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A:為何評估?評估什麼?

設立TSA(全港性系統評估)/BCA(基本能力評估)的原意某程度上是評估學校的表現。根據教育局文件,評估學校是有多個不同指標;當然學校表現可以某程度上反映在學生的成績表現上。然而,現今學生成績(或TSA成績)卻成為評估學校表現最為重要的一部分。背後邏輯是將學生成績看成為教師教學表現的結果,再以教師教學表現看成為學校的表現。沿此思路,下文將反思幾個有關教與學的根本問題。 單比較成績 未必能指出「學不好」根源 第一個問題是有關學生學的問題。單以學生的考試成績來反映他們的學習情?是假設學生考得好就等於學生學得到。姑且不談何謂「基本能力」,或TSA(BCA)所量度學生基本能力的有效性,但學生考得好就真的等於學生學得到嗎?而當學生成績不理想就歸咎學生本身學不好這說法真的沒有問題嗎?要知道,每間學校所招收的學生,背景興趣不一、能力各異。而且,每間學校不僅資源不同,即使資源相同,但招收了不同類型的學生後所產生出來的學習環境亦可以大相逕庭。這些學校與學生的差異影響?學生的學習與考試成績,但卻根本無法在TSA(BCA)評核之中反映出來。單以學生的考試成績來反映他們的學習情?不單偏頗,而且單從比較學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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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的新衣——BCA/TSA的爭議

家長覺得TSA(全港性系統評估)主宰了孩子的學習,妨害孩子的健康和成長,要求取消這個考試。教育局長的回應,是認為家長不夠專業,另委任了檢討委員會研究。結果是考試繼續,但換了新名字,叫BCA(基本能力評估)。 局長拿着BCA這件新衣,到處宣傳,表示這是香港教育體系的支柱,不容改變,更不得取消。跟着局長的,還有一些專家和教育工作者,強調考試對教與學的回饋作用;反對考試的,便不夠專業。 筆者當然不敢以專家自居,只想學學「皇帝的新衣」故事裏的小孩,說說其他人沒有說出來的話。 考試一向是社會裏低下階層向上流動的重要門路,而香港學生對考試的適應能力也很強,因而形成了考試主導學習的慣習,20多年的教育改革也革不掉,反而變本加厲,連幼稚園也遭波及。 分數至上 影響孩子健康和成長 考試主導教育,在教育的理論體系裏,當然不是好事,但卻從來沒有人膽敢倡議取消考試。事實上,從系統理論看,訂立了目標,投入了資源和加工,產出了成果,最後還得檢視成果,看是否能達到目標,是必要的步驟。這最後的一步,便是回饋。課程發展的過程如是,整個教育系統的發展也如是,考試便是這個系統裏提供回饋的手段,不能或缺。這就是局長和一些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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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TSA」評估策略:因材施測 因材施教

教育局於2000年推行教育改革,並推出多項評估改革措施,包括嘗試以TSA(全港性系統評估)/BCA(基本能力評估)(以下簡稱BCA)為學校提供教學回饋,鼓吹「促進學習的評估」和「作為學習的評估」,但成效未見彰顯,BCA近年更遭到家長強烈反對。根據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2015年數據,香港中二學生雖然成績蜚聲國際,但測考焦慮卻頗為嚴重:82%學生「經常擔心自己難以應付測驗」;67%學生認同即使「為測驗做好準備」,「也感到非常焦慮」。教育工作者不得不深切反思,並積極尋求解決方案。 目前BCA非促進學習最佳評估工具 BCA計劃的初衷,是透過評估取得回饋,讓教師和學生針對改善策略。但明顯地這個良好原意並未達成,部分教師和家長認為目前的評估對學習沒有幫助,社會上為了BCA的存廢爭論不休。究竟評估回饋怎樣才能對學習有幫助?首先要了解,學習總會有難位及迷思,遇到學習難位時,如果老師能在學生的「可發展區」加以協助,學習便比較容易。「可發展區」是指學生依靠自己的努力所達到的「實際發展層次」,與在他人輔助下所能夠達到的「潛在發展層次」之間的距離。在這「可發展區」內,他人的輔助對學生的發展效用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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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一位通識科教師成為特首選舉委員,我想跟學生說的是……

教師不應參與政治? 在香港,一位教師每天的工作都是對社會現狀的體驗——教育制度不公、階級差距、年輕人對現實的迷惘……這已是政治。以往,老師可以選擇對政治沉默,沒有任何一科必須有系統地教授「當代議題」。那麼,今天的學校教育如何協助年輕人建構屬於他們一代的世界觀?過去的制度基本上不會處理這個問題。這可能是由於在過去的「美好日子」裏,人們根本毋須了解政治——只要有穩定的(物質)生活,已是幸福了。今天,教師親身參與,是以自身實踐去啟發學生思考政治的意義。教育早已不再是學校主導,學生透過網絡接觸到的資訊錯綜複雜,而教師的角色,不再只是陪伴學生成長,若教師自身仍停留在過去,對學生在未來立身處世,又有何幫助呢? 參與不公義的選舉有什麼意義? 我的學生問: 「特首選舉是『小圈子選舉』,你豈不是同流合污?」成為選委意味著手中一票看似可「影響」結果,但事實上並不能,因為參選人根本不是在公平的制度下展開競爭。有候選人曾說:「如果這次選舉是『一人一票』就好了。」鄂蘭曾寫道: 「由於偏見指涉了無可否認的事實,忠實反映目前處境的政治剖面,因此我們無法用論證將偏見消音。」(漢娜‧鄂蘭:《政治的承諾》)小圈子選舉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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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大學的學術自由之戰

上星期一,匈牙利總統正式簽署一星期前國會通過的高等教育法案。在新法例之下,在布達佩斯逾二十年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將無法繼續在匈牙利營運,要在2018年2月前停辦。由法案出台、國會表決到簽署作實,至今不過三星期,但圍繞中歐大學的爭議已在匈牙利政壇乃至歐洲捲起了令人意外的風暴。就在總統簽署法案前夕,布達佩斯有八萬人遊行反對中歐大學被殺校——這可是匈牙利近十年來第二大規模的遊行。歐盟將介入調查事件,有歐洲議會議員甚至威脅,如果匈牙利政府堅持殺校,會考慮啟動程序將匈牙利「脫歐」。 「玩到咁大?」這是我這三星期腦海中不斷浮起的一句。 和很多同學一樣,在三月尾突然知道國會將要通過新法案逼令中歐大學停辦時,我都十分困惑。中歐大學不過是一間正常的大學,或者比較有錢,國際學生較多。但教授忙寫論文、博士生煩畢業變失業、碩士生趕死線交功課,都是政治上不特別活躍的一群。何以至此?我們都上了寶貴的一課:原來學術自由,在今時今日,已不是理所當然。這其實是場價值之爭。何以見得?這,得由索羅斯談起。 「索羅斯的大學」 中歐大學不算是世界名校,對香港人來說遙遠而陌生。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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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欺凌風化案例——失去靈魂後的必然墮落

傳媒最近廣泛報道香港大學兩宗欺凌風化案例,社會譁然,作為校友,心痛無以名狀,更令人咋舌的是:事件曝光後,李國賢堂的幹事會堅稱「不涉欺凌成分」,甚至認為「公眾對香港大學舍堂產生誤解」,對事件超越社會道德底線和可能涉及刑事罪行毫無覺醒。 雖然涉事學生只是全體學生的極少數,但是經過幾天的沉澱,我看到這是大學失去靈魂後的必然墮落。 大學作為高等學府,本應有高尚的靈魂,守護和傳承世間學問,為人類謀福利。學者以情操和學養,領導學問的開拓,引領學生走到學科的前緣,以及培育他們的道德精神,促進他們畢業後貢獻社會,最低限度不藉知識為非作歹,這個說法正好是香港大學校訓「明德格物」(“Sapientia et Virtus”) 的本義,其中Sapientia是智慧,Virtus是道德,到香港大學的學生不止是來學知識,還要學做好人。 三月底港大理學院撤銷「天文」和「數學/物理」主修,回應事件時我說過:「商業主義佔據了大學高層的思維,使他們忘記了大學的本質,忘記了教育的本分。」現在看來,商業主義入侵了大學,不單影響學術決定,還偷走了大學的高尚靈魂。 香港大學一百周年主題曲以「明我以德」為題,突顯向學生傳授道德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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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校養成的「服從」文化因子

早前,蔡東豪先生撰文指出企業隱藏著爆鑊的沉默文化,鄙人也曾在01哲學寫出中國社會有難以孕育出諾貝爾獎的唯諾思維,並分析歷史成因。今天講的,是這種思想在學校育成的因子。 鄙人曾執小學教鞭,學界常識,就是先管後教,首重秩序。這方面眾所周知。學生動輒被罰。當然,不是人人循規蹈矩,但「聽老師話便是乖學生」,早早印在小孩心中。 中小學,應該是幼稚園開始,已經不乏功課、測驗、考試。我自小頑劣,上課搗蛋不絕,所以屢有負面評語。延伸至上述三項,亦被不少老師「公正嚴明」對待,即使沒有「手民之誤改錯」,也必然故意挑剔,每錯一字皆扣分。這些在每間學校,也不是新聞。不難想像,這些都會構成學生懂得人情世故,以取悅老師為己任。 是的,升大學主要參考公開試成績,以往有會考和高考,現在有文憑試。相信讀者都曾經歷挑燈夜讀,為未來而奮鬥歲月。考試的遊戲規則,就是討好閱卷員,自古皆然。字體不潦草而清秀是基本要求,還有要盡量避開議論文題目,因深怕立場與Marker不同而敗北。Marking schemes怎樣寫到言之成理是一回事,他們可以找十幾個理由給你不合格又是另一回事。在殘酷遊戲下,個個遵守規則。此之所以,當年吾等文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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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差異」面面觀

香港華仁書院近日向外界透露擬轉直資的原因,是憂慮其直屬小學升讀該校的第二組別學生,接受英語教學時程度不逮,亦承認校方有考慮英中落車危機。校長指出,這些學生若接受英語教學,他們「可能付出很多努力,但每次收成績表都受打擊,他們讀第二間適合自己的學校,可能更有自信」。他又指出若學習差異太大,學校為落後學生「保底」也不能解決問題。 筆者嘗試梳理這些看法背後的邏輯: 一、學生付出過努力但分數依然低下,會令他們受到打擊; 二、教師對於該類學生幫助有限,於是得出結論:過大的學習差異不能透過學校層面解決問題; 三、所以,在普及教育下,理應存在學術水平不同的學校,有助學習能力不同的學生建立自信; 四、「港華」定位為一間提供英語教學的名校,所以英語成績較差的學生應入讀其他學校。直資計劃可確保這個定位。 不知道讀者對於以上邏輯有何看法?筆者整理千頭萬緒後,決定先從「精英班」制度說起。 為甚麼要有「精英班」與「弱班」之分? 「精英班」制度原意是方便教師安排適合學生水平的教學材料及活動,是解決「同級學生學習差異」的方法。教師任教精英班時,由於學生整體的學習能力較高、學習動機較強,所以教師的教學內容會較深入,較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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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宿舍到舍堂

近日港大的舍堂爆出連串涉及集體欺凌的醜聞:先是聖約翰學院有一名幹事選舉男參選人,遭同學按住,再向其下體滴蠟;隨後,網上再流傳一段短片,一名李國賢堂的男生遭人按在牀上,並被另一人以陽具「鞭打」頭部;再之後,還繼續有疑似欺凌的相片流出。 其實,這麼多年來,有關集體欺凌的事件在港大時有發生;至於中大,我不敢說完全無,但次數一定較少。我相信這其實與兩間大學的文化差異有關。 中大與港大的文化差異 同是供學生留宿,中大這邊叫「樓」或「宿舍」,如知行樓、學思樓、湯若望宿舍;叫「堂」的只有少數如應林堂。相反,在港大那邊則叫「舍堂」,如太古堂、大學堂、何東夫人紀念堂;當然也有少數叫「宿舍」或「學院」。其實,不同的叫法,已反映出兩邊不同的文化差異。 當年在中大念書,4年我都是住在新亞書院的知行樓,但每次返去我都只是睡覺,頂多晚上到朋友房中「吹吹水」,所以宿舍對於我來說,只是提供狹義上的留宿功能。雖然也有「糖水聚會」及其他康樂活動,不至於說只是一個牀位,但宿舍裏的人際關係也並不特別緊密融洽,不會有很強的社群意識,同一層樓,大家都未必「識得晒」。我相信對於大部分中大同學來說,都是如此。 在中大,念書時或畢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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