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正香港學子對唐代軍事的錯覺

會考之時,讀到安史之亂,指安祿山為「雜胡」,即父母皆非漢族混血兒,又指其手下多胡將蕃兵,自有異心,更提及往後唐室拒外,疑忌非我族類,對前輩論述,我不敢茍同。 首先,其時北方,胡漢雜處,兩族通婚,甚至幾族血統皆有,是平常事。以雜胡形容安氏,難免有種族歧視之嫌。上課時,老師直言安祿山是「打亂種」。然而,尋根溯源,吾等漢人遠祖,原只居黃河流域,到今天我們也是混血。 唐室本身有胡人血統是常識。觀乎唐初各權臣猛將姓氏,長孫、尉遲,皆非漢姓,太宗時已有重用胡將。安史亂事發生在玄宗之時,外族將領,不止祿山,還有突厥人哥舒翰,高麗人高仙芝,有平亂之功的李光弼,更是契丹人。 至於往後拒胡排外,也許找到相關文獻,或真有其事,但今天吾人常諷刺大陸人:「身體很誠實」,我們不難從史實找到反例。唐末有黃巢之亂,勤王平亂而有功於朝廷胡人,有羌族拓跋思恭及其黨項兵(其後代到宋朝建立西夏),突厥別支沙陀族的李克用軍團。往後此兩人更因功賜國姓。請不要說我以偏概全,我是以反例推翻全稱命題。 從以上證據,可知唐朝不止文化不排外,軍事上也重用胡人,即使安史亂後之唐末,亦有禮遇起用例子。學子常聽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很容易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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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沉默》的三個問題

(評台編按:內文有劇透) 在一個基督宗教形象不太好的文化環境中,像《沉默》這樣帶著濃厚基督教色彩的電影,預計對大眾的吸引力會稍為遜色。另一方面,基督徒也不見得會拉隊捧場,因為這戲改編自遠藤周作的原著小說,當中涉及信仰的內容並不全然符合「正統」的教條。當然,對比起導演馬田史高西斯1988年的作品《基督的最後誘惑》,《沉默》應不會像當年那樣引起教會高調的抗議。《沉默》的敘事焦點都集中在男主角洛迪格斯神父的經歷之上,包括他在日本禁教時期尋找恩師費雷拉的種種外部經歷以及其有關「上帝對其受苦的子民沉默」之內心掙扎。這樣高度集中在一個角色上的經驗的描寫手法,需要使觀眾對其有高度的共情。問題是,若觀眾不是信徒,會否難以投入角色的世界去呢?他們會怎樣理解其堅持和掙扎呢?會不會感到他很「無謂」?然而即是使信徒觀看這齣戲,同樣可能面對以下的問題: 《沉默》是一部宣教電影? 《沉默》的故事背景是十七世紀日本全面禁止基督宗教並逼迫教徒的德川幕府時期,改編自真實的神父棄教事件。雖然面對著逼迫,日本仍有持守信仰的地下信徒,也有西方宣教士潛入當地宣教。表面看來,《沉默》是一個耶穌會教士不畏逼迫、憑著信心去異地宣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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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離開與回來之間尋找——《骨妹》觀後感

《骨妹》上映兩星期多,一直掙扎:不是掙扎看與不看,而在掙扎究竟要在哪裏看。最後我選擇了回澳門看,而且在永樂戲院看。 《骨妹》全長九十七分鐘,不算太長,但已經足夠說好一個故事,一個發生在九十年代澳門,兩名少女於骨場中結緣、相遇、相知、相離的故事;在寫角色之間的情感互動時,也點出了對一種城市的情感依屬。 電影以已移民台灣的民宿老闆娘詩詩(梁詠琪飾)知悉友人靈靈離世,遂踏上歸途作開始,繼而分開兩條時間軸敘事:一邊講述中年版詩詩由台灣回澳,逐步解開心結、發現秘密;一邊刻劃九十年代的詩詩(廖子妤飾)和靈靈(余香凝飾)如何由骨場中的同事變成密友,再一同擔起養大孩子的責任,到最後走向分離;兩條時間軸同時推演,最後由詩詩驚悉當年秘密,與回憶中的靈靈「重遇」,親口說出心底話並決定留在澳門作結。 回來,是為了尋找? 毫無疑問,詩詩的回來是因?靈靈的離世,但其實也是因為尋找——尋找她不知道自己已失去的。在這裏,導演巧妙地運用了台灣,這個近年港澳民眾趨之若鶩的地方作為符碼,配以一個凡事以她為先的丈夫、一家經營有道的民宿(從名字來看,甚至隱喻其孩子)等等來描繪出詩詩在生活上的圓滿,但出乎意料的是,她沒有因此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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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檔案——那記錄過的,不能忘。

今年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生於1990年代,我似乎注定是這場歷史的門外漢──既非經歷者,亦因教育課程裏缺乏香港歷史的教育,對「六七」的一切都是模糊的。 可是「六七」餘震下的漣漪直至現在依舊不斷浮現,因為香港警隊修訂網頁相關條文而愈鬧愈熱──「六七」研究組織的出現、新的史料面世(例如吳荻舟的工作筆記、書信和口述等)、年輕的創作人開始關注這場風暴。而就在3月8日晚,因香港中文大學博群電影節,我有幸能觀看羅恩惠導演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除了影片,當晚最讓我感受深刻的,尚有影後談的兩句話,一句是梁文道所說:「適逢『六七』五十周年,相信六七暴動的論述會再次發酵。」另一句是來自火石文化出版社的石中英所言:「當時我便向Connie(按:羅恩惠導演)說,關於『六七』這件事,我怕你走進去便出不來了。」看畢紀錄片後,圖像並沒有變得更清晰,這不是說羅導演的紀錄片藝術成分不高,或是拍攝手法有問題,正正因為她的鏡頭分寸拿捏準確,才勾出更多的問題來,《消失的檔案》不是亦不能是六七暴動的答案或定案,它的出現應該是為後來研究者打開多一道門。 真相的虛妄 關於「六七」,後來者如我,所知不多,欲查證真相亦苦於無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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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思考,就有人在記得。

3月8日,我去中文大學邵逸夫堂參加了紀錄片《消失的檔案》的首映。1400多人的場地幾乎座無虛席,觀眾按照登記入場的渠道被分坐在幾個區,兩個小時的放映觀眾全神貫注,這是我在香港十六年來一次非常特別的觀影體驗。 研究電影的我,立刻注意到受訪人中兩位香港新浪潮人物:編劇陳欣健和導演嚴浩,在此片中他們1967年的身分分別是警務處見習督察和香島中學的學生。當陳凱歌的導演處女作《黃土地》在香港受到歡迎時,嚴浩的《似水流年》在大陸叫好,兩部1984年的電影都是牆內開花牆外香,而今天看《消失的檔案》卻對兩部電影又多了一層理解。 歷史追尋的艱難 我和羅恩惠的共同之處,是首次拍紀錄片,就接觸到棘手的歷史題材,我們都用了四年時間,才拿出第一個公開放映版本。我在2007年底《紅日風暴》荷蘭首映之後,又用了一年半時間,重剪出2009年4月在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的版本。對於她在找尋材料、剪輯定稿過程中遇到的所有辛苦和糾結,我都有深刻體會。作為一位新聞人,我能夠感受到她追尋真相的訴求非常強烈;因此當她面對各種對立的立場、矛盾的說法,會比原計劃多用三年去探尋真相。 首先應該說,這部紀錄片是迄今對於六七暴動最完整的呈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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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總統不易做?回看歷任總統的下場……

韓國史上第一位女總統朴槿惠在3月10日正式下台,成為普通國民,而且還在等待法院的正式起訴。現在亦定了日期要於5月9日舉行大選,選出新一任總統。而回望過去韓國自韓戰後光復的發展,歷任韓國總統的經歷、或下場都值得我們留意及反思究竟韓國的歷史受著什麼權力的影響。 韓國開展民主改革前,大部分韓國總統的得位方式,均透過政變、或流血手段獲得,而這過程持續到正式全民直選才有停止的跡象。先於李承晚於1948年以超過90%得票率當選總統,而翌年其競爭者金九遭到暗殺,坊間一直有傳聞指是李承晚指使的行動。而且掌政逾12年,於1960年大選涉嫌舞弊觸發民眾不滿,其後被迫下台及流亡美國。其後兩年後,朴槿惠父親朴正熙發動政變,推翻民主黨統治政府,令韓國民主化進程停滯不前,展開長達16年的獨裁統治,而1979年則被韓國中央情報部首長金載圭暗殺。其後,崔圭夏代理後亦被全斗煥發動的軍事政變推翻,不過全斗煥於韓國人心目中,是其一最差劣的總統,1987年用武力鎮壓六月民主運動而遭到大部分國民反對,其後亦被迫宣布辭職。 其後,經過三十多年的獨裁政權,韓國當時的新憲法可謂韓國民主化的進程的一點𥌓光,就是總統任期只有五年。不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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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那個人並非沉默着

日本作家遠藤周作,於1996年離世,家人遵照他的遺願,把生前寫下的兩本小說,放入棺木,跟作者一同入土為安。一部是遺作《深河》,另一部是較早期完成的長篇《沉默》。 遺願是把兩本小說放入棺木,為自己陪葬,可見遠藤周作視寫作為人生,寫作成全了他的人生。他對《沉默》一直念念不忘,到了離世前一刻,流露出至死不渝的情感。 遠藤周作不一定會認為《沉默》是他最好的作品,卻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至少他會這樣認為。書名《沉默》,其實是反思,相反地道出他不想再沉默的一個課題:究竟他一直信奉的神,是否存在,假如存在,為什麼看見天下間無數信徒面對劫難,神依舊沉默不語。 遠藤周作不諱言自己是天主教作家,小時候,母親帶他去領洗,自此便當了天主教徒。長大成人之後,他往法國留學,但留學期間受盡委屈,所有不快源自東西文化差異,身在異地,飽嘗人情冷暖。這段烙印般的經歷,接近摧毀了遠藤周作向來所相信的價值觀,他重新反思個人的存在,神的存在。 為信仰生死疲勞 他開始思考,兒時受洗這回事,好像是一件被別人披在他身上的洋服,但他想穿的其實是和服,兩者之間的距離,同時也是東西文化之間的距離,究竟應如何量度。於是,他根據十七世紀德川家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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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加索不看也罷?

看媒體報導《畢加索與積奇蓮》於城中展出,新聞稿以「首度」、「免費」、「第二任妻子」等作招徠,然而對於我們這些藝術粉絲,想看巨星如「畢加索」根本無需理由。 鬧市中的《畢加索與積奇蓮》展。 情人太太:繆斯女神 畢加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是「Modern Art」的超級巨頭 ,與Pop Art 的華荷(Andy Warhol) 及印象派的梵高(Van Gogh)可說齊名,都是小學生也聽過的名字。畢大師高壽多產,一生創作逾50000件,估計有1885 張為油畫 ; 兩位妻子、六位情人穿梭其傳奇華麗的一生,無不成了他的繆斯(Muse) 或靈感泉源,積奇蓮只算其一。 第一任妻子 Olga Khokhlova (1917- 1927年)是俄羅斯藉芭蕾舞劇演員、婚外情戀上外貌北歐風的17歲Marie-Therese Walter (1927- 1936 年); 與攝影師 Dora Maar (1936 – 1944年) 齊經歷二戰,繪出反戰曠世傑作《Guernica》(1938); 戰火未平又邂逅了後成畫家的 Francoise Gilot (194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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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

作為港區人大,我會就全國性事務向國家提意見,但我最關心的始終是中央與香港的關係,這個本來就是回歸最大的挑戰。近年,我們都應該承認兩地關係出了一些問題,不可無限放大,但也不能坐視不理,應該客觀理性處理。今年兩會期間,我向中央政府提出了幾點改善兩地關係的意見。 前幾天,一位中國工程院士,因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的問題而對香港大力批評。批評不是問題,但必須根據事實,也應該力求客觀,特別是出自有影響力的人物。這位院士言辭偏頗、資料不實,我相信他的意見絕不代表官方。但他有人大身分,中國工程院又是國務院直屬單位,非常容易令人以為是中央的看法,為兩地關係添煩添亂。所以我認為中央有必要澄清有關言論不是官方立場,以正視聽。過往有官方背景的《環球時報》多次炒作兩地敏感事件,中央網信辦便曾正式澄清和批評,這樣確可為兩地減少不必要的矛盾。 香港市民一直深受樓價高企之苦,是香港面對最嚴峻的問題。香港政府一直努力穩定樓市,但有一個問題比較難應對,便是內地資金湧入高價投地。最近香港有幾幅土地成交價創新高,都是由內地企業投得,單是土地成本呎價已比其他新樓售價為高。我明白在自由市場下很難完全解決這個問題,但希望中央知道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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