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暴動罪談起

去年初在旺角發生的騷亂,法官早前判三名涉案被告暴動罪成,各入獄三年。所謂暴動,是指參與非法集結並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非法集結(unlawful assembly)有別於未經批准集結(unauthorized assembly),後者是指在《公安條例》第17A條下未得警方批准或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遊行,而前者則指根據第18條所界定的集結,即三人或以上集結,作出擾亂秩序性、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釁性的行為,並意圖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這些集結人士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即屬非法集結。暴動罪不單要證明被告有參與非法集結,還須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參與非法集結但沒有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人士,仍可根據第18條被控告參與非法集結。另一方面,法例仍然保障和平集會的權利,因此,參與和平集會的人士毋須擔心觸犯暴動罪行。若和平集會演變成為非法集結,則參與和平集會的人士便得考慮是否該繼續逗留在現場,法例並非說在場人士皆會成為參與非法集結者,這還得視乎在場人士的行為表現,是否在支持那些作出擾亂秩序性、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釁性的行為的人士。 與此同時,法院亦作出明確表示,公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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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動罪判決值得商榷

在2016年農曆新年旺角騷亂案中,兩男一女被指向警方丟擲玻璃瓶及竹枝,被香港區域法院裁定「暴動罪」成立,並於今年3月17日,均被判囚三年,成為1997年後最震撼的「暴動罪」案例,也是2000年喜靈洲戒毒所暴動案後17年來第一案。目前「暴動罪」的最高刑罰是十年,但是區域法院判刑上限是七年,高等法院則可判十年。三名被告分別是香港大學女生許嘉琪(23歲)、學生麥子晞(20歲)、廚師薛達榮(33歲)。據悉,他們三人將會上訴。 區域法院沈小民法官指他們三人當時的行為已經毫無疑問觸犯了暴動罪。他表示考慮暴動罪判刑的因素包括:(一)暴力程度;(二)暴亂規模;(三)有無預謀;(四)參與人數。沈法官認為本案所涉暴力、參與人數不下於1989年越南船民白石船民中心暴動案,因此決定重判。沈法官強調:「暴力就是暴力,無論有任何不滿,一旦使用暴力就沒有分別」;暴力對人和社會的傷害,不會因暴動目的而有所改變;為了「維護公眾利益」,要判處「阻嚇性刑罰」,要表明「任何人參與這類暴動需明白是要付出代價的,有時代價可能會很大」,「以防止同類罪行發生,危害公眾安全」。 沈小民法官表示:暴動是指集體暴力行為 ,不是個人暴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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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武與暴力

由八九民運,到二○一六年旺角騷動,二三十年的悠長歷史,參與遊行集會的市民,絕少意識到,街頭政治參與,會有坐牢的風險。非法集會的條例備而不用,暴動罪也只限於難民衝突用過。這次三人被判罪,坐牢三年,對市民的common sense有很大衝擊。 我想,那個港大女生,當晚在旺角,隨着人流奔跑、喊口號,完全沒想過會失去三年寶貴的青春。縱然那些不負責任的勇武領袖自圓其說,表明已經告誡參與者後果自負,但一個社會總是活在既有的「常識」之中,很少人會停一停、想一想。幾十年來,示威遊行,在香港,給人的「錯覺」是沒有後果。暴動與非法集會的法例嚴格,那刀沒有用來向示威者開刀,多年不用,市民就不覺得刀鋒如何犀利。「和理非」的時代,香港示威者斯斯文文,是國際聞名的;拉人判刑容易惹批評。如今「和理非」的共識被敲碎,暴力抗爭的後果浮出意識的表層。鐵一般的判詞,無論你如何求情,縱火擲磚,越軌不文明,暴力難以否認,破戒招懲罰,口才了得的梁天琦出來辯駁,亦會語塞不知所言。難道七警打人入獄你就讚,大學生擲磚受罰你就說不公平。 旺角黑夜,不難想像事主的情緒。社會撕裂,青年鬱結,民意不通,不少自發的示威者不是為了私利,而是自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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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為「普世價值」與「本土價值」訂分界

筆者拜讀2017年3月11日《明報》觀點版張海澎君一篇題〈何謂香港的「本土價值」?〉的文章,感到文章內容有商榷的地方,特寫此文以作討論。 筆者首先贊同張海澎君的觀點,他認為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均為普世價值,這是很少人會有異議。聯合國大會先後於1948年及1966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公約」),均載列了對各成員國須大力推動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要求和願景。我國雖然於1998年10月在紐約聯合國總部簽署了公約,但非常可惜的是,中國至今仍未確認該公約。 追求普世價值是個人權利 但是,一個社區奉行或者追求一些普世價值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時,不應以「本土化」之名,向其作出打壓。雖然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但她還是一個國際性且資訊自由流通的大都會,而且至少還有個人權利,去追求一些香港人一直所嚮往的普世核心價值。 香港人信奉某些普世通行的原則,這僅表示香港人所認同的與國際上普遍共同認同的原則相一致,是應予鼓勵和支持的。將普世認同的價值觀引入香港,這樣的「本土化」有什麼問題?而且香港人追尋普世價值是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別人應予尊重。 世界上很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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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制責任 是政府為市民負責任

政府是一個收費服務整個社會的機構,本質是服務業。跟你上網用的寬頻服務,或者是付費健身室,或者是「月餅會」、腳底按摩,甚至是娼妓,是同一種東西。就像我們付錢給電訊商,就可以取得寬頻服務;付錢給健身室,就可以使用它們的健身房一樣。市民透過負責稅付,以及遵守法律令政府得以運作,政府就有義務要保障市民的權利和服務市民。 憲制是政府承諾約束自己的服務契約 而相信大家都用過某些獨佔市場的服務,服務不良時往往沒有選擇,所以獨佔的事業需要受各種約束,不然就會變成禍害。同樣地,政府作為一個服務業,有收稅等眾多獨家權利與權力;一旦誤用,就會對所有市民構成影響,甚至對整個社會構成破壞。為免這種事情發生,營運政府的人,需要向國民許下白紙黑字的承諾,寫下政府的使命、所保障的權利,以及所提供的服務,以便公眾檢查它是否有依其「服務承諾」般運作。 也因為有這樣明確的服務承諾,客戶——也就是市民——才會感到安心,確定政府做的事是保障自己、服務市民,而不用害怕政府某些員工心血來潮,或者公器私用下,用權力去實現自己一廂情願的計劃。所謂憲法,或者憲制,正是政府向市民承諾,約束自己營運方式的服務契約。 因此,憲制是為了服務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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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有錯,但請原諒他們

日前閱畢同網胡啟敢兄關於警察集會,教協應負責文章。胡兄論述的,絕對是事實,校規和老師處理事情,確實常有不理想之處,但我比較喜歡尋根究柢,鄙人亦曾執教鞭,思考過後,我希望社會原諒他們。 首先,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問題比想像中複雜,老師沒有法官專業,絕對是事實。一個律師,讀書連實習及各種考試,起碼要七年時間,才能執業。區域法院法官被提名要求是起碼五年執業律師資格,但一般有十年。老師是大學畢業後,讀一年教育文憑便執教鞭。即使訓導有起碼兩三年經驗,但所受訓練完全是兩回事。沒有法官專業公正,是肯定的。 從客觀環境著眼,根據教育局網頁,今天大部分小學已實行小班教學,但魔鬼在細節,根據局方呈交立法會報告,試行級別是小一至小二,至三或四年級,會重回大班。一班四十人,管理秩序,對任何老師都有困難,而且小班試驗,不包括中學,加上教育改革起,老師能放在學生身上時間,變得更少。資源緊拙與現實環境,表現與社會期望有落差,可以想見。不少人指今天大學演講廳仍然過百人而成功,但大學生多數思想較成熟,與青春期反叛的中學生,是兩回事。 從老師心理著眼,有兩項值得求情之處,其一,自功能組別有教育界議席以來,選出議員,皆民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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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學生不可頭髮過長是「性別歧視」?

梁國雄早前入獄被剪掉長髮,故於14年提出司法覆核挑戰男犯人必須剪髮的規則,近日於高院取得勝訴兼得訟費。及後,有教師在社交網站留言,指有男同學因頭髮過長被記缺點後,反告學校做法有性別歧視之嫌。筆者未能求證留言真偽,但認為值得認真回應。 筆者先根據判詞闡述法庭如何在梁國雄案中確立懲教署的規則構成「性別歧視」(案件編號:HCAL 109/2014)進而裁定其違反《基本法》,再嘗試解答該學生的挑戰。 第一項裁決是懲教署規則違反香港條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第6條「對男性的性別歧視」。簡單而言,任何人如基於一名男性的性別而給予他差於女性所得到的待遇,即構成性別歧視。另外第38條亦指出,政府如在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時作出性別歧視,即屬違法。 案件爭議點在於「男囚犯不能留長髮、女囚犯可留長髮」的處理方法: 一、是否有合法(legitimate)原因(例如有助維持監獄秩序)? 二、是否令男囚犯得到「差於女囚犯的待遇」? 關於第一點,懲教署指出有證據顯示長髮男囚犯比長髮女囚犯有較大的危險性,但此理據不為法庭接納,因為基於普通法(過往案例),固有成見或普遍的關於性別的假設不能成為抗辯理由,就算該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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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納百川:外籍法官對香港司法之貢獻

田飛龍副教授於上周五(3月3日)的《明報》觀點版撰文,題為〈香港「客卿司法」之反思〉。田指控香港的外籍法官判刑「畸輕畸重」,「縱容社會運動激進化甚至港獨分離主義,不利於香港繁榮穩定及《基本法》秩序維護」,質疑他們的「立場與裁判是否適合維護香港法治整體秩序,兼顧權利保護與公共利益」,田於是總結應該逐步減少甚至不再聘用外籍法官。田的擔憂實不必要,礙於篇幅,筆者在此簡單回覆重點。 判刑理據 田以「七警案量刑確屬過重」為引子。田可能是未及細閱杜大衛法官的書面判刑理據,筆者於此略述。事件經過為曾健超於高處花槽上向地面警員淋潑液體,警員將曾制服並把其雙手綁在背後,七警隨即將其抬到一角並對他拳打腳踢數分鐘,導致他身體多處受傷。 香港警察的職責是把疑犯拘捕,調查後落案起訴,交由法庭審理判刑。法律下警察只有在必要時才能使用武力,而且武力必須為合理和合乎比例的程度。當他們對於沒有防禦能力的示威者使用武力時,已干犯了襲擊罪。 法官指每一名警員都有責任阻止他人(包括同袍)犯罪;上司在旁目睹而不阻止,亦等同於鼓勵下屬犯罪。 七警經審訊後定罪,求情指他們長時間履行職責,卻被示威者辱罵和暴力對待。法官參考上訴庭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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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幾宗新聞看寡頭政治

香港是否已經掌握在財閥、富豪和大地產商的寡頭管治中?Has Hong Kong become an oligarchy?這是危言聳聽、杞人憂天抑或有?可尋,可以從最近幾宗新聞說起。 在曾蔭權的「世紀大審訊」,夠膽「打老虎」的廉署(ICAC)放棄向案中關鍵人物、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取證,原因是它「估計李先生會不合作」。於是,如此重要案件的主要嫌疑人,以非常礙眼的方式在審訊中缺席(conspicuous by his absence)。 公眾從中得到的信息非常明確:即使是前特首,只要他行差踏錯,執法機構也會窮追猛打;但富可敵國、財雄勢大的有錢人卻萬萬碰不得(untouchable)。 ICAC自毀長城 ICAC這樣做無異於自毀長城,更令人不得不懷疑,究竟有多少牽涉超級富豪的案件在不知不覺之中不了了之。2014年新鴻基地產董事局前聯席主席郭炳江觸犯《防止賄賂條例》被判監5年,也許只是一個「證實常規存在的例外」,英文所謂「the exception that proves the rule」。 這並非陰謀論。「成功」不是你做對了什麼,而是你做錯了什麼也不用承擔後果(success isn&#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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