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荒

香港實行普通法制,這法制的主要特色是以法院為中心。法院對維持法治和推動法制發展至為關鍵,它不單是解決糾紛的地方,法院判詞所確立的原則和理據,更加成為法律的一部分。普通法內一些根基的法律領域如合約法、侵權法、信託法、衡平法以至行政法等,均主要由判例的原則所組成。即使是成文法,法院對條文的解釋、演繹和應用,往往可以澄清法律的意思,填補法律上的空間,或進一步推展法例的領域。由於法院的角色舉足輕重,普通法對法官的質素的要求便非常嚴謹。 歐陸法制(包括內地)的法官主要由司法學院培訓,學員畢業(一般相當於大學學位)後便可獲聘為法官。歐陸法制法院的角色以解決紛爭為主,沒有太大的空間發展法律原則。普通法制的法官則主要來自執業律師,需要有一定的執業和人生經驗,而高等法院或以上的法官,一般均有十五至二十年的執業經驗,傳統上不少已是資深大律師,在專業界別內早已享負盛名。這種來源,加上獨立的任命制度,令司法界得以維持極高專業質素的法官,但同時亦意味法官只有一個頗狹窄的來源,這問題在較細小的法域如香港便顯得更為嚴重。 香港人口超過七百萬,律師只有約一萬,當中只有千多名訟務律師,不少年資尚淺,資深大律師則只有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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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和解犧牲司法公義? No way!

上任後一直形象模糊的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因為拋出一個特赦和解方案,霎時被各界圍剿,由「白鴿」變「箭豬」。也許他是出於欲修補社會撕裂的好意,但這想法顯然未經深思熟慮,也忘卻了不應以政治壓倒司法公義。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當選後大吹和風,表明上任後會努力修補社會的撕裂,此時胡志偉建議林太上任後運用特首的權力,特赦佔領行動的涉事者,當中包括已定罪服刑的「七警」,以及涉揮動警棍襲途人的退休警司朱經緯。 胡志偉的特赦建議一出,激起民主派和建制派的批評,令他兩面不是人。 對民主派的人士而言,他們雖然會同情發動及參與佔領行動者可能面對法律制裁的處境,但他們會記得兩年多前,願意走到前台參與佔領行動的人士,是希望透過個人的犧牲,透過公民抗命,感召市民,形成強大的力量,希望向北京爭取一個真普選政改方案。換句話說,參與者清楚明白日後可能面對的法律風險。 事到如今,民主派人士更渴望看見的,是被控的佔領人士,不會被律政司作出不合理的政治檢控,提出於理不合的控罪,讓他們可在香港獨立專業的司法系統下,在法庭獲得公平的審訊,不論是罪成好,還是脫罪也好。 胡志偉錯得最離譜的,是提議林太同時特赦七警和朱經緯,這兩宗案件均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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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中「媒介化參與」的發展和弔詭

對從事或研究政治傳播的人來說,剛過去的特首選舉可算弔詭。選舉傳播過程有非常壞的一面,主要是大批主流媒體延續了5年前特首選舉中的歸邊現象,並同時配合各路人馬的放風行為,構造出一個具中國特色的「跑馬仔遊戲」。但選舉傳播也有進步的地方,一言以蔽之,香港可說是首次出現了一場由社交媒體帶動的參與式選戰。 所謂參與式選戰,是指普羅大眾在選戰過程中不止是競選宣傳的受眾,而是直接地參與到選戰過程之中。當然,就算是傳統的選舉,選民都可以透過參與候選人的集會或成為選舉工程中的義工而參與到選戰之中。但在傳統的選舉中,展現這些參與行為的選民始終是非常少數。到了數碼媒體和社交媒體的世代,選民則可以有更多機會和方式,對選舉過程有「媒介化」的參與(mediated participation)。 一場由社交媒體帶動的參與式選戰 談是次特首選舉中的「媒介化參與」,自然要從曾俊華的選戰談起。撇除大家如何看「曾俊華現象」的政治含意,沒有人能否認其選戰的出色。重要的是,他的選戰出色的地方,不止在於他的文宣比別人做得好、短片比別人拍得感人,或口號比別人的「貼地」;突出的地方,在於他的選戰真正由網絡和社交媒體帶動,而且讓市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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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根領導學的啟示

已故美國總統列根,不單是戰後最受國民愛戴的其中一位總統,也是最有作為的其中一位總統。但有趣的是,用我們今天流行的話語說,這位總統其實有點「hea」。 列根其實有點「hea」 列根不單是其中一位放假放得最多的總統,有關他貪睡,以至開會時打盹的新聞,一直不絕於耳。 有一次碰上午夜時爆發了一個外交危機,他的左右手Meese選擇不去吵醒熟睡中的列根,後來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醜聞風波,結果列根選擇如此自我解嘲:「我已經向一眾同事交代清楚,從今以後,如果有大事發生,無論是一天當中的哪一個時刻,都要把我從睡夢中喚醒——哪怕是正在開着內閣會議。」 當列根卸任總統在即,被問到之後會做些什麼時,他說:「我會回到加州老家,躺下來,擱上雙腳,然後睡上長長的一覺。亦即是說,與今天的生活其實沒有多大分別。」 正如其文膽Peggy Noonan所說:要是你對自己沒有足夠的信心,要是你搞不清楚自己作為總統的真正角色,你會不會有膽識如此拿自己開玩笑? 列根的要訣:領袖要懂得用人而非事事躬親 那麼,為何一個如此「hea」的人都可以做好總統呢? 《華盛頓郵報》在撰文分析列根的領導風格時,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個工作量負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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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次矛盾

習近平主席上周二接見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聽取匯報工作的方式,由坐在會議桌主席位置的習向坐在旁側的林鄭訓話。習近平對林鄭的訓示特別引人矚目,因為特首選舉期間某些媒體和評論員一直堅稱習近平並非屬意林鄭當特首,只是他在選舉初段不表態,到了關鍵時刻就會一錘定音,敲定由曾俊華而非林鄭當行政長官。事後證明,這些猜測都錯了! 習近平讚揚林鄭「愛國愛港立場堅定,勤勉務實,敢於擔當,行政經驗豐富,具有駕馭複雜局面的能力」。這番話的口徑,跟選舉期間愛國報章和社團對林鄭的「讚辭」完全一致。可見諸如「政治局支持」、「林鄭是中央唯一支持的人選」等「傳聞」,原來是貨真價實的「小道消息」,反映中央對本屆特首人選並沒有分歧,也沒有兩條路線之爭。 不過,京意向來難測。現在能夠擺平的矛盾,不表示以後就會相安無事,尤其中共召開十九大前夕,權力分配仍有多番討價還價的戲碼。但總的來說,「穩定壓倒一切」仍然是主旋律,特首選舉涉及香港的權力交接,任何人都不能承擔出事的後果。除非中央真有嚴重內鬥,否則香港特首選舉不可能觸發路線鬥爭,加上去年10月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確立了「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試問誰有實力挑戰習在特首問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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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後記

特首選舉塵埃落定,曲終人散,當選的當然要組織管治班子,為未來五年管治繪畫藍圖,但落選的又怎樣?他們的支持者又怎樣? 曾鈺成曾經提出一個頗為有趣的問題。他說在其他國家,哪怕競選時各方努力競逐寶座的黨派鬥個你死我活,但選舉一旦完結,各黨派便會團結一致,為未來數年管治而努力,為何香港不能?老實說,這問題的事實基礎在今天來看已不是那麼完全準確了。君不見脫歐後,很多人繼續不認同公投結果;美國更有不少人在各地繼續堅決反對特朗普管治。但更重要的是,在香港一向處於反對地位的民主派並不認同小圈子選舉這不符合公義之選舉模式,更有偏激的年輕人根本也不認同「一國兩制」或香港的憲制秩序。在這情況下,希望他們在選舉後「團結一致」,共同為特區管治而努力,實在有點天真。 除了政黨和政治人物外,參與選舉的助選團或義工又如何?選舉是激發情緒的一個難忘過程,為某人助選當然希望他勝出,但結果名落孫山,失望之餘也有抱怨於制度上的不公,甚至政治環境上之不公。要他們忘卻這一切,接受新當選者之管治也不是這麼容易。 有人說在特區參與政治是一場各方也贏不了的困獸鬥。我們要跳出憲制上、制度上和政治上的枷鎖,談何容易?正因如此,在特首選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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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

即使真的有其他死而復生的案例,但耶穌可說是世上最著名的一位復活者。他復活,我們放幾天假,這稱得上是雙贏。 現今醫學當然未能令死了三天的人復活,卻已能做到另一種意義的復活:器官移植。過去幾天,全港都被捐肝事件所觸動,不少人問法例為什麼那樣鐵板一塊,為什麼就不能酌情讓離法定年齡只有三個月的女兒完成救母心願。 的確,「三個月」會令人有「不近人情」的感覺;然而這條法例的原意,是保護未成年人,避免他們因心智未成熟、欠缺周詳考慮下作出捐贈器官的決定,法例也沒有賦予任何人有放寬年齡限制的酌情權。Michelle未能捐肝救母,我們也無可奈何。 而其實在此期間,黨友郭榮鏗暗中奔走,先跟政府、立法會主席、各黨派議員同事互通聲氣,再在周三晚夤夜起草了緊急法例,臨時將法定捐贈年齡降至十七歲,並且設下「日落條款」,法定年齡在五月一日便會回復至十八歲。這條為Michelle度身訂做的法例,得到局方、律政司、大主席、民主派和建制派同事一致支持,只等周四大會重開便可立即三讀通過。 這,相信是本屆立法會首次的「真.跨黨派合作」。很多人感覺到香港已死,希望這次大家不分你我、雙方卸下壁壘的小舉動,能多少減輕這種心理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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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條立法前 人大可能再釋法?

最近,內地針對港獨問題似乎更有制度和研究上的準備,《基本法》第23條立法可能更加逼近。有內地學者建議,在23條立法前可再啟動人大釋法,以堵塞國家安全漏洞。 先談研究方面。國務院港澳辦主辦、全國港澳研究會供稿的學術期刊《港澳研究》,最新一期(2017年第1期)以兩篇針對本土和港獨的文章打頭陣,它們分別題為〈香港激進本土主義之社會心理透視〉和〈「港獨」思潮的演化趨勢與法理應對〉(下稱〈法理應對〉)。 在此之前,國家教育部專門設立針對港獨問題對策的研究資助項目——「港獨思潮及對策研究」,希望內地的港澳研究界能夠協助找出應對港獨問題的具體方法,有關文章已陸續刊登。去年8月,受教育部委託研究港獨對策的武漢大學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發表題為〈主權、國家安全與政制改革:「港獨」的《基本法》防控機制〉(下稱〈防控機制〉)的論文,作者分別是該中心的執行主任祝捷和研究助理章小杉。 內地學者提出解釋基本法27條 〈防控機制〉和〈法理應對〉兩篇文章,相當具體和有按部就班地建議中央和特區政府如何應進一步應對港獨問題。〈法理應對〉一文,作者為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講師王理萬,他以3500多字詳述「反擊『法理港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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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派不應對修補裂痕心存盼望

面對林鄭月娥「修補社會撕裂」的口號,各個民主黨派不應該對此心存盼望,也不存在我們對來屆政府有疑中留情的空間。或許「修補撕裂」的確正中社會廣泛市民的想望,但面對政治局勢,我們並沒有配合一己的主觀意願而忽視林鄭月娥將會延續有害民生和民主前途的現實。 「修補撕裂」是一個正面的口號,講求同舟共濟、重新團結。梁振英玩弄權鬥,實行專橫管治,固之然是造成撕裂的重要原因,但這只是加劇撕裂的催化劑;真正造成撕裂的核心力量,是北京全面控制香港的強硬手腕和意志,令香港種種溫和對話的聲音都走向死胡同。並非溫和理性、解決問題的方法出了問題,而是北京根本不希望認真處理香港的社會問題。 北京政府在國內面臨的統治壓力與日俱增,經濟增長放緩,過往依靠經濟巨大增長以轉移國內社會問題的方法,已經難以延續。坐立不安的中國在對外方針愈來愈與「韜光養晦」背道而馳,不論政治抑或經濟上日益進取、步步進逼。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同時是中國統治下的屬地,在經濟和社會層面上,無可避免會日漸被中共掌控,「紅色資本」湧入,由日常生活、物資採購到巨額基建,愈益讓利中國企業,根本地改變了香港的經濟版圖。而歷史告訴我們,由戰前華資大班的崛起、戰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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