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荒

香港實行普通法制,這法制的主要特色是以法院為中心。法院對維持法治和推動法制發展至為關鍵,它不單是解決糾紛的地方,法院判詞所確立的原則和理據,更加成為法律的一部分。普通法內一些根基的法律領域如合約法、侵權法、信託法、衡平法以至行政法等,均主要由判例的原則所組成。即使是成文法,法院對條文的解釋、演繹和應用,往往可以澄清法律的意思,填補法律上的空間,或進一步推展法例的領域。由於法院的角色舉足輕重,普通法對法官的質素的要求便非常嚴謹。 歐陸法制(包括內地)的法官主要由司法學院培訓,學員畢業(一般相當於大學學位)後便可獲聘為法官。歐陸法制法院的角色以解決紛爭為主,沒有太大的空間發展法律原則。普通法制的法官則主要來自執業律師,需要有一定的執業和人生經驗,而高等法院或以上的法官,一般均有十五至二十年的執業經驗,傳統上不少已是資深大律師,在專業界別內早已享負盛名。這種來源,加上獨立的任命制度,令司法界得以維持極高專業質素的法官,但同時亦意味法官只有一個頗狹窄的來源,這問題在較細小的法域如香港便顯得更為嚴重。 香港人口超過七百萬,律師只有約一萬,當中只有千多名訟務律師,不少年資尚淺,資深大律師則只有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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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和解犧牲司法公義? No way!

上任後一直形象模糊的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因為拋出一個特赦和解方案,霎時被各界圍剿,由「白鴿」變「箭豬」。也許他是出於欲修補社會撕裂的好意,但這想法顯然未經深思熟慮,也忘卻了不應以政治壓倒司法公義。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當選後大吹和風,表明上任後會努力修補社會的撕裂,此時胡志偉建議林太上任後運用特首的權力,特赦佔領行動的涉事者,當中包括已定罪服刑的「七警」,以及涉揮動警棍襲途人的退休警司朱經緯。 胡志偉的特赦建議一出,激起民主派和建制派的批評,令他兩面不是人。 對民主派的人士而言,他們雖然會同情發動及參與佔領行動者可能面對法律制裁的處境,但他們會記得兩年多前,願意走到前台參與佔領行動的人士,是希望透過個人的犧牲,透過公民抗命,感召市民,形成強大的力量,希望向北京爭取一個真普選政改方案。換句話說,參與者清楚明白日後可能面對的法律風險。 事到如今,民主派人士更渴望看見的,是被控的佔領人士,不會被律政司作出不合理的政治檢控,提出於理不合的控罪,讓他們可在香港獨立專業的司法系統下,在法庭獲得公平的審訊,不論是罪成好,還是脫罪也好。 胡志偉錯得最離譜的,是提議林太同時特赦七警和朱經緯,這兩宗案件均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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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條立法前 人大可能再釋法?

最近,內地針對港獨問題似乎更有制度和研究上的準備,《基本法》第23條立法可能更加逼近。有內地學者建議,在23條立法前可再啟動人大釋法,以堵塞國家安全漏洞。 先談研究方面。國務院港澳辦主辦、全國港澳研究會供稿的學術期刊《港澳研究》,最新一期(2017年第1期)以兩篇針對本土和港獨的文章打頭陣,它們分別題為〈香港激進本土主義之社會心理透視〉和〈「港獨」思潮的演化趨勢與法理應對〉(下稱〈法理應對〉)。 在此之前,國家教育部專門設立針對港獨問題對策的研究資助項目——「港獨思潮及對策研究」,希望內地的港澳研究界能夠協助找出應對港獨問題的具體方法,有關文章已陸續刊登。去年8月,受教育部委託研究港獨對策的武漢大學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發表題為〈主權、國家安全與政制改革:「港獨」的《基本法》防控機制〉(下稱〈防控機制〉)的論文,作者分別是該中心的執行主任祝捷和研究助理章小杉。 內地學者提出解釋基本法27條 〈防控機制〉和〈法理應對〉兩篇文章,相當具體和有按部就班地建議中央和特區政府如何應進一步應對港獨問題。〈法理應對〉一文,作者為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講師王理萬,他以3500多字詳述「反擊『法理港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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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從嚴 手續從寬——對IT界選民登記制度檢討之建議

早前廉政公署展開大規模搜捕,拘捕72人,他們涉在去年的立法會IT界(資訊科技界)選舉中種票舞弊。因應相關事件,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表示,有關界別選民登記制度,存在先天問題,已要求內部在他落任前檢討並給予政策建議。對於政府終於認真檢討為人詬病已久的IT界選民登記制度,我們認為是遲來之舉,但我們同時懇請政府應該廣泛諮詢業界,避免重犯過去閉門造車的錯誤。 我們「前線科技人員」由一班關心政事的科技界人員組成,在上年年頭積極協助政府推動IT界的選民登記,把相關資料製作成方便易讀的「懶人包」,從而鼓勵IT界從業員盡公民責任。再者,我們亦積極參與選舉,於早前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我們有7名成員參選並全數高票當選,相信我們的聲音在業界有一定代表性。 就譚志源局長所做的選民登記制度檢討,我們希望提出以下建議。 政府下放資歷認證權力 衍生三問題 正如譚志源局長所言,IT界的選民登記制度存在根本的先天問題。跟其他專業界別如醫生、律師、社工等不同,IT界並沒有單一的資格認證機構去核實從業員的資格。政府現行的做法是把資歷認證的權力下放至20多個專業學會,但這個做法卻衍生其他幾個問題: (1)一般IT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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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市民的保障

2017年3月19日,台北一所非政府組織文山社區大學學程經理李明哲在自澳門越過拱北口岸前往中國珠海時失蹤,音訊全無。失蹤10天後 (3月29日),國台辦(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正式確認他遭到拘留,並表示李明哲因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接受調查。但拒絕透露其拘留地點;本週李明哲妻子決定動身前往北京探視丈夫,卻於登機前被告知其「台胞證」已被當局取消。 李明哲的「被失蹤」對香港人來說似曾相識;前年(2015年10月),銅鑼灣書店的林榮基亦是於香港過關前往中國時被帶走,及後音訊全無;其妻於11月5日報警後,稱收到其報平安電話;數月後,中國傳媒播放其「認罪」片段;林榮基去年6月回港取訂書記錄時,決定不回中國並召開記者會,披露他失蹤期間被迫簽紙放棄聯絡家人及聘請律師,及被迫於拍攝認罪片段。 將出版書籍及進行人權教育的人士拘捕,而且於未有進行任何公開審訊時便剝奪其與外界聯絡的權利及人身自由的行為本身是嚴重侵害人權,而進行這種無視人權行為的國家政府當然要予以讉責;但除此以外,當事人的所屬政府(即香港和台灣政府) 亦有保障市民人權的責任,他們有否盡力交涉,保障其公民人身安全,以及確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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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條立法

自回歸以後,一直有一種說法,指特區政府並未履行《基本法》第23條的責任,而為23條立法,更成為每屆政府的包袱。 第23條要求特區政府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 、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特區須就這些問題自行立法,但立法的形式及具體內容,則由特區政府自行決定。 其實回歸前香港已有相關的法例,這些法例主要是保障英國政府,故理應在回歸後自動失效,但特區政府在九七年七月一日通過《香港回歸法例》,當中保留了這些法例並作出相應的修改,在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處理的事務及涉及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時,所有法例中對女王陛下、王室、官方、英國政府或國務大臣的提述,均須解釋為對中央人民政府或其主管機關的提述。換言之,回歸前所有關於叛國(其範圍足以涵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等法例,便一下子在回歸後成為保障中央人民政府的法例,這些法例至今仍適用。此外,《社團條例》亦作出了相應修訂,賦予保安局長權力,當他合理地相信禁止任何社團或分支機構的運作或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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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經地義也是罪

旺角佔領區清場案判刑,令人回想當時情景,本來應是關乎衝突與悲憤,然而判詞裡有指摘被告出庭遲到兼在庭上把玩手機,引爆了若干笑點。 是啊,多麼典型的九十後常態,雖然任何身分類別都只是一個籠統類別,沒法囊括所有獨特的個體,但當許多屬於相同類別的人都展露相似言行,即難不使人覺得,是了,就是這樣了,這便是這個類別的「共相」,八九不離十,以此觀之論之期待之,雖不中,亦不遠矣。 常有機會接觸九十後年輕人,常見類近表現,譬如說—— 遲到。「守時是美德」肯定早已是過時教養,不管面試或考試或開會或任何簡單的會面,無論人數多寡,總有大概那麼兩成人沒法準時出席,但真正問題是,姍姍來遲卻又全無愧色,預先不通知,到場不解釋,臉無表情,彷彿天經地義,確實令「大人們」、亦即老餅們沮喪懊惱。 玩手機。在各式各樣的場合裡,不管你提醒了多少次,總有人沒關掉響鈴,遂於半途之中響起各式音樂,此起彼落,如小型的樂團合奏。然後,幾乎所有年輕人都每隔三分鐘甚至更短的時間低頭刷屏,彷彿手機裡的世界才是世界,眼前的真實只屬煩囂與打擾;彷彿手機裡的溝通才是最有需要立即察看和回應的溝通,眼前的溝通純屬可有可無的碎語煩音。 尤有甚者,有不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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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話

最近有內地所謂法律專家提出,中央可根據《基本法》第48條第8款直接向特首發指令,以確保對香港事務的管轄權力。48條第8款是這樣說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行使下列職權:(八)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專家」說,有了這條款在手,中央就可以透過向特首發指令而達到直接治港,日後就可以減少釋法,而且「有關事務」不限於國防和外交。 我們當然敬重專家,然而專家的話也未必百分百正確——有時甚至會百分百錯誤。 譬如,像上面那位專家那樣去閱讀《基本法》,就是錯到加零一。一部法律,我們不能單單抽出一條半條來看,而是要看全部,更要看當中的精神。而《基本法》的根本精神,大家都很清楚,是一國兩制。 《基本法》的精神是一國兩制,也因此裏面的任何一條條文都不能凌駕於這種精神。 例如,中央向特首發出「獨立」的指令,特首是否就要搞港獨?發出「取消普通法制」的指令,是否就要改行成文法制?這些例子可能有點誇張,但,它們都是違反一國兩制精神的,中央不能這樣命令,特首也當然不能執行。 再說,48條第8款所說的「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當然就是指第13、14條所說的外交事務和防務。外交、防務由中央負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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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補撕裂的攔路虎

9名曾經參與2014年雨傘運動的人士被起訴,今早上庭。在特首梁振英卸任前,起訴料會陸續有來,我不會稱之為政治檢控,因為沒有忘記雨傘運動的初衷,以公民抗命方式爭取真普選,有心理準備承擔法律後果。 不過,今次起訴的鋪排明顯有政治考量。9人收到警方來電預約到警署落案起訴,是在3月27日,正是佔中行動信念書發表4周年,亦是特首選舉翌日,新當選的林鄭月娥一再矢言首要任務是團結社會、修補撕裂,香港人聽其言觀其行之際,梁振英卻送她一個炸彈。警方落案起訴9人的同一個晚上,起訴在雨傘運動期間濫權揮棍毆打無辜市民的時任警司朱經緯,對冲輿論的意圖躍然紙上。 梁振英強調「律政司的檢控工作是獨立決定」,「這個檢控無論時間性或對象都沒有政治考慮因素」。他將公眾視線引去律政司而非警方,有欠公允,因為律政司去年底已經向警方提供有關雨傘運動287名被捕人士的詳細書面法律意見,去年12月和今年1月亦已向警方提供朱經緯案的法律意見。何時落案起訴涉案人士,全權在警方手裏。 9人面臨的控罪並非成文法例如《公安條例》、《刑事罪行條例》,而是普通法之下的「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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