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檔案——那記錄過的,不能忘。

今年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生於1990年代,我似乎注定是這場歷史的門外漢──既非經歷者,亦因教育課程裏缺乏香港歷史的教育,對「六七」的一切都是模糊的。 可是「六七」餘震下的漣漪直至現在依舊不斷浮現,因為香港警隊修訂網頁相關條文而愈鬧愈熱──「六七」研究組織的出現、新的史料面世(例如吳荻舟的工作筆記、書信和口述等)、年輕的創作人開始關注這場風暴。而就在3月8日晚,因香港中文大學博群電影節,我有幸能觀看羅恩惠導演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除了影片,當晚最讓我感受深刻的,尚有影後談的兩句話,一句是梁文道所說:「適逢『六七』五十周年,相信六七暴動的論述會再次發酵。」另一句是來自火石文化出版社的石中英所言:「當時我便向Connie(按:羅恩惠導演)說,關於『六七』這件事,我怕你走進去便出不來了。」看畢紀錄片後,圖像並沒有變得更清晰,這不是說羅導演的紀錄片藝術成分不高,或是拍攝手法有問題,正正因為她的鏡頭分寸拿捏準確,才勾出更多的問題來,《消失的檔案》不是亦不能是六七暴動的答案或定案,它的出現應該是為後來研究者打開多一道門。 真相的虛妄 關於「六七」,後來者如我,所知不多,欲查證真相亦苦於無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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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思考,就有人在記得。

3月8日,我去中文大學邵逸夫堂參加了紀錄片《消失的檔案》的首映。1400多人的場地幾乎座無虛席,觀眾按照登記入場的渠道被分坐在幾個區,兩個小時的放映觀眾全神貫注,這是我在香港十六年來一次非常特別的觀影體驗。 研究電影的我,立刻注意到受訪人中兩位香港新浪潮人物:編劇陳欣健和導演嚴浩,在此片中他們1967年的身分分別是警務處見習督察和香島中學的學生。當陳凱歌的導演處女作《黃土地》在香港受到歡迎時,嚴浩的《似水流年》在大陸叫好,兩部1984年的電影都是牆內開花牆外香,而今天看《消失的檔案》卻對兩部電影又多了一層理解。 歷史追尋的艱難 我和羅恩惠的共同之處,是首次拍紀錄片,就接觸到棘手的歷史題材,我們都用了四年時間,才拿出第一個公開放映版本。我在2007年底《紅日風暴》荷蘭首映之後,又用了一年半時間,重剪出2009年4月在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的版本。對於她在找尋材料、剪輯定稿過程中遇到的所有辛苦和糾結,我都有深刻體會。作為一位新聞人,我能夠感受到她追尋真相的訴求非常強烈;因此當她面對各種對立的立場、矛盾的說法,會比原計劃多用三年去探尋真相。 首先應該說,這部紀錄片是迄今對於六七暴動最完整的呈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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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信仰者看《沉默》

(評台編按:內文有劇透。) 向來認為馬田史高西斯出品,必屬佳品。在我看過他十多套電影之中,無論是早年的《的士司機》或是嚴重被低估的《紐約紐約》,到八九十年代的《狂牛》、《三更半夜》、《紐約故事》、《盜亦有道》、《賭城風雲》,還是夥拍李安納度迪卡比奧後的所有作品,我都十分喜愛。偏偏,他以前拍了兩部宗教題材的電影《基督最後的誘惑》與《活佛傳》我還未有機會看,所以在觀賞《沉默》之前,我只能透過預告片及背景資料調整我的期望(題外話:面書群組「Martin Scorsese Film School」將於3月28號在百老匯電影中心免費放映《活佛傳》,詳情可到群組頁面查詢)。 《沉默》改編自日本作家遠藤周作的同名小說。小說對馬田史高西斯的影響很深遠,他曾說:「幾乎二十年前我就讀了這部小說,此後重讀過不知多少遍,今天準備要將它改編成電影了。我這一生中,賜我以養分的藝術作品不多,本書是其中之一。」可見這本書對史高西斯的重要性。史高西斯從少就是天主教徒,在成為導演之前曾經夢想成為神父(幸好最後沒有發生)。他選擇改編這本小說拍成電影,相信也和他人生之中對宗教的掙扎與困惑不無關係。 對比其他史高西斯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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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文字的怨曲

自己在八十年代寫音樂專欄的時候,香港的岀版業正是起飛的日子,各類型的書報雜誌不少,單以音樂為主的也有好幾份,有一大班作者,自己追看的也有好幾位。在千帆過盡之後,音樂文字只散落在一些消閒雜誌的一版半版,也許香港的氣候和土壤都不對吧。 昔日的音樂文字作者極少見有結集成書,只有一些填詞人的散文集,或者是一些以歌詞來硏究流行文化的書籍。但回到香港這兩年,也到過台灣兩次,卻發現台灣在這方面,絕對比香港蓬勃和優秀。我讀過一兩本張鐡志的書,和自己的音樂口味有點相近,讀來很愜意,也有一種從另一角度去認識這些已聽了多年的樂手的趣味。後來再認識馬世芳,王袓壽等名字,都是極高水平的音樂文字。最近,買了馬世芳的《地下鄉愁藍調》,是去年底才岀版的十週年增定新版,音樂文字結集成書已是相當難得,還在十年後有增定版,怎不教香港的音樂文字人不感慨萬千。 《地下鄉愁藍調》是馬世芳在2006年岀版的音樂文字結集,書名是來自Bob Dylan 的一首歌《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可見Dylan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説來也有點奇妙,馬世芳報稱生於1971年,但特別鍾情六十年代的音樂,一個他仍未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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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成功學術普及作家,及對有心人建言

自在臉書認識一些學術普及作家,有哲學和科學範疇的,在香港這個功利主義社會,事事商業掛帥下,難得存在這些有心人,無比感動,然而,不少文章,我看不明白,例如一些物理公式,哲學的形而上。學術普及,就是為教導吾等門外漢,如果我們看不明白,就是徒勞無功,今天講述兩個普及學者,他們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有任教於非名校經驗,同時畢業全球一級名校。 第一個是已故史學家黃仁宇教授,他的功力,相信毋庸置疑,連中學生也明白。在著作中,他不諱言是非名校教學經驗,才令他可以寫出如此淺白易懂文章。其書本不止闡述歷史,還有不少社會科學理論,「歷史長期的合理性」觀點,更成功立下一家之言。 另一位是先師宋敍五教授,宋師文章雖不乏文言古文,然透過上文下理,沒有一句不明白,而且,簡單不冗長,雅俗共賞。在研究所上課時,他雖聽覺已然不敏有困難,有些我們要用紙筆解釋,但仍然可以只用十五分鐘時間,扼要講解出凱恩斯流動性傾向給從未讀過經濟同學明白。 黃教授與先師功力,當然是多年教學煉成,那些網路有心人,也在教學,但不是次一等學院,在下大膽建議他們可在工餘前往一些如公開大學成人課程等當導師,那些學生,可以是白紙一張,因為入學條件是小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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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動與恐怖主義

發生在50年前的「六七暴動」,可說是開創了「城市恐怖主義」(urban terrorism)的先河。在西方,「城市恐怖主義」這個概念最早是由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20世紀70年代末提出的。他在預言人類社會將會遭到的各類天災人禍時,就認為將會出現「城市恐怖主義」。他把分析和見解寫進了《災變的選擇》(A Choice of Catastrophes)一書裏,在1979年出版。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陳明銶教授是最早提出六七暴動是「城市恐怖主義」的人(註1)。2000年特區政府頒大紫荊勳章給香港工聯會前會長楊光,陳明銶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就指出這一點,他認為特區政府嘉獎楊光,給社會發出了一個非常錯誤的信息,等於為恐怖主義張目。 從現代社會對「恐怖主義」的定義來看,50年前的暴動就是恐怖主義活動。 2004年11月聯合國秘書長向聯合國提交的年度報告裏,對「恐怖主義」作出以下定義: 「任何旨在通過恐嚇人民而脅迫政府或國際組織採取或不採取某一行動而對平民或非軍事人員造成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任何行動」(註2)。 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研究中心的反恐專家Bruce Hof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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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政治參與?

(1) 閒聊中,有同事說政治參與的目的就是要影響政府。驟耳聽來,這個說法好像零瑕疵,無死角,但我隱隱感到有點不妥。這豈不是將政治參與的目的限制在向政府施壓?但是,如果政府不受影響,那政治參與還有什麼意義? 在通識教學裏,當我們翻開不同出版社的教科書,會有以下這樣的解說︰ 「一般都會將政治參與分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前者包括參與選舉,回應政府諮詢。而後者則包括參與政黨,加入民間壓力團體等。」(國際新標準出版社) 「任何有意影響公共事務或決策的行動,均可視為政治參與,例如回應政府諮詢文件、參與遊行等。」(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 「社會參與是指參與社會活動或公共事務,例如做義工、保育自然環境和歷史建築;政治參與是指參與影響公共決策的行動,例如選舉活動、遊行示威。」(文達出版) 從這些定義裏,哪裏有「公民影響政府是政治參與的目的」呢? 德國學者萊茵‧黑特黑(Reinhold Hedtke)和提安娜‧孜文高花(Tatjana Zimenkova)在Education for Civic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公民及政治參與的教育》)指出︰ 政治參與,包括對所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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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的平等(四之一)

註︰第一篇是討論形而上的平等。第二篇研究一個國家之內的平等。第三篇探討國與國之間,全球層次有沒有平等。最後,我希望談談眾生(包括動物),是否平等。 我們都赤赤條來。雖不是赤條條去,但大家都要「去」。 來的意思是生,去的意思是死。 盧騷(Jeans-Jacques Rousseau)便提及死亡的「平等分配」︰ 人並不是天生就是皇帝、貴族、朝臣或富人。所有人都是天生赤裸和窮困,每個人都要面對生命中的不幸、悲痛、疾病、需要和各種痛苦。最後,每個人都會被判死亡。這是真正屬於人類的命運。沒有一個凡人可以避免。 這樣,很平等吧。 但我們生來,卻有不同的智商、外表、身高、體型、體力、家庭和其伴隨的社會地位。 那人生而平等,到底是什麼意思? 《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說︰「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 《美國獨立宣言》這樣說︰「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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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主愛臨香江:大型佈道會的存在價值

說到耶教界呢排的盛事,不得不一提再提的就自然是「主愛臨香江」呢壇野。當時話搞呢壇野嗰陣,已經有不少爭議,點知轉眼已經去到2017啦,委實是時光飛逝。咁大家又知唔知道點解好搞唔搞,喺2017先搞呢?原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今年係選舉年喎,而當中因為政治的各項因素,掀起了社會很多的矛盾紛爭。「主愛臨香江」的作用就係要結集社會的關懷同愛心,減少仇恨咁話喎。 聯合佈道真的有「集合力量」之用嗎? 其實聯合佈道看似「集合力量」,「旺丁又旺財(得救人數)」,但其實我卻覺得相當無謂。點解?很簡單,用「食飯」呢個概念去諗就好容易。你起屋企煮2-3人飯餸,並不算是難事。但要煮10幾人飯餸就麻煩了,預的食物/準備多得多。如果一次過有100個人食呢?一定要有專業的到會團隊幫手至得,就好似以前「大躍進」果陣人民公社,成日「大鑊飯」,滿以為Division of Labour好得啦,點知其實人力物力,倒比起一個人煮2-3人飯餸難搞10萬倍。 聯合佈道的情況亦是一樣。自己一間教會好地地,年中都會搞一至兩場佈道會。動員力容易,邀請朋友的難度亦差無幾。反而聯合佈道,跟進初信的各方面倒比起小型佈道會更難處理。而且,那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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