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屋 港人住港

香港政府快將換屆。特首選舉在下周日(3月26日)舉行,新特首由1194名選委選出。 現屆政府視房屋問題為重中之重,先後制定「長遠房屋策略」和推出多項「需求管理」措施(俗稱「辣招」)。很可惜,事與願違,這些政策無法冷卻樓市,樓價不斷升破歷史高位;香港樓市更連續7年被列為「全球最不能負擔」(可參閱Demographia「中位數倍數」)。無論誰當上新特首,必須實事求是,承認過去房屋政策無效,汲取教訓,重訂房策,令到樓價回落至可負擔水平,方可徹底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 盼新特首把私樓供應發揮最大效用 下一任特首不需完全否定現有房策。「長遠房屋策略」的大原則是增加供應,此大原則適用於新房策;新房策的目的是令樓價下降至可負擔水平。「長遠房屋策略」卻十分粗疏,它只定下一個10年總供應量,而這個總供應量不分單位大小、不分公(屋)私(樓)。近年來,私樓單位愈建愈小,是因為樓價愈來愈高,買家只可負擔更小的單位。單位面積縮小後,單位數目自然增加,但總樓面面積卻沒有增加。現屆政府不斷強調成功增加私樓單位數目,但這只是表面的,下一任特首應引以為鑑。 同樣地,私樓供應和公屋供應不能混為一談。樓價不能負擔是因為私樓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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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司機受罪 Uber逍遙法外

隨着法庭裁決5名拒絕認罪的Uber司機罪成,長達19個月的Uber案件終於暫告一段落。Uber於2014年進入香港市場,其後被發現是以普通私家車經營載客取酬業務,即是俗稱的「白牌車」,完全無視香港法例。 自7名Uber司機被捕以後,該公司不斷使用法律程序,包括多次更換代表律師,令此案件的審訊期遠較一般同類型案件為長,而警方亦以案件未有結果為理由暫停執法,令非法載客取酬情况愈加猖獗,令4萬多名願意遵守香港法例、按照政府規矩經營的的士司機生計和士氣受到嚴重打擊。就此,警方應立即採取嚴厲的打擊行動,杜絕一切非法載客取酬活動,令香港的公共交通重回正軌,絕不能繼續選擇性執法。 今次受挑戰的不止是的士業界,而是香港整個公共交通系統。香港地小人多,一個高效率的公共交通系統至為重要。多年來政府透過嚴苛的監管確保市民可以使用便利的公共交通,各種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亦確實跟隨政府的規定提供服務。但在今天發現不法之徒可以與公共交通直接不公平競爭,試問誰人還會遵守政府的規定?香港整個公共交通系統勢必土崩瓦解,後果不堪設想。 不應以「分享車輛」混淆盈利行為 諷刺的是,裁決出來以後,有人反而提出要求因法例過時或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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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資走進你家門

近年中資大舉「襲港」奪地,過去5個財政年度,中資財團所投得政府賣地、市建局及鐵路項目的比例由過往1%至5%,增加至20%至25%(註1),引起本地資本階級「洗牌」的疑雲。當中資來到眼前,回到最基本的問題:我們是否認識何為「中資」?又如何從歷史維度去理解中資與香港房地產的關係?這也許是認識當前中資「泊港」以及中港關係的起點。 「中資」的界定與分類 到底什麼是「中資」?香港暫時未有一致的定義,亦比較少有討論,多數指來自中國或由中國資金所經營的企業。但這樣界定會忽略在金融操作下比較隱藏的中資,部分可能以投資、收購本地或外地公司,或在外地註冊公司變身「外資」,仍未被留意和納入討論。 台灣就中資(他們稱為「陸資」)的定義問題討論已久。由於台灣政府限制陸資湧入本地經濟,禁止投資國防事務和經濟上有壟斷性質的範疇,即使進入其他行業都需申請和經審核批准,他們的界定更涵蓋了陸資有份持股的外地公司:(a)直接或間接持股30%或(b)對公司有控制能力。但事實上仍可透過多種方式規避其投資限制,例如冒充外資或稀釋股權,最明顯的例子是連眾所周知的中國電商阿里巴巴,竟曾在台灣開放陸資前,以「新加坡商」身分在台灣成功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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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營的士服務建議能符合市民期望嗎?

政府在3月17日立法會提交一份有關的士的討論文件,名為《個人化點對點交通服務》。提出發出3個專營的士牌照,每個牌照可營運200部高級的士,提供優質的士服務。這建議,引起部分的士團體強烈反對,聲言會發動600部的士抗議,圍堵政府總部,甚至罷駛,製造交通混亂,不惜將市民利益作為賭注,迫使政府收回有關建議。這樣做,必定令市民反感,把同情的士小生意的市民,尤其是立法會議員,都推向支持政府,實在不智。現代社會是講道理、鬥智力,不會容忍鬥武力。我作為香港的士業議會主席和市民,呼籲有關團體慎重考慮應否採取圍堵和罷駛行動。 政府提出用競投形式,發出有年期(即5年)的3個專營的士牌照,每個專營牌可營運200部高級的士,如果真的能提供優質的士服務,市民是歡迎的;的士團體反對,只會給市民為保障既得利益與民為敵的壞印象。不過,市民和立法會議員都應該問:政府的建議能滿足市民的期望,即提供優質點對點的個人化交通服務嗎?對現有的士服務提升有幫助嗎? 政府構思極可能是「四不像」 約兩年前,優步(Uber)登陸香港,突顯部分市民不介意多付一些錢,享受貼心的個人點對點的交通服務。政府要回應這部分市民的訴求,是責無旁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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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灣模式乃可行方案

2010年高鐵撥款通過之後,香港社會就一地兩檢的具體安排議論紛紛。香港政府相關部門一直與內地部門磋商,但至今仍未拿出具體方案及時間表。近日北京及香港兩地官員分別就問題表態並進行會面,相信距離具體方案的公布不會太遠。其實「一地兩檢」的運作在外國有不少成功例子,中港兩地自2007年起亦一直有一地兩檢的合作模式,所以這並不是什麼新事物。 坊間、學者就一地兩檢提出過不少方案,包括引入《基本法》第20條授權港方人員代替內地進行檢疫,或啟動基本法附件三引入內地相關全國性法律等。前者恐怕中央難以接納,特別香港經歷佔中等大型政治風波之後;至於後者則動作太大,涉及的不止一條全國性法律,不止要啟動附件三機制,必引來香港不少政治爭議,亦需要內地研究所有相關的全國性法律。因此,啟動附件三法律上可行,但並不可取。 相比之下,深圳灣模式可能是目前較為可行的方法。當年就深圳灣模式的敲定,香港政府內部亦有立例配合(《深圳灣港方口岸區條例》)。該條例令香港政府在深圳灣的口岸管制上享有全面的管轄權,亦沒有加重來往口岸乘客任何法律責任。筆者曾經提過參考美國、加拿大模式的境外入境的安檢制度(Preclearance),雙方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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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互聯互通

姑勿論美國影藝學院,在奧斯卡當晚頒最佳電影的時候是否甩轆,抑或被雌雄大盜核數師偷走了真正的信封,《星聲夢裡人》(La La Land)或《月亮喜歡藍》(Moonlight)均不是我個人的選擇,Damien Chazelle兩部片下來,證明是嚴重的被高估,是不是歷來最年輕的最佳導演得獎人,我倒不在意,現在反為是太早寵壞了他。《月亮》不是不好,卻未到最佳電影的層次。 在9部最佳電影的名單,最應該得獎的是Kenneth Lonergan的《情繫海邊之城》(Manchester By The Sea),這引證了在一切文化領域水準均每況愈下的年代,不到50歲的作者是不夠火候的。如果算埋被冷待低估而沒有入選名單史高西斯的《沉默》(Silence),最佳電影更應是他的囊中物。論作品的完整性,《情繫》應該秤先,論創作的野心與視野,《沉默》無出其右。利益申報,個人不是史高西斯的死忠,過去的文章也不大提及他,不過毫無疑問,《沉默》是部不可多得的傑作。最佳電影,應該是《情繫》與《沉默》之爭,而不是《星聲》或《月亮》。今天要討論的焦點不在此,日後有機會再談。 上回提到文化軟實力,還想補充一些。美國的文化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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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係候選人:金融經濟篇

我們早前向四位特首參選人發出公開信,提出十個我們認為現時香港最迫切面對的問題(註一)。我們 其後以【修補撕裂篇】(註二)為題發表我們對修補社會分裂的意見,今次我們將提出對金融及經濟方面的建議。 問:在中港融合下,香港正逐漸由一個國際大都會下滑至中國一個邊緣城市,並趨向市場單一化,而且對內地經濟過份倚賴,請問閣下如何帶領香港重回正軌,令香港重拾競爭力? 除「一帶一路」式的空口號之外,閣下有甚麼實質經濟政策 ? 答:思言財雋自成立以來,一直堅持香港必須保持本身國際大都會的角色及優勢,切忌過份倚賴內地經濟。我們對來屆政府有以下建議: 一)發展債市 多年來本地財資市場之發展均側重於股市方面,我們建議下一屆特區政府應積極推動債市及商品期貨巿場。債市方面,由於特區政府長期坐擁巨額盈餘,無需舉債,令香港缺乏長息率的指示價格(indicative pricing)。香港現時透過外滙基金票據,建立由現價(spot price)至一年的孳息線 (yield curve);兩年以上只有不定期的機構債券發行計劃,未能發揮穩定的指標作用。政府應考慮經半公營機構,如香港按揭證券公司及機場管理局,因應本身的財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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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會為香港帶來另一個繁榮期嗎?

每年3月的北京兩會(人大和政協會議),是觀察大陸政治氣候和北京對港政策的瞭望台。今年不少「政治預言家」猜測習近平會趁兩會期間發表對行政長官的看法,大家翹首以待,結果落空。「習發言」也許會令特首選舉來個大逆轉,現在看來,習既沒有發言,特首選戰看來也不會出現什麼突變,選舉結果應該已寫在牆上了。 下屆政府施政已有眉目 對香港來說,今年兩會最大的「亮點」,是李克強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港獨是沒有出路的」,和提出要「研究制訂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內地以「依法治國」為國策,對付港獨,必須要以法律為依據。打擊港獨既已進入中央政府的視線範圍內,特區政府是否要配合、為23條立法作為「抗獨」的武器? 至於粵港澳大灣區的構想,早在2009年就開始有人提出,廣東、深圳在制訂「十三五規劃」時,即明確表示要「攜手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但有關說法都只屬設想,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出,意味着中央政府已拍板落實,相關的規劃工作應會陸續展開。 經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提點」,下屆特區政府的施政大綱已有基本眉目,對內必須全力遏制港獨,「消滅其於萌芽狀態」,教育政策、青年工作等都要全面配合;至於經濟發展,就要「抓穩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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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讓河套園區衝擊一國兩制

創新及科技局長楊偉雄於2017年3月9日《明報》撰文回應我早一天(3月8日)提及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文章,強調「河套區土地及項目的業權、發展權及管理權全屬香港」。 未解答兩大疑慮 感謝楊局長澄清一些技術細節,例如負責日後營運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附屬公司的董事局成員人數等等。可惜回應內容並未有解答我提出的兩大疑慮:一、政府無法回收投入河套區的基建成本;二、管理模式引入內地干預,變相令深圳方擁有否決權。 相信楊局長明白,特區政府開發土地的慣常做法是通過賣地或興建上蓋時要求發展商補地價,賺取收入以回收基建成本。但如今楊局長表明河套園區按照「非牟利原則」經營,收入「全部用於園區建設、營運、維護和管理」,豈非確認了特區政府放棄回收過去及將來投入河套區平整土地及基建設施為數以百億元計的公帑?為何特區政府與深圳市合作時如此慷慨,以至偏離港府一貫的理財原則? 至於河套園區的管理權,楊局長確認了「董事局的確有10名董事,其中港方將提名4名(包括主席),深方提名3名,餘下3名則由雙方共同提名」。雖然任命權在港方,但楊局長始終未能解答市民對於深圳市插手園區管理的疑慮。設若「共同提名」的意思是該名董事人選必須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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