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

即使真的有其他死而復生的案例,但耶穌可說是世上最著名的一位復活者。他復活,我們放幾天假,這稱得上是雙贏。 現今醫學當然未能令死了三天的人復活,卻已能做到另一種意義的復活:器官移植。過去幾天,全港都被捐肝事件所觸動,不少人問法例為什麼那樣鐵板一塊,為什麼就不能酌情讓離法定年齡只有三個月的女兒完成救母心願。 的確,「三個月」會令人有「不近人情」的感覺;然而這條法例的原意,是保護未成年人,避免他們因心智未成熟、欠缺周詳考慮下作出捐贈器官的決定,法例也沒有賦予任何人有放寬年齡限制的酌情權。Michelle未能捐肝救母,我們也無可奈何。 而其實在此期間,黨友郭榮鏗暗中奔走,先跟政府、立法會主席、各黨派議員同事互通聲氣,再在周三晚夤夜起草了緊急法例,臨時將法定捐贈年齡降至十七歲,並且設下「日落條款」,法定年齡在五月一日便會回復至十八歲。這條為Michelle度身訂做的法例,得到局方、律政司、大主席、民主派和建制派同事一致支持,只等周四大會重開便可立即三讀通過。 這,相信是本屆立法會首次的「真.跨黨派合作」。很多人感覺到香港已死,希望這次大家不分你我、雙方卸下壁壘的小舉動,能多少減輕這種心理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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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派不應對修補裂痕心存盼望

面對林鄭月娥「修補社會撕裂」的口號,各個民主黨派不應該對此心存盼望,也不存在我們對來屆政府有疑中留情的空間。或許「修補撕裂」的確正中社會廣泛市民的想望,但面對政治局勢,我們並沒有配合一己的主觀意願而忽視林鄭月娥將會延續有害民生和民主前途的現實。 「修補撕裂」是一個正面的口號,講求同舟共濟、重新團結。梁振英玩弄權鬥,實行專橫管治,固之然是造成撕裂的重要原因,但這只是加劇撕裂的催化劑;真正造成撕裂的核心力量,是北京全面控制香港的強硬手腕和意志,令香港種種溫和對話的聲音都走向死胡同。並非溫和理性、解決問題的方法出了問題,而是北京根本不希望認真處理香港的社會問題。 北京政府在國內面臨的統治壓力與日俱增,經濟增長放緩,過往依靠經濟巨大增長以轉移國內社會問題的方法,已經難以延續。坐立不安的中國在對外方針愈來愈與「韜光養晦」背道而馳,不論政治抑或經濟上日益進取、步步進逼。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同時是中國統治下的屬地,在經濟和社會層面上,無可避免會日漸被中共掌控,「紅色資本」湧入,由日常生活、物資採購到巨額基建,愈益讓利中國企業,根本地改變了香港的經濟版圖。而歷史告訴我們,由戰前華資大班的崛起、戰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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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媽媽議員計「婆乸數」

立法會議員考察東江水,大家關心香港的水源是否安全,是顧及國計民生的大事情。但議員七嘴八舌的愈講愈顯露這些議員的婆媽本色,說到底就是以目前的計價方式,香港虧了多少,卻沒有人去算以前和以後的大帳。 為市民爭取最有利的供水協議,誰說不是,難道有人會鼓勵去爭取最差協議嗎?但什麼是最有利協議呢?少付多少錢就是最有利嗎? 以目前的計價方式,香港以固定價格保證最高的供水量,而從來沒有用到封頂的量,表面上看是每年都在虧蝕。有議員指出如果按量計價,萬一香港出現大旱,需要廣東多供水,到時可能要跟沿東江的城市爭水,得不償失。這是從供水機制考慮的小問題,更「婆乸」的數口是,以人民幣計價,匯率的變化可能導致香港少付些錢。 有議員認為國家與廣東省最開始的時候對引水工程的開發、以後為保護水質和泵水站維護,以及污水處理等等投入,應該在計算之列。這已經算是識大體的計算,但還沒有到「計利當計天下利」的水準。 新豐江水庫的所在地河源市,由於要保護水源,嚴禁工業開發,導致這個地區的人民無緣享受經濟發展的果實。他們的犧牲,這筆帳從來沒有人去算。廣東的貧困縣是在2016年才徹底消失的,之前的十大貧困縣,有兩個在河源。 當然,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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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應品學兼備

港大聖約翰學院和李國賢堂連番爆出學生集體性欺凌事件,據報道,涉事學生是牙科系、化學系及教育系的同學。昔日的香港最高級學府竟然會發生這樣的事,令人難以置信。 港大兩宗性欺凌事件發生後,其中一宗的當事人目前為止仍沒有勇氣站出來指證施暴者的身分或承認受到欺凌,更加反映了大學校園文化的劣質化以及大學生之間有如「童黨」受虐都不敢說出來指證。事件令筆者不禁想起數年前有一位女學生,本是性格開朗的乖乖女,但在參加迎新營(O Camp)後卻黯然自殺身亡,引起社會轟動;同樣在2014年中的城大亦曾經有一名品學皆優、領袖才能非常出眾的同學自殺身亡。可以斷定,這些事件的發生與學習壓力幾乎無關,因為這些學生的成績皆非常優秀,師長們均認為是因朋輩壓力而造成的悲劇。 近幾年屢屢能聽到香港的一些大學O Camp不堪入耳的荒唐事,不少更涉及猥瑣、色情以及猥褻新生。當年中大校園內曾經舉行「性別文化節」,其間有某些學系竟鼓勵新生貿然觸摸他人的私隱部位,以弘揚性文化之名,實際上是宣揚淫穢思想。再有早幾年某位打民主之名、就讀中大的女生亦曾經「自爆」說做過舞女,說是為了「體驗生活」。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可以看到今天香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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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讀書高

錢鍾書的《圍城》有一個令人每次想起來都會心微笑的段子:主角方鴻漸在海外留學時散漫不用功,為了向父親交差,遂向一愛爾蘭人買假博士文憑,還騙人家說有三四十個同學等着要買,能打折否。愛爾蘭人以為有大魚上釣,大特價地收了三十美元訂金便把假文憑寄出;誰想到愛爾蘭人騙術再高,在中國人面前也是個小小巫,鴻漸收到文憑後回信說,查無此大學,乃念初犯不予告發,更附上十美元給他作為重新做人的本錢——這就是「幽默行騙」的奧義吧! 某議員同事的學歷問題最近又炒熱起來,無論是《圍城》所描繪的1930-1940年代,還是我們身處的現世,華人世界對學歷、文憑這碼子事情都趨之若鶩——政壇尤其明顯。看看台灣,馬英九和蔡英文都是法學博士級人馬;內地呢,由胡溫到習李,都是大學高材生;香港嘛,曾蔭權曾獲港英政府保送到哈佛讀碩士,未來特首林鄭更是港大的精英分子,可見要從政,大學畢業似乎是愈來愈必須的入場券。 但回頭一看,學歷愈高,是否就保證有愈高的治國能力?打生打死的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沒進過大學,鄧小平讀過莫斯科中山大學幾個月,日本近代舉足輕重的首相田中角榮更是少有沒受過大學教育的總理大臣。毛主席說他把300多萬字的《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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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不臣」的從政之路

奶媽未正式上場,能否修補社會撕裂仍未可知,但田二少退黨,與葉劉敵不過「七年之癢」,便意味著新一屆政府未開始,建制陣營便先上演一場「撕裂 2.0」。 筆者家在新界西,是田二少的選民,如今見到他「又」退黨,感到不勝唏噓。 從政路與黃毓民相似 田二少連續兩屆當選新界西立法會議員(同時也是荃灣區議員),早已建立自己的網絡,與不少鄉紳稔熟,再加上隨他退黨的區議員,其班底本身已儼如新界西的政黨,有點像當年劉江華的沙田執政黨公民力量,在新界的關係千絲萬縷,人脈無所不在。 不過鄉事派對他印象最深的,並非其少爺脾氣個性或如何實幹,而是其從政風格與黃毓民有點相似:「無路可捉,要做大佬」。 翻看往績,他擔任九廣鐵路管理局主席期間,曾在傳媒面前聲稱與行政總裁楊啟彥「不是朋友」,引發「九鐵兵變」、在自由黨時因最低工資問題與張宇人鬧得目紅耳熱,憤而退黨;前年政改甩轆「等埋發叔」,自己蝦碌無投票,卻竟然在報章撰文批評哥哥。難怪有人說他與合作六年的葉劉和平分手實屬「難得」,大有進步了。 靠分裂上位 田二少的從政之路,可說是靠分裂上位。先是自由黨,再來新民黨,每次都是理念分歧收場,但每次都有「斬獲」,如今他已是擁有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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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開明建制派?

特首選舉後,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新民黨要擔當「開明建制派」,引起了大眾關注及討論何謂「開明建制派」。當然「開明」這兩字在政治學上未必有確切的定義,如果再放到香港的環境,更加有多種理解。作為新民黨的區議員,筆者在地區亦聽到對「開明建制派」的不同聲音。不妨在此拋磚引玉和各位討論,市民對「開明」的理解及期望。 開明vs.盲從 市民甲:「做開明建制派,以後就不要盲從政府了,佢有好多政策我哋都未必支持呀。」其中一種說法,認為「開明」就是不盲從政府,要有自己理念及思考。現時建制派有多人加入行政會議,當然加入有其好處,即對政策的發展有一定發言權及影響力;但同時行會成員身分,難以公開反對該會決定,如果有關政策與黨的政綱有所違背,亦只能默不作聲,在媒體中失聲即放棄話語權。如果真要成為開明建制派,在今天香港的政治制度下,似乎只能放棄行政會議的位置才有可能做到。 開明vs.封閉 市民乙:「開明啲好呀,唔好咁封閉,了解多啲世界發生緊咩事。」其實封閉不單是建制派的問題,亦是香港政圈的弊病。除了少數政治人物外,香港的政治人物往往只關注香港甚至是地區事務,肯關心中國國策已是少數,更遑論與世界政圈接軌。 或許是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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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TSA要頂住不應存在的「千倍壓力」!──回應侯傑泰的錯誤指控

讀罷侯傑泰的文章(註),有個非常強烈的感覺:其實侯傑泰不適合當TSA檢討委員會的成員,他似乎無意維護TSA作為「低風險」(low-stake,可理解為低壓力)評估的性質,甚至認為壓力再大1000倍,都值得政府「頂住」。更大的問題在於他以權威的口吻所描述的外國例子,實際上錯誤連篇!倘政府真的以他提供的「權威意見」作為決策依據的話,則無怪乎今日政策之荒腔走板、進退失據了。 必須正面回答的本地TSA實質問題 讓我們先回顧TSA的初衷。 TSA源於梁錦松領導的公元2000年的「教育改革藍圖」,當年教統會為了減輕高風險考試壓力,廢除小六學能測驗(5年後新派位考試機制又重新降臨),合併高中兩個考試,打造中小學12年「大直路」。新增的TSA只是評估整體學生學業進展,與學生升學無關,故一開始便強調是「低風險」。 然而事與願違,在教育當局帶頭之下,TSA悄悄地從「低風險」變成「高風險」,引發大量操練,而且禍延小學低年級,這已是大家早已熟知的情節。 時至今日,關於TSA是否應該做下去,或應該怎樣做下去,當局應該好好回答3個問題: (1)設置TSA的基本目的,是讓社會清楚了解中小學生的整體學業成績狀況,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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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後梁前娥」的「薯片現象」

提到剛剛結束的特首選舉,曾俊華的「薯片效應」無疑令人印象深刻。撇開政治立場,相信大多數人都會認同林鄭月娥的工作能力、務實勤致的態度,反之沒有多少人能說出曾俊華在任財政司長9年有什麼重大功績,反而多會聯想起他多年財案「計錯數」。但為什麼曾俊華的民望就是高於林鄭月娥呢? 常言道「利口不利腹」。理性上清淡的食物對身體好,刺激、口感「過癮」的東西不一定健康,但零食永遠比主食吸引,因為食物不單為了果腹和健康,更是一種心理需要。因此,對大多數人來說,吃香口的薯片比喝一杯鮮奶更吸引。有人把這樣的「薯片現象」訴諸曾俊華競選工程的文宣和公關成功,他在這方面的工作確實有亮點、夠貼地,但這些極其量是外因,不是本質。 另外亦有人會將這解讀成為人們對抗「中央欽點」、「西環干預」的體現,投射在曾俊華身上。我認為這只是反對派的政治議題設置策略,用以打擊最有機會當選的林鄭月娥,將之「抹紅抹黑」,甚至是一種騎劫民意,借用曾的民意向中央施壓,實在不能代表大多數市民的心聲。在支持曾俊華的人當中,我認識不少中間派市民,甚至是當年反佔中、希望社會和諧穩定而傾向建制,政治取向上較保守的市民。當中啟示,值得細味。 選舉就是觀感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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