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意戰的「關鍵多數」

「關鍵少數」是一個常見的政治詞彙,通常形容在兩派對決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游離分子。在如今特首選戰中,本地工商勢力——即是在2012年特首選舉中直至最後仍堅持投票給唐英年的200多票——便很可能是「關鍵少數」。當「非建制派」那300多張票全給曾俊華,本地工商勢力那200多張票的取態,便成了林鄭月娥和曾俊華誰人可登上特首大位的重要因素(友人梁啟智兄早在選委會選戰結束後便提出這論點,筆者不敢掠美)。 此外,「關鍵少數」也是民意戰的重要戲碼。歐洲今年是大選年,荷蘭、法國和德國先後於本月、下月及9月舉行大選。極右勢力的候選人和其陣營雖然未必能躍進為第一大黨,但其政治取態則成了政治版圖中的「關鍵少數」。若他們能夠跟偏右或中間偏右的勢力組成聯盟,則有可能局部踏上執政的台階。 在香港的民意戰,是否亦有「關鍵少數」的現象?一般而言,民主派(如今稱作「非建制派」,因為本土派和自決派未必認同「泛民」這品牌)跟建制派於立法會及區議會選戰的歷屆選票分佈,大致為五成多比四成多(當然,每場和每區的選戰結果都會有差異)。然而,這選票分佈形勢,不一定反映了選民的政治取態:「含淚投票」有之(為了不讓對家當選,投票支持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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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傳媒大決戰

「民意是政府的基礎,我們首先要保有人民的發言權。如果要我在『有政府無傳媒』或『無政府有傳媒』二選其一,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The basis of our governments being the opinion of the people, the very first object should be to keep that right; and were it left to me to decide whether we should have a government without newspapers, or newspapers without a government, I should not hesitate for a moment to prefer the latter.) 這是美國第3任總統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名句。傑斐遜並非不諳傳媒的種種「麻煩」,只不過在權衡輕重後,他明白要防止政府權力腐敗,便必須要讓人民監督施政;而傳媒在這為民喉舌的骨節眼中,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特朗普似傾向「有政府無傳媒」 然而時移世易,如今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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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敢不跟從「大隊」嗎?

特首選戰進入白熱化階段,社交媒體亦熱鬧起來。公關攻勢浪接浪的「薯片叔叔」(曾俊華),成為不少網友「分享」及「貼圖」的對象:曾俊華在渣打馬拉松突然出現的短片、其跟太太「不談一國兩制,只談一生一世」的金句,廣為出現於facebook上的news feed;另一邊廂,林鄭月娥則成為「腐皮」(「負評」的諧音)的針對目標。在社交媒體的民情下,分享曾俊華的消息、給他「按讚」,顯得平常不過;但如果要替林鄭月娥打氣,則要有面對「腐皮」,以至是有人「unfriend」,連「朋友」都不跟你做的勇氣。 同樣的情況,在2014年佔領運動起亦屢見不鮮。「黃絲」與「藍絲」陣營勢成水火,在社交媒體罵戰連場,互相「unfriend」,更蔓延至現實的人際關係,讓不少父子、母女、情侶以及形形色色的「飯腳」、「行山友」等「面阻阻」。在如今的網絡帖文,亦不時釀起「黃絲」、「藍絲」之間的罵戰。在社交媒體的世界,有人瀟灑發言,無懼「腐皮」和「unfriend」;但亦有不少人愈來愈小心,避免成為眾矢之的,又或者「表錯情」,影響人際交往中的朋友圈。 跟「大隊」走的自我防護意識 無論性格如何,人大抵都是群居,有不同形式的社交需要。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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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會讓「副車」上陣嗎?

特首選戰,大家主要關注「大熱」人選。其實,一些「副車」也可能有其政治作用。「大熱」人選固然有機會影響香港未來的施政,但「副車」全情投入選舉過程,也有可能處理了北京當局對特首選舉以至是香港政局的一些顧慮。 如今特首選戰的戰況,也許正正就是2015年政改方案原本所希望促成的局面:2至4人參選特首,參選人之間有競爭,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力量及理念,但同時不會出現北京難以接受的人選。如今4人同場爭鋒,雖未知鹿死誰手,但已達到一個政治效果——帶出中間聲音,摒除偏鋒立場。 4人混戰,可以理解為建制派分裂浮面、「西環」協調失敗、本地商界力量跟紅色資本角力等劇本。然而從選戰目前的效果看來,4名參選人剛好組成了一道頗有代表性的政治光譜。葉劉淑儀較受建制派及保守立場的人士認同,林鄭月娥則似乎迎合了較溫和、中間偏建制立場的人士,曾俊華則予人較開明及走中間路線的印象,而胡國興無形中便成了民主派支持者的替代選擇。4人均沒有挑戰人大常委「8.31」的框架,但卻給予香港人頗為不同的政治形象,使特首選戰成為一場「仿真度」頗高的香港大選。 再想深一層,特首選戰出現4名政治形象頗為不同的參選人,也把一些政治陣營擠出大眾的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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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理性

西九文化區建設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風波愈滾愈大。爭議重點之一,是西九管理局當局,有否按照《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19條的要求,就「關於發展或營運藝術文化設施、相關設施及附屬設施的事宜,及任何其他管理局認為合適的事宜,在該局認為適當的時間,藉該局認為適當的方式,諮詢公眾」。無論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文化價值有多高,假如最終被認定沒有按這條款的要求「諮詢公眾」,則於程序上有機會受到挑戰。條文內有不少模糊的用詞,諸如何為「適當」的時間和方式。此外字面看來,條文亦給予西九管理局頗大的自主權——對「適當的」、「合適的」理解,均是西九當局「認為」即可。這些就條文內容「咬文嚼字」的爭議,可能會繼續於相關爭議中發酵。現代社會科層化產物講究有無跟足程序做、依足條文辦事,以至研究條文中每一個字的解讀,乃是程序理性的常態。程序理性,是現代社會科層化的產物。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指出,人類社會的分工及專職愈來愈仔細、社會組織愈來愈大,於是科層制度亦應運而生。科,是指專責分工;層,是指等級上下。科層組織的發展及歷史因地而異,但不同社會的科層組織模式卻有異曲同工之妙。其一是「非人化」,以組織規章代替個人的主觀意志行事。社會組織愈是龐大、事務愈是複雜、人員組成愈是來自五湖四海,便愈要以規章法度取代個人意志作出決策和行事。不然的話,一人一張嘴、人人行事章法不同,組織亦難以有效管理。把爭議「非政治化」的利器其二是漸漸以程序理性取代道德思辨,作為辦事依歸。道德思辨難免涉及按個人的信念及意志,就不同的個案及處境予以酌情。而在龐大的社會組織中,不同人當然會有不同的道德思辨。要理順組織內的矛盾聲音,程序理性便成了把爭議「非政治化」的利器:面對任何意見及矛盾,均透過一套又一套的程序談判、表決,並依法規執行。要讓對方服從,靠的並不一定是思辨理據,而是討論及表決過程是否按程序辦事:只要提案是依程序做事,無論結果如何,大家都要服從和執行。於是,對規章條款咬文嚼字、推敲每一個動作的先後次序,便成了組織如何行事的重要依歸。一把雙刃劍程序理性能夠制約公權力、限制長官意志對組織的影響力,以至是緩解組織內部矛盾的張力。即使是西九管理局的董事局主席,在西九管理局條例及相關內部架構的規範下,也未必能隨心所欲。一旦其決策被指出有違程序理性,則無論是多「英明」的決定也會落得「不守規則」的下場。不過,程序理性也有其爭議的一面。早前發生智障院舍「無聲吶喊」的醜聞,有智障女院友無法出庭指證涉及性侵案的前院長,結果後者被當庭釋放。事後社會輿論怒不可遏,惟司法界秉持對公平審訊程序的執著,對「傳聞證供」(由專業人士替代無法出庭的證人作供)仍有所保留。此外,在審批社會福利以及不同的公帑資助項目時,為求達到程序理性,其審批過程及結果亦不時被輿論責難,例如要求新興民間團體或計劃提交參考往績和財務擔保。程序理性是一把雙刃劍:它制約公權力及長官意志,但亦有其僵化的傾向;它既可解決社會組織的內部矛盾,但本身亦可能是問題的根源。程序理性,大概是現代社會其中一個最妙的現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7日) 程序 西九 故宮 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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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風險 道德解決

請問以下兩人,誰是香港樓市的炒家?誰是用家?個案一:甲以600萬元購入一個單位,與家人同住;入住3個月後,以800萬元放出單位。個案二:乙是內地人,以600萬元購入一單位,再把單位租出;10年後,以2000萬元放出單位。如今中港矛盾情緒熾熱,不少人一聽到乙是「內地人」,並在香港買樓,自不然冒火三丈,大罵「內地人炒香港樓」。不過,如果把「內地人」的身分抹去,討論則會變得頗為有趣。驟眼看來,甲與家人同住,乙則是把單位租出去,甲應是用家,而乙則是炒家。然而再看持貨時期,甲在購入單位後3個月便把單位易手,乙則持貨長達10年。如果你不知道他們如何使用單位,則有可能把甲當作是「短炒」的投機分子,而乙則是「長揸」的投資者。至少,在政府的額外印花稅政策下,買樓後的持貨時間,便是用以區分炒家和用家的主要標準:持貨時間愈短,便愈大機會繳交額外印花稅。為何產生區分用家炒家刻板印象?問題是,我們的社會是如何及為何會產生一套區分用家和炒家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用家,會被社會同情和諒解,並要求政府照顧其住屋需要;炒家,則會被輿論批判為社會風險的來源,其負面的道德印象甚至可以成為政府訂定政策的依據。用家和炒家的道德含義強烈,而且可能產生政策效果,但其定義則可塑性甚大。一個「短炒」的投機人士,如果跟家人同住於所炒賣的樓房,則可以自辯為用家;一個買樓或租住的住客,亦可以因為其「非香港人」的身分,而遭受輿論責難為「炒貴香港樓」。用家及炒家的社會符號,反映了社會風險道德化的學術議題。科技及人類文明的發展,原本是為了讓人們有更舒適、更美好的生活。不過,科技與文明在日趨成熟和複雜之際,亦同時為人們帶來一些難以預計的社會效果。例如金融系統的建立,原本是用以把儲蓄轉化為投資,促進經濟發展——人們把儲蓄起來的財富投放於金融機構,以賺點利息;金融機構則把存戶的財富用以投資及放貸,賺取回報,滾大機構和客戶的財富之餘,亦把社會的儲蓄釋放於投資活動,增加市場的資金供應。當然,以上的闡述不過是金融系統運作及其社會功能的理想狀况。在現實世界中,金融機構及投資者為了追求高回報,於是不斷把資金投放或撤出不同的投資產品,造成價格波動。住房,原本是社會的基本需求;不過在金融系統中,社會的住房需要及樓房價格,便成為了一項投資產品。房地產市場亦自然跟金融系統建立密切的互動關係——如按揭、利率以及樓房的投資價值等。輿論對炒家定義 反映如何界定樓市風險樓房價格可升可跌,而且跟金融投資息息相關,買樓亦不止是住屋的問題,同樣也是投資的重大決定。即使是一般所謂「自住」的用家,少不免也會留意自己物業的樓價走勢,金融機構也乘勢推出物業貸款、「加按」等融資服務。如果炒家的定義是投資房產以求獲利,那一眾得益於樓價上升又或者看準時機「出手」的「用家」,跟所謂炒家的買賣行為,其實又相差有多遠?姑勿論如何,社會輿論對炒家的定義,反映了香港公共論述是如何界定樓市風險,尤其是誰人是樓市風險的「禍首」。在近年中港矛盾的強烈情緒下,內地人及內地企業買香港樓,先不論其動機及物業用途為何,幾乎會被輿論「定罪」為製造「樓市泡沫」。不過有趣的是,如果是內地以外的外資企業或人員抱怨樓價貴而無法定居香港或於香港展開業務,則可能會被香港輿論所同情,繼而指摘香港政府無法調控物業市場、不利營商環境。此外,「短炒」一詞的「短」字亦意味着社會輿論普遍覺得「快買快賣」便是炒家行為。這也許跟大眾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在傳媒的畫面裏,炒家往往在彈指之間完成交易、賺盡利錢;在炒賣最新的智能電子產品時,往往亦看見人們這刻排隊購入產品,一踏出商場便有人「接貨」。「走得快好世界」的刻板印象,使炒賣行為跟「快」及「短時間」扯上關係,並轉化為以持貨時間區別樓市炒家和用家的慣性思維。其實,只要翻開投資書籍,便不難發現要投資獲利,並不一定要「快」和「短時間」進行買賣,尤其如果你相信「股神」巴菲特的價值投資法。道德批判無法解決樓市走向爭議當然,本文並非要定義何為炒家。不過,炒家和用家這於道德上一負一正的文化符號,彷彿成為香港樓市問題的答案:只要杜絕炒家、把炒家趕走,那用家便可以在樓市正常買賣。「炒家」一詞,有點如一個「文化稻草人」,成為社會輿論及政府政策針對的對象,被認定是樓市風險的「禍首」。然而在現實世界中,樓市走向的爭議卻是這些道德批判所無法解決的。以道德批判處理一些難以研判的社會風險爭議,即使未必有明顯的政策效果,至少亦能讓公眾消消氣。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5日) 傳媒 樓市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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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戰的蝴蝶效應

蝴蝶效應,是指意料之外的因果。例如美國加息,原意是因應美國國內經濟復蘇,以及慢慢糾正長期以貨幣政策催谷經濟的「非常手段」。不過,由於美國加息使美匯偏強,結果加劇了中國的「走資」問題——人民幣更加偏弱,中國國債遭沽售,10年期中國國債息率抽升,中國官方更於早前首次暫停部分主要的期貨合約,以求市况喘息。故此,我猜如今在中南海的案頭上,香港特首選戰的文檔大概不會放於前列:如何遏止中國的「走資」問題,如何評估特朗普政府在對華貿易、台灣關係以至「一中」政策的新動作,以至是如何評估俄國會否因應美俄、日俄關係最新的變化修正對華的戰略合作關係,看來都較香港特首選戰重要。香港於中國 有何戰略意義?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曾於1990年代中期佔超過中國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不過如今,這百分比已下降至約3%。在1997年主權移交之時,香港股市上市值最高的5家公司,有4家是香港公司,一家是英國公司;如今,香港市值最高的5家公司,全為內地企業。上述的經濟指標,大約說明了「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歷史背景:中國在國運未振時,要收回如日方中的「東方之珠」,於是展現了最大的誠意及讓步。現在的形勢,可謂此一時、彼一時,是故新一代的京官們的嘴臉及想法,跟當年中英會談時的代表有所不同,也不足為奇。然則香港於中國,還有何戰略意義?「特首保衛戰」於北京而言,除了維護主權外,還有何作用?首先,香港仍可作為內地社會於現代化過程的參考案例。當然,現代化並沒有一定的標準模式,也不一定要以西方社會為模範,但有一些基本元素,仍是現代社會難以缺少的。其中一樣,就是如何建立社會信任(social trust)。現代社會的高效及分工,有賴人們對制度的信任,以至是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人們放心使用鈔票,相信合同,覺得司機、替我辦手續的銀行職員是可靠的,以至是願意在遇上罪行時報警,都是在生活中對現代制度的一種信任。不然的話,生活中的交易成本會大大提高,使社會充滿懷疑;「拉關係」成風,則會拖累發展動力。再者,一個國際化、「吃四方飯」的香港,遠較一個內地化的香港,對中國更有戰略價值。近年屢屢冒起的中港矛盾,可說是國際社會適應中國崛起的縮影。如何讓香港社會好好地消化每年數千萬人次的內地旅客、讓香港成為內地企業的融資平台時仍能保持國際融資的評核要求,跟國際社會思量如何應對中國國力提升對國際秩序的影響,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國遊客和資金如今也遍佈全球,並惹起不少反響。香港的經驗,或有參考價值。此外,如何讓香港的社會發展的需要,跟錯綜複雜的國情好好磨合,也是地方自治的寶貴經驗。中國境內的五湖九州,民風及發展需要迥異。如何讓地方自治跟中央政策磨合,是重要課題。香港的自治經驗,或可成為這一課題的案例。特首選戰 或產生意想不到因果效應特首選戰將決定香港由誰掌舵,也可能會對上述的效應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因果。這些經濟指標也許無法量度出來的因果效應,大約就是「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仍然存在的重要原因。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17日) 特首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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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化的社會焦慮

律政司計劃提出司法覆核,把立法會議員劉小麗的宣誓是否有效的爭議提上法庭。劉小麗質疑這是特首梁振英把反對聲音逐一擊破的政治迫害。在立法會宣誓風波、特首選戰、以及持續了好幾年的中港矛盾下,香港「赤化」的焦慮已遍佈各社會階層。關心政治的香港人,慨嘆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不保;就算不關心政治、只求餬口生活的市民,大約也從水貨客爭議、遊客迫爆鬧市,以至是內地民眾跟香港人於公共交通或公眾地方的衝突,感受到所謂「赤化」的危機感。除了政治及社會衝突外,傳媒近來亦多了有關香港經濟「赤化」的報道:中資背景的財團以高價在香港投地、香港股票市場「A股化」,以至是中資力量正在香港各行各業大展拳腳。香港素來以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自居。不過在「赤化」的焦慮下,看來連這些植根於港英年代的傳統智慧,也安撫不了人心。赤化焦慮由來已久香港社會對「赤化」的焦慮,由來已久。二戰後,中國易幟,國府遷台,大量內地移民南下香港,使這港英殖民地的人口驟然大增。及後1950至1970年代,大陸爆發一連串的政治鬥爭,加上全國大饑荒,使內地民眾持續南逃來港。隨後內地局勢於1970年代後期穩定下來,香港亦漸漸收緊入境政策,中港雙方隨後慢慢規範兩地的人員往來。這幾批南遷而來的內地民眾,便成為香港二戰後的第一代香港人。這批二戰後的第一代香港人,心繫家鄉,並不懷疑自己是中國人的身分,甚至未必對「香港人」這3個字有強烈的認同感。不過,由於在大陸飽歷劫難、目睹親朋蒙難、親歷「三反五反」、「大躍進」變作「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歷史場面,故此恐共疑共之情油然而生。香港之於他們,未必是理想中的家園;港英之於他們,更難以是效忠的對象;不過,港英的殖民旗幟及邊界,使香港成為了隔離中國共產黨管治的棲身之所,則於願足矣。是故九七主權移交於香港社會來說,充滿了複雜情緒──高舉中國民族主義大旗者有之,但恐共疑共、要求英國不要放棄香港者,亦大有人在。而土生土長的第二代香港人,雖然未必有生活於中共管治下的經驗,但卻經歷了香港社會經濟起飛、大陸相對動盪落後的文化感覺。這份文化感覺,使香港社會對大陸社會產生了負面想像──人民質素未成熟、罪惡問題橫行等,亦使恐共疑共的社會焦慮持續下去。而及後的六四事件,更成為這一代香港人恐共疑共的集體回憶,並燃起「民主抗共」的思潮──透過政制民主化,阻止中共操控香港。大陸自1990年代起經濟開始起飛,為香港提供了大量商機;而九七主權移交後,中港兩地交往頻繁,增進了香港人對中國現代化的文化感覺。中港關係亦於回歸初期,經歷過一段蜜月期。及後2003年的國家安全立法爭議和七一大遊行,改變了中央對港政策,由回歸初期的「積極不干預」漸漸變為「積極有為」:善用香港的國際地位和產業優勢(例如內地企業透過香港作為踏上國際金融界的平台、以香港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試點)、把香港納入國家的五年規劃中、以及全面介入香港的政治爭議──於2004年發動「愛國論」的爭議,重奪香港普選討論的話語權,並透過多次的人大釋法及決定,盡用《基本法》條文中有利於北京控制香港的詮釋空間,以確保香港的普選方案不會「走樣」,中聯辦亦被指多次介入香港選舉。另一方面,隨着大量內地人士於利用自由行政策訪港,兩地之間的文化差異亦於香港社會浮現,並成為民間熱話。社會焦慮威力較恐懼感更大更深遠在這背景下,存在香港多年的恐共疑共情緒亦持續發酵,成為如今街知巷聞的赤化爭議。恐共疑共,針對的是中共執政集團;但赤化的社會焦慮,則是連中國內地的民眾,亦成為引發社會焦慮的藥引。「雙非」人士使用香港社會服務、水貨客問題、內地部分人士於香港公共地方的行為所引發的文化差異爭議,所針對的已不單是中共當權者,而是對深圳河以北的國度的一種負面文化想像。這種負面的文化想像,成為香港深入民心的都市傳說。其中最為人知的,便是拐子佬的消息。即使香港警方一次又一次地澄清香港未發現有關拐子佬確實證據,但相關的傳聞及消息仍於香港民間不脛而走。為何?內地社會的拐子佬新聞不斷,配以香港的赤化情緒,便成為這都市傳說的土壤。這些對內地社會充滿負面文化想像的都市傳說,往往口耳相傳,反過來成為赤化危機感的助燃料。此外,恐共疑共的恐懼感,目標明確──就是中共執政集團。而社會對赤化的焦慮,則是一種目標不明、但卻讓人無時無刻都惴惴不安的危機感。這種焦慮可以投射在特首梁振英身上,可以投射在任何一個建制派及內地官員身上,可以投射在所有看不順眼的內地民眾身上,甚至投射在任何的政敵身上──只要對方做了一些不順心的事,便指他「投共了」。所以,社會焦慮的政治及社會威力,往往較恐懼感更大、更深遠。焦慮經幾代發酵 難以政治批鬥平息香港社會的赤化焦慮,已經成為政治光譜的一股力量。即使北京如何收緊《基本法》的詮釋空間、如何規限香港公職人員宣誓的方式、建制派如何「喊打喊殺」,亦無法消除這股已於香港成形的赤化焦慮。而且北京及建制派更應明白,香港社會這一股赤化焦慮,是由香港社會過往所經歷的恐共疑共情緒所累積下來。這股由幾代香港人所發酵而來的赤化焦慮,是難以透過政治批鬥平息的。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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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選之後如何走?

輿論總會有點跟紅頂白。一場美國總統大選,把特朗普變為世界評論及報道的寵兒。共和黨繼續全面掌控參眾兩院,其主流派跟特朗普團隊能否磨合,亦備受關注。另一邊廂,美國民主黨在敗陣之後,似乎即將要迎來一場黨內矛盾的大爆發,其議會領袖佩洛西被質疑領導無方,要為民主黨的慘敗負責;而前民主黨總統選舉參選人桑德斯,則呼籲黨要深切反省,以及作出一個重大決定:是否要站在勞動基層的一方?的確,美國民主黨是敗了,而且不止輸了白宮。按《華爾街日報》於11月21日的深入報道,原本靠基層工會起家的民主黨,自克林頓年代起便漸漸被沒有大學資歷的中低學歷白人選民所揚棄。據票站調查顯示,在本月美國總統大選時,只有不足三成的中低學歷白人投票予希拉里,但卻有67%的人投給特朗普。票站調查亦發現,有四成三擁有工會背景的選民票投特朗普。應否按桑德斯政綱重新定位?除了輸掉白人工人階層的支持外,美國民主黨亦於參眾兩院以至是地方議會節節敗退。奧巴馬上任總統時,民主黨控制着眾議院。不過由他上任至今,民主黨一共失去了63個眾議院議席,以及10個參議院議席,淪為參眾兩院的少數派。此外在2010年以前,有54.5%的地方議員是民主黨人,但如今亦下降至43%。在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由民主黨完全掌控地方州政府及議會的「藍色州份」,已退縮至西岸臨海的3個大州份,以及東岸的3顆小藍點。相反,由共和黨完全掌控地方州政府及議會的「紅色州份」,則延綿於美國版圖大部分的內陸地區及南部海岸。此情此景,跟如今惜別奧巴馬的輿論,是何等強烈的對比。奧巴馬的民望於離任之際重拾升勢,但其所領導的民主黨,卻正面臨近年來最嚴峻的政治困局。徹底失去了華府及國會山莊的控制權,又在地方州份大勢已去的民主黨,要何去何從?民主黨應否按桑德斯——按這名於民主黨總統初選時敗給希拉里的候選人的政綱,把民主黨重新定位為貼近勞工階層和工會、爭取基層權益的政黨?不過黨內主張中間路線的人則擔心,「桑德斯路線」會嚇怕一些取態較保守、不認同「大政府、大工會」主張的美國「打工仔」。如何讓投票給特朗普的美國白人基層民眾回心轉意之餘,又要避免以民粹及反移民的大旗作口號,是民主黨的一大難題。或要面對一段長時間艱難日子敗選,或會讓政黨從此走下坡,但亦可能促使變革。英國自1980年代至1990年代後期,是保守黨長期執政的年代,工黨日日捱打,直至貝理雅出現,扭轉了傳統工黨的政治理念及政綱,結果一舉奪回執政地位。如今美國的民主黨在經歷過奧巴馬執政的8年時光後,亦可能要面對一段長時間的艱難日子。且看他們能否化危為機、變革求新。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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