的意義從來遠超於狹隘的單一功能。其次是對犧牲以及非常手段(更激進的訴求或行動),賦予浪漫的政治投射,並期待通過不斷超越底線或巨大付出(如流血)來扭轉現實。可是,以別人的禁忌和底線作為運動自身的認同着力點,這很容易被牽着鼻子走,並成了認同的陷阱,因為其效應是,對方愈禁止你就愈認同,但這一被禁止之物卻不一定是我城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真實選擇和認同。另一方面,犧牲可能扭轉不了任何現實,但究其實,犧牲根本不應作為其他目的之手段;反過來,明知沒用也敢於道成肉身,或許才是犧牲的真諦、才是至高理想的自我展現。但這就又好像違反了年輕世代酷愛的「手段——目的」之思路。我想指出,凡此種種(包括工具主義思維或對非常手段的追求),再配以一股期待立刻改變的焦躁情緒,恰恰構成了右翼新世代的特色及其盲點。首先,工具主義思維遮蔽了政治行動本身的價值;在此,行動本身就是目的,而非其他目的之手段。其次,民主運動不該以對方的禁令為依歸,而是需要策劃更多人能參與、更能表達民主認同,以及更能構成壓力的集體行動。這除了要求創造力和勇氣,也要求橫向連結及深耕細作。所以最後,民主不僅要有「死的勇氣」,還要求以「生的願望」建設一個讓公民得以成長,並孕育意念與行動的共同世界。然而,在這個焦躁時代,人們只以「厭舊」及狹窄的目光衡量過去,像是輕心任意地斷言六四燭光晚會和雨傘運動是「冇用」,這造成民間的共同政治世界正在崩塌、意義流失。剛孕育的迅即又被宣判過時,世界無法接續過去,從而自我更新和成長。居住其中的公民們,假如不相信無根的時髦,就只好流離失所,或造個失去主體性的青春崇拜者。這麼嚴重的禁選之後,也沒有大型抵抗,或許不是沒有原因的,這既是「後雨傘」的病徵,也是激進政治拆毁一切的後遺。原文載於2016年9月10日《明報》觀點版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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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教條主義 怎能遺漏勇武本土派?

勇武本土派舉行「和理非」的集會,為人詬病。畢竟此派的一些人士,過去樂此不疲指罵「和平集會無用」、「淨係坐喺度」、「聽啲政治明星廢up齋吹」云云,豈料今天成了「大台」後,在參選人遭剝奪選舉資格的最危機關頭,他們卻搞出一場他們原本最看不起的所謂虛耗民氣、自我感覺良好的集會。政治之變幻難測之大,真是一天都嫌長。集會上,民族黨辯解道假若就今次事件搞暴力抗爭,就等於送人去死,作無謂的白白犧牲。本來,這說法聽來並無不妥,但想深一層,我卻想像得出部分勇武死忠的尷尬:到底如何區分「白白送死」和「有意義的狀烈犧牲」呢?旺角騷亂是無謂的犧牲嗎(受傷、被捕)?一場無人預期的新年小販衝突,竟偶然引爆為磚頭抗爭,當晚的人又是不是「白白送死」?倒過來,在禁選所引發的史無前例之危機當刻,竟又放棄了過去念茲在茲的絕地抗爭、以死相搏或寧為玉碎的信念,這難道沒有矛盾?勇武派不是說香港人普遍冷感,所以才要有人做先頭部隊創造時勢及喚醒他人嗎?現在又怎麼被時勢支配?我也並不主張立即起義,更不會隨便慫恿他人革命,但勇武本土派在此之前(或曰有能力成為「大台」之前),卻是樂此不疲嘲笑別人不夠勇武、天天罵人沒有行動升級,站在以死相搏、寧為玉碎的道德高地,哪怕發生不負責任的行動後(如打記者),也視作「沙石」等等。如此這般的勇武派,今天在危急關頭卻選擇「和理非」集會,他們是否要為過去的言行、被他們無理謾罵過的人講句sorry?還是「認真你就輸了」,說到底這只是一場輕心任意的世代政治(縱然是如八九點鐘太陽般,甚至看起來真誠得叫人幾乎流淚)。當晚同台的梁天琦說,他其實並非反對「和理非」,而是反對「和理非教條主義」。他認為條條大路通羅馬,只要「不盲目相信自己的道路」就行。他以雨傘期間「和理非群眾」不支持龍和道的部分衝擊為例,指斥前者為教條主義。然而故事只說了一半,因他沒有相應地批評雨傘期間俯拾皆是的教條勇武派,他們受號召而去拆大台、四處貶低別人的佔領是「齋坐無用」,以至不時發生踩場式圍堵他們口中的「左膠」活動等,凡此恰恰就是教條主義的意思。正如今天梁的很多支持者認定港獨是唯一出路,這又如何條條大路通羅馬?鬥爭之後 公民社會有否重生?我之所以舊事重提,除了因為部分勇武本土派的自相矛盾、言行不一,也是因為雨傘中我們似乎還沒認識的教訓之一:上綱上線的派系鬥爭造成今天公民社會嚴重撕裂,即使面對當下重大危機,民主運動還是沒有氣息,萬人集會幾乎不再得見,這跟雨傘運動前及其爆發一刻的相比,真是天壤之別。「後雨傘」,除了偶然引發的一場「魚蛋騷動」,大型抗爭已不知所終,這難道不是近幾年那種拆毁一切的政治瘟疫的衍生物?在不斷的解體、互斥和詆毁之後,如何才能重拾恍如 「9.28」萬人佔路一刻般,對共同行動的信任和盼望?當然,我不認為存在一個絕對和諧的公民社會,不同派別為了各自的民主認同而相互對抗乃是政治的必然維度,也是公民社會進步的條件。只是在一場接一場由激進派所掀起的弒父弒子的鬥爭(或遊戲)之後,公民社會有沒有重生呢?還是敵意走過了頭,最終換來是多元主義民主的消逝,慢慢走向解體、無力和毁滅?若要反思教條主義,怎能遺漏勇武本土呢?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12日) 公民社會 港獨 本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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