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屋 港人住港

香港政府快將換屆。特首選舉在下周日(3月26日)舉行,新特首由1194名選委選出。 現屆政府視房屋問題為重中之重,先後制定「長遠房屋策略」和推出多項「需求管理」措施(俗稱「辣招」)。很可惜,事與願違,這些政策無法冷卻樓市,樓價不斷升破歷史高位;香港樓市更連續7年被列為「全球最不能負擔」(可參閱Demographia「中位數倍數」)。無論誰當上新特首,必須實事求是,承認過去房屋政策無效,汲取教訓,重訂房策,令到樓價回落至可負擔水平,方可徹底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 盼新特首把私樓供應發揮最大效用 下一任特首不需完全否定現有房策。「長遠房屋策略」的大原則是增加供應,此大原則適用於新房策;新房策的目的是令樓價下降至可負擔水平。「長遠房屋策略」卻十分粗疏,它只定下一個10年總供應量,而這個總供應量不分單位大小、不分公(屋)私(樓)。近年來,私樓單位愈建愈小,是因為樓價愈來愈高,買家只可負擔更小的單位。單位面積縮小後,單位數目自然增加,但總樓面面積卻沒有增加。現屆政府不斷強調成功增加私樓單位數目,但這只是表面的,下一任特首應引以為鑑。 同樣地,私樓供應和公屋供應不能混為一談。樓價不能負擔是因為私樓供

詳情

當中資走進你家門

近年中資大舉「襲港」奪地,過去5個財政年度,中資財團所投得政府賣地、市建局及鐵路項目的比例由過往1%至5%,增加至20%至25%(註1),引起本地資本階級「洗牌」的疑雲。當中資來到眼前,回到最基本的問題:我們是否認識何為「中資」?又如何從歷史維度去理解中資與香港房地產的關係?這也許是認識當前中資「泊港」以及中港關係的起點。 「中資」的界定與分類 到底什麼是「中資」?香港暫時未有一致的定義,亦比較少有討論,多數指來自中國或由中國資金所經營的企業。但這樣界定會忽略在金融操作下比較隱藏的中資,部分可能以投資、收購本地或外地公司,或在外地註冊公司變身「外資」,仍未被留意和納入討論。 台灣就中資(他們稱為「陸資」)的定義問題討論已久。由於台灣政府限制陸資湧入本地經濟,禁止投資國防事務和經濟上有壟斷性質的範疇,即使進入其他行業都需申請和經審核批准,他們的界定更涵蓋了陸資有份持股的外地公司:(a)直接或間接持股30%或(b)對公司有控制能力。但事實上仍可透過多種方式規避其投資限制,例如冒充外資或稀釋股權,最明顯的例子是連眾所周知的中國電商阿里巴巴,竟曾在台灣開放陸資前,以「新加坡商」身分在台灣成功註

詳情

如何對政府角色做「大手術」?

到目前為止,今屆特首選舉中最有趣的一個現象,不是候選人之間各有不同主張(這完全是意料中事,沒有什麼值得進一步討論),反而是他們竟然對某些問題持差不多一致的意見;其中關於將來政府在管理社會經濟事務的角色,他們都同意需要有所調整。 以目前政壇的氣氛而言,風向是吹向加強政府的參與和強化它的角色。我之所以說這是「政壇的氣氛」,事關在整個社會層面上,其實尚未能感覺得到已經出現了一種新的共識,認為政府應該更多介入,而市民亦已有足夠心理準備,願意分擔因政府角色調整而增加的開支。就我個人而言,是樂於見到政府思考如何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向及要扮演的角色,更多地為有需要的社會人士提供福利。簡單的說,我支持改變政府對發展社會經濟的角色。但這並不等於我可以說現時已能見到一種新的社會共識正在形成,將個人的主觀期望,寫成市民大眾已接受和支持的新安排。在香港社會裏,相關的討論還未正式開始,那又何來新的共識呢? 這是香港的一個古怪現象:在回歸後的20年裏(主要是在2003年前後開始),不是草根階層由下而上的給政府、既得利益集團施加壓力,爭取政府改變其管理社會經濟事務的方法;而是建制系統內部發生了一些變化,產生要求調整

詳情

特首選舉 會關心住屋權嗎?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最近發布了一份題為《適足生活水準權所含適當住屋權以及在這方面不受歧視的權利問題特別報告員的報告》(A/HRC/34/51)文件,檢視「住屋金融化」的狀況及其對人權的影響。所謂「住屋金融化」,是指住屋和金融市場以及全球投資的結構性變化,即住屋被視為商品和累積財富的手段,以及成為全球市場中交易和出售的金融工具的一種擔保。 「住屋金融化」令住屋脫離社會功能 報告分析,「住屋金融化」起源於不少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國家放鬆住屋市場管制,以及由金融機構實施經國家同意的結構調整方案。由於各國側重吸引資本和富裕的投資者,推動不少歐洲國家實施嚴厲的緊縮措施——例如減稅和削減福利——以吸引外國投資者進入其國內房地產市場;加上全球資本過剩問題愈加嚴重,住屋和城市房地產已經成為金融公司的首選商品,作為資本過剩的存所,使住屋脫離提供安全和尊嚴生活住所的社會功能。結果,一些對?城市(例如香港和倫敦)的房價自2011年以來都上漲了50%以上,為富人增加了巨額資產;對於尚未在該市場投資的大多數家庭,則再無能力購買住屋,被逼遷到就業和服務稀少的城郊地區(第8、19、23、25、26、37段)。 報告認為

詳情

有樓萬事足?

一次過看完寫實式電視特輯《有樓萬事足?》,除了話題性十足的「有樓有高潮」的模特兒和「月儲105%女文員」的故事外,更多的是香港人面對瘋狂樓市,能屈能伸、自強不息和苦中作樂的精神,特別是「港式遠距離婚姻」以及在「住在工廈的甜蜜愛侶」,互相扶持的真摯愛情令人動容。 房屋是基本需要 我不知道節目是否刻意,個案中的主人翁的住屋選擇不論是買還是租的,都在私人市場,又有投資導師教路如何不斷樓換樓,總之就要「上車」,以買樓為一個人生目標或幸福指標。難道這真的是香港人唯一的出路嗎? 正如「月儲105%女文員」的男朋友質疑道:「青春不應用金錢來衡量。」人們耗盡青春,換來的本來只是很基本的生活需要,香港人均居住面積(約15平方米)只及新加坡的一半,劏房戶更只有人均5平方米,這是什麼樣的幸福?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角色何在? 為什麼要強調政府角色呢?因為房屋是一種基本需要,就如醫療、教育、食水和治安,是城市最基本的生活條件。尤其是當香港的樓價已超出大多數人的負擔能力,現在房價是家庭入息中位數18年的總收入,因此在這個市場嚴重失衡的情况下,政府的角色就更加重要。 雖然梁振英政府比上屆政府更積極開發土地和建屋,定下

詳情

新市鎮的孤島效應

興建新市鎮的主要目的,除了提供公屋以外,提供在地職位以達致自給自足亦是主要的規劃目標,但經過多年的發展,自給自足的政策目標已經難以達成。根據《香港2030+》規劃署列舉的數據,香港有41%的人口居住在新界,但只提供24%的就業職位,與此同時,都會區有59%的人口,但卻提供了76%的就業職位。面對居所與職位的分佈失衡,《香港2030+》的解決辦法,是透過興建東大嶼都會及新界北兩個策略增長區,提供總共約41.5萬的就業職位,以舒緩現時香港規劃上就業與居住地區嚴重錯配的情況。 這套策略是否會成功?三十年前成功的策略,不等如三十年後的今日也可以原封不動地套用,尤其是我們明白,香港早已不是六十年代需要急速發展的工業城市,並沒有二百多萬的人口需要吸納,衛星市鎮再也不是簡單地套用公共屋?–工廠區–馬路的格局與發展邏輯。當我們明白現時的就業錯配、交通擠塞與空氣污染的問題,都是源自於昔日發展新市鎮的思維,這種「離散城市」(dispersed city)的發展想像,亦到了不得不徹底反思甚至是被顛覆的時刻。 2011年林鄭月娥女士為時任發展局局長時,曾經說過要在「新發展區」中加入自給自足的元素,但香港服務業

詳情

還富於民?投資未來?

財政司長於上星期三發表他第一份財政預算案,也是他這屆任期內最後一份預算案。在政府換屆之前,要求他有什麼大膽創意的措施都是不切實際,如果他真有什麼跨越任期的創舉,甚至可說是不負責任。所以焦點都放在他如何使用這個財政年度的盈餘。經歷過十多年前財政赤字的日子,我明白未雨綢繆的重要性,但以現在政府財政儲備逾9000億之雄厚,相信大家都同意未雨綢繆不是當前急務。那麼盈餘應該用於還富於民還是投資未來,我認為不單是這屆政府,將來無論誰當特首誰當財政司長,都應該給香港人一個答案。 一般來說,還富於民包括紓困和退稅兩大方向,我認為退稅比紓困更為可取。在原則上,所謂盈餘就是徵收了比需要多的稅款,所以「從哪裏來,就哪裏去」合情合理。而且香港中產的日子也不特別好過,退稅對他們來說就是最重要的紓困措施。而援助基層的紓困則應該以長遠的福利規劃和幫助他們自力更生脫離貧困去達成,不是靠短期的一次性援助。我一直都堅信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即是送魚及不上教人捉魚,而這正是我所說的長遠投資。 既然還富於民和長遠投資同樣重要,我認為應該定下指標,可考慮以後的政府盈餘各佔一半。去年度政府有300億盈餘,還富於民用了差不多接近4

詳情

移民城市的原罪

政府公佈2016年人口數字,一如所料,這片彈丸之地又多了57,000個新香港人。 近年移民問題在全球各地引起爭議,雖然反移民的力量在英美兩國分別取得小勝,但支持融合的陣營依舊聲勢浩大。雙方多年來爭持不下,乃是因為移民問題牽涉到一個人最基本的世界觀和道德價值。兩種理念各有理據,原無絕對的對錯之分,說到底,也不過是每個社會的喜好選擇。然而,在各種辯論中,卻經常聽到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必須予以糾正。 這種說法在香港和美國均極為常見,就是說香港/美國本為移民城市/國家,大家的父輩祖輩都曾經是新移民,如今你安居樂業後就拒人於門外,豈非雙重標準?在辯論的層面上,此論點的目的是要以對方之矛,攻對方之盾,令其難以自圓其說,從而削弱其說服力。然而,這論點看似有理,實際上卻忽略了社會變遷帶來的影響。是否接收移民,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一、移民心態:開荒牛 vs. free rider 稱得上是移民國家,這些地方在未有移民之前通常都是荒蕪之地。那個時候的「移民」大多都是探索家,是押上了身家性命財產去闖天地的人。就算沒那麼多哥倫布,至少每一個人都肯捱肯搏。他們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做開荒牛養活

詳情

精神病康復者的污名化 基層與弱勢社群慘遭同樣困境

對精神病復康者的觀感與實況 近日新民黨容海恩稱被判住院令(應該是入院令,精神健康條例第45條)的精神病患者,「大部份都係有暴力傾向」。這說法很以偏概全,亦只是她個人觀感,似乎沒有實質數據支持。一般而言,香港報章引述精神科專科醫生的資料,只有少數精神病人有暴力傾向,約佔5%。而根據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指出,只有3-5%的個案與暴力行為相關。因此,絕大部份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並不會比任何人暴力,甚至沒有暴力的問題。所以,容海恩的言論,既無助於推動精神健康教育,更做成不必要的誤解,甚至令一般巿民無法忘記精神病的傷害性,使公眾排斥、標籤與污名化持續。 無助解決露宿者與劏房的問題 本月初,多名議員到露宿者臨時收容中心、劏房及深水埗通州街天橋,了解弱勢社群情況。有媒體報導,新民黨容海恩在車程中擔心會沾上木蝨,問及沾上木蝨衣服的處理方法,也有問如帶返屋企怎算等對話。事情是真是假也好,要關心露宿者與劏房問題,去探訪看看關心了,部份尊貴議員與政府長期也是很離地。現在,社署單身租金津貼約$1800元,這津貼只夠租住木蝨滿布的籠屋或床位,甚至近來劏房豪宅化,津貼都不夠租住。結果部份人可能住過收容中心,也住過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