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任民主派議員 我還是有所期望

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將於下周三宣誓就職,正式開始他們的4年任期。眼前政局,劍拔弩張壁壘分明,中港關係又前所未有的緊張,民情躁急蠢蠢欲動,大體形勢異常混亂,實在難望議員可以有大作為、扭轉乾坤。但民主派今次選舉成績理想,超乎預期,過百萬的選民以手中一票把他們保送入局,多少反映出公眾對他們依然抱有期望。所以,即使我們可能依然會對個別民主派議員有這樣那樣的批評和懷疑,但市民心目中仍希望議員能有所作為,為香港做一點實事。首要重視自己身分議員要有作為,首先要做的,是要重視自己的身分,不要隨便輕言「議會無用」,甚至認為入局只求表個態、做點政治姿態便大功告成。在憲制上,立法會議員享有多種特權,包括否決法例、支配撥款以至立案調查的權力。更重要的,是議員身分本身就包含重大的政治能量。朱凱廸的例子,就是一個明證。鄉紳惡霸對朱凱廸的不滿,以至人身威脅,由來已久,他也不止一次報警求助,但警方一直愛理不理。但他當選後淚灑當場,道出生命安危危在旦夕,當局便無法置立法會議員的安全於不顧,因為這再不止於一個公民的人身安全問題,而是關乎整個政治制度和法治傳統的尊嚴。事件火速升溫,公眾注意力也迅速聚焦到朱凱廸長年關注的土地公義問題上。多年來,他與姚松炎、尹兆堅在橫洲項目上不管如何聲嘶力竭,也無法取得政府認真回應;但在恐嚇事件發酵之後政府便不得不交代事件,甚至連特首本人也要粉墨登場、應付場面。這就充分說明,議員的身分假如運用得宜,還是能產生槓桿效用,事半功倍,發揮最大社會效果。投身議會 從前光環不見得可保存不過,社運出身的新任議員也必須明白,一旦參與議會這場遊戲,社會各界對自身的態度和要求,便會出現很大的改變。他們以往的社運抗爭者角色,雖然吃力不討好,但輿論總會以較為寬容忍耐,甚至以簡單「蛋與高牆」的角度去予以支持,大致認為這群人動機良好,多多少少帶點鋤強扶弱的心態去對待這群鬥士。但當他們宣布正式參與這種權力遊戲,以奪取議席為目的姿態出現後,外界對他們的態度,便馬上出現改變。傳媒在平衡報道的考慮下,難以事事予以優待處理,而公眾也會以較諸以往更批判角度,去看待這群「準政客」的一言一行。王維基的遭遇,正好說明這種情况。從電視牌照風波開始,他一直以「689暴政受害者」角色出現,大家都予以同情和支持。而他能言善辯、資源豐厚,公眾也樂得給一個能令梁振英日子難受一點的人,來一兩下掌聲鼓勵。但當他宣布參選以後,公眾的態度便馬上改變過來。他100頁的政綱,被批評至體無完膚;種種往績舊事,也被人借題發揮。這大概完全出乎他的想像。同樣地,由學民思潮蛻變而成的香港眾志,處境也頗為相近。昔日青年學生隨便給權威一個批評指摘,甚至錯怪他人明知犯錯還嘴硬說「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公眾也不會深責,甚至還會為他們的無畏權威作風叫好。但自他們正式組黨後,隨口說外界予以「政治迫害」(如無法開銀行戶口),輿論卻會與你斟酌細節、說清根據。就是說,從前的光環,在投身議會後,不見得可以保存下去。多年的不快經驗告訴市民,任何人一旦擁有權力,如不受制約,極可能為禍社會,市民因此也總會以懷疑角度看待權力,哪怕你從前是如何冰清玉潔,甚至被視為「社會良心」。公共權力要受到監督制衡,本身就是理所當然的事。如何充實政治論述是最大挑戰以往在局外,社運人士只需要揭示矛盾、指出問題所在,大致已功德圓滿。假如可以進一步能點出一個新方向,大眾更會衷心讚好、稱頌有加。這些進步人士進入議會以後,自然有更多機會去發揮有關觀點。但不同之處,公眾如今期望的,已不再局限於理念原則,又或抽象價值,而是會切切實實地問:「這真的可行嗎?」而由於議員的憲政地位,也會令政府更為認真的對待有關建議,以求在輿論上壓倒反對聲音。這個有龐大官僚支援的團隊,必然會出盡全力,找出議員建議的種種謬誤與不足,以削弱反對派的公信力。所以,新任議員的最大挑戰,是如何超越以往的抽象概念,能否具體地、細緻地去把問題和建議講清講楚。「還市民一個發言權」、「自己香港自己救」等口號背後代表未來的圖像究竟是怎樣?除了「向中國說不」之外,還有什麼內容?市民期望的,不會停留於議員每天重複又重複說梁振英不可連任、高度自治如何受損,又或者社會如何不公。因為這些事實,我們早已清楚明白。我們想知道的是如何可以走出困境,又或者你們打算帶領香港走向哪裏。議員總不能只以簡單幾句「毋忘初衷」、「保衛我城」動聽說話,便以為可以虛應了事。如何充實自己主張的新政治論述,是政治新生代的最大挑戰。不得不檢視如何與傳統泛民共處最後,新任議員要有作為,不得不檢視如何與傳統泛民共生共處的問題。年輕社運人士,不少對所謂「老海鮮」,特別是民主黨,心存敵意,甚至有所鄙視。但新任議員要發揮最大作用,便必須與其他反對派合作。他們也必須坦白承認,民主黨縱然在他們眼中有各種不是,但這個政黨依然可以在「超區」選舉中取得70多萬張選票支持,而民主黨在議會上的議席,也由6席增至7席,這就說明它即使作風與年輕人格格不入、在民族立場上與網上輿情完全相反,但在現實世界上,顯然有相當數量市民依然認同這個重視沉悶艱澀政策討論、願意在社區婆婆媽媽地做個案,掌握現實政治需要甚至不惜妥協變通,和還依然沒頭沒腦寄望「一國兩制」可以行得通的老牌政黨。隨便來一兩句「離地」譏諷,又或者把民主黨的社會支持簡單理解為「市民含淚投票」所致,當然可以在自己的圈子裏產生很大共鳴、自得其樂。但這種分析,可能只反映出個人的無知與傲慢。政局凶險、世道艱難,我們必須珍惜每一點力量、善用每一分政治資源,方有機會保住我們珍惜的制度和價值。但願民主派新任議員能好自為之,不要辜負港人。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10月7日《明報》觀點版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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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分析應盡可能集體和個體數據並重

立法會選舉曲終人散,但是研究者另一波工作才剛展開,就是就結果作一分析,探討各陣營、政團的力量分佈、變化趨勢,進而窺視社會思潮走向。其中一個常見的分析方法是集體數據分析,普遍使用的數據來自特區政府公布的票站點票結果。部分研究者也會把其他地區性變數納入分析,例如該區人口的性別、年齡、住屋類型等分佈,以推估參選名單的主要支持者來源。此種分析方法的好處是數據可靠、成本較低、方便快捷等。但是它面對的局限也不容忽視。其中一個局限是集體資料分析結果未必跟個體情况相符。道理其實不難明白,假設某票站有100名選民並全都投票,當中佔大多數的為40名年輕選民。某張名單在該票站取得40%的選票,遠高於它於其他票站取得的選票比率,而其40票均來自年輕選民以外的其他年齡層選民。然而若然未有留意個體資料情况,而只是以該票站有較多年輕選民,以及某張參選名單的得票率較突出,進而指出該張名單的支持者主要來自年輕選民,那麼集體資料分析結果便跟個體實際情况並不相符。事實上,早於1950年學者Robinson便提出此等「區位相關」(ecological correlations)問題,學界也對此種分析特別小心。當然,筆者並非指有「區位相關」的風險便不應使用「區位推論」(ecological inference),只是當集體數據並非唯一資料來源時,研究者若然能引用其他個體數據分析,結果將更具說服力。事實上,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便在投票日進行票站調查(exit poll),並已釋出2008年及2012年的數據,這是研究者必須掌握的個體數據材料。另外,集體數據分析可以讓我們了解各陣營的力量分佈、變化趨勢等,但是也有盲點。舉例而言,建制派與泛民主派於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分別取得43%與56%的得票率,2016年則分別取得43%與55%的得票率(必須指出,有關得票率分佈可能因研究者的定義而異,但這裏只是舉例說明集體數據分析的盲點,定義並非重點,所以在此省略不提)。若研究者信納此結果,便會認為其實是次立法會選舉裏各陣營的力量分佈並無大變,進而可能預測日後選情走勢維持平穩的結論。但是若然研究者把握個體數據,可能得出另一結論。舉例而言,研究者利用票站調查結果,並使用世代分析(cohort analysis),發現是次選舉中年輕世代的選民「一面倒」投票予泛民主派,而此情况較上屆立法會選舉的同一世代有進一步擴闊的趨勢,而兩大陣營力量維持過往格局,是因為建制派在其他世代尤其年長世代中擴大了支持力量,那麼研究者便預測世代交替對未來選舉結果帶來的重要影響。個體數據難取得 是研究重大障礙因此,若然要對選舉結果有全面系統性的分析,必須結合集體數據和個體數據,才能互相補足、消除盲點。可惜可靠、公開、詳細的個體數據,卻在香港難以取得,這也是香港選舉研究的重大障礙。反觀台灣方面早有政治學界跨校合作進行的大型面訪民調,名為「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學者會深入探討問卷問題設計,並以嚴謹程序收集和整理數據,進而向社會釋出,為研究者提供很大的方便。這點是香港應該急起直追的。作者是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秘書長文:陳振寧原文載於2016年10月7日《明報》觀點版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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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所帶出的香港政治碎片化問題

在早前結束的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中,地區直選的選民登記人數、累積投票人數以及投票率均創下了歷史紀錄。這正好說明,市民對香港近年政局的普遍不滿已經到達一個臨界點,許多人都希望藉手中選票改變現狀。同時這也預示着,由政治冷感轉變為熱中政治的香港將繼續整體步向政治化社會。對於立法會選舉的結果,人見人殊,有很多不同的分析版本。筆者認為,其中較為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本次選舉所帶出的香港政治碎片化問題。參照美國學者拉里.戴蒙德(L. Diamond)等人《政黨與民主》一書的界定,「碎片化」(fragmentation)主要是指進入議會的政黨愈來愈多,具體表現為議席的碎片化及選票的碎片化。議席碎片化和選票碎片化(1)議席碎片化,主要表現為立法會內部的政黨組成愈趨分化。經統計可知,進入新一屆立法會的政黨已超過10個。建制派代表有民建聯、經民聯、工聯會、自由黨等,傳統泛民代表有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本土/自決代表有香港眾志、青年新政、熱血公民等,整體數量已超過上屆立法會。而且這種現象本身也是不正常的,在諸如踐行完全比例代表制的威瑪德國以及蘇聯解體後的早期俄羅斯均曾出現過類似情况。(2)選票碎片化,突出表現為雖然建制與非建制陣營雙方在立法會內的整體力量對比格局並沒有大的改變,但非建制陣營內部卻發生了重大變化——新增了6個本土/自決派議席。由這6席所代表的本土/自決力量在本次選舉中從傳統泛民處切割了40萬選票,比如新界西選區「票王」朱凱廸的8萬多票就是主要從謀求連任失利的李卓人、馮檢基處吸收過來的。那麼,這40萬選票是什麼概念——佔了全港地區直選累積投票總數的19%,也就是說每5名選民中就有一名支持本土/自決。這反映,本土/自決派已然成為了香港社會不可忽視的一股政治力量,未來不僅會在立法會中與建制、傳統泛民形成鼎足三立之勢,而且也會導致非建制力量內部的政治光譜進一步拉闊,選民將被分割為分別支持傳統泛民、激進泛民、本土/自決、港獨等不同陣營的多個零碎群體。碎片化政治的成因及其影響概而言之,香港之所以出現碎片化政治而且呈漸趨嚴重的態勢,與政治體內部尚未出現多數黨並形成穩定的政黨體系有莫大關係。一般認為,碎片化的程度能夠反映政治體的政黨體系模式。當碎片化程度較高時,政黨體系可以被界定為有限的或者適度的多黨制;而當碎片化程度達到極高時,政黨體系就可以被界定為極化的多黨制。我們基於上述認識並結合政治學者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提出的政黨體系分類標準可知,香港目前的政黨體系已經可以被歸類為「極端多黨制」。對於這種帶有自身特色的不完整政黨體系,又可以稱之為:港式半政黨政治。而深究香港之所以生成這樣一種不完整政黨體系的緣由,筆者認為,它除了內含社會分化、社會矛盾激烈化等深層次原因外,更多的則是源於香港目前採行的涵括功能界別選舉、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加黑爾基數當選基數計算方法等特色元素的選舉制度。世界各民主社會的發展經驗表明,碎片化政治下,政府要實施有效管治是異常困難的。為此我們可以預見的是,在新一屆立法會任期內,特區政府要想扭轉目前困局迎來政通人和,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由於非建制力量繼續掌握立法會全體總數及分組表決的關鍵否決權,未來4年議事規則的修改亦難有希望,立法會恐怕也將要繼續飽受拉布的困擾。政局變化為香港管治帶來新挑戰不可否認,本次立法會選舉的最大看點就是本土/自決力量的異軍突起。其在引出香港政治碎片化加劇的問題之同時,亦將為香港的未來管治帶來新的挑戰。在此不妨做一個簡單預測:隨着本土/自決派當選者履任議員,自決、港獨等極端主張也將堂而皇之進入立法會議事堂,屆時勢必會在社會形成示範效應,最終使得激進本土及港獨勢力進一步蔓延。未來4年,香港不僅街頭暴力社運會持續增加,社會亦將進一步撕裂。面對諸如此類的嚴峻考驗,中央和特區政府負有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憲制責任當然是責無旁貸,而生活在香港這個共同體中的每一名有識之士,不管分屬建制或者泛民陣營,豈不也應該放下成見為香港前途深思?(作者按:本文原為筆者參加北京清華大學香港立法會選舉的有關問題與法理研討會發言稿)文:黎沛文(深圳大學基本法研究中心講師、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5日) 立法會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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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報道的偏向與影響

立法會選舉已經結束,值得分析之處甚多,其中包括新聞傳媒的角色和表現。本文探討不同報章如何報道各個候選人及其所屬的政黨。按不同政治取向分類的報紙,它們的報道有何異同?是否有偏向?報章對候選人的報道數量及取態,會否影響他們的勝算?我和中大的一些同學分析了7月30日至9月5日的中文報章報道,此時段由提名期結束起,到選舉投票日止。分析的對象包括5個地區直選參選名單中的首名人士,再加上「超級區議會」的候選人,共有93名。我們在慧科報刊資料庫中找尋有關的選舉新聞,以及在一些網媒尋找相關的報道評論,但只選取標題中有候選人姓名的文章,計有1910條。我們把每條新聞按標題內容取向歸類為正面、中立或負面,並在官方選舉資料中找出候選人所屬的政治聯繫。如附表所示,很多報紙及網媒均有大量選舉新聞,但有些報刊的報道數量較少,它們就不包括在附表之內。《明報》在慧科資料庫中的新聞數量最多,當中包括明報網的報道。它的新聞中立比例最高,對幾個焦點新聞人物的報道都頗中性,因而對不同政黨都沒有什麼褒貶。《蘋果日報》對民主黨參選人有較多正面報道,對建制陣營的人就傾向負面。《星島日報》對個別候選人的報道很負面,它對工聯會的報道頗正面,但對本土派則明顯負面。《成報》對民建聯候選人較為正面,不喜歡本土派人士。兩份財經報紙當中,《經濟日報》對個別民主黨參選人的報道正面,對一些民建聯、工聯會及本土派參選人則相反。《信報》的報道整體較為中性,但對公民黨及民建聯的候選人略為負面。《文匯報》和《大公報》有很多正面報道,都是讚揚建制陣營內的不同候選人。它們對本土派及泛民的候選人則非常負面,很少提及中間派候選人,並對本土派人物作不同程度的攻擊。《香港商報》的選舉報道較少,新聞也偏向正面,大力唱好民建聯、工聯會和新民黨的候選人,但很少攻擊其他陣營人士。網媒方面,「香港01」有很多選舉報道,遍及不同黨派,有彈有讚但意見不算強烈,對一些本土派候選人較為正面。「立場新聞」有較多負面報道,它對建制派中民建聯及新民黨的參選人很不客氣。「852郵報」也有很多負面新聞,對本土派的參選人有不少中性的報道。它對建制陣營人士傾向負面,特別針對民建聯,對中間派也不友善。「獨立媒體」報道以負面居多,它對個別公民黨、民建聯及自由黨的參選人都頗有意見。「熱血時報」的負面報道比例高達63%,它有提及本土陣營的參選人,但對這些「自己人」的新聞取態也屬負面,對建制派、泛民和本土派人士也是一律批評。兩極化趨勢 值得注意報紙整體而言,在今次的選舉報道中正面新聞平均佔18%,中立佔56%,負面佔26%。整體報道對本土派及泛民主派稍為不利,對建制派則有些好處。用政治立場來區分報紙,親民主派報紙唱好泛民打擊建制;中立報紙意外地對本土派候選人頗友善;偏向建制派報紙某程度上反對本土及泛民,並有利於建制人士;正統親中報章則非常反對本土派和泛民參選者,全力推舉建制派候選人。以傳統方式將報紙分類,精英報紙的報道取向偏向中立;大眾化報紙報道較少,也比較中性;免費報紙的選舉報道最少,並以中立為主。新聞網站則很活躍,但以負面的消息和批評居多。值得注意的是報刊兩極化趨勢:傳統印刷報紙整體傾向建制、不利泛民,對本土派更為負面;網媒剛好相反,較支持本土和泛民,並針對建制。新聞曝光可以是雙刃劍從所得數據看,報章新聞報道的多少及取向,和選舉結果有正向關係。候選人有多些新聞報道曝光的話,其勝出機會也較高。就算只是中立的描述新聞數量,也和當選率成正比,難怪候選人都想製造多些自己的消息,供傳媒發放。負面新聞對選情沒有好處,但數據顯示其實損害不算很大,可能大家對選舉期間出現的抹黑醜聞已有心理準備,見怪不怪。成功當選率和正面新聞報道的關係,就當然更密切了,比純粹的曝光或中性描述更見正面效果。將一個候選人的正面新聞和負面新聞數量相減,可得出該候選人的新聞取向淨值。出現正取向淨值的話,其勝算也較高。在親泛民及中立的報紙當中,新聞報道和選舉結果有不同程度的正向關係,而這種關係在親中報紙最為明顯。但這並不一定表示親中報章令某些候選人勝出,因為這些報章的銷量頗低。較可能的情况是,有背後的統籌者作為原動力,同時推動新聞報道和選舉工程,因此正面報道和受惠的候選人均是之後的結果。所以說新聞曝光可以是把雙刃劍,對候選人的利弊要視乎情况,例如採用的新聞取向是正面中立還是負面、在哪些媒體出現、何時刊登、題材是否引人注意等。而香港報章各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新聞取態,就沒有什麼懸念了。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生事務)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4日) 立法會選舉 傳媒 2016立法會選舉 網媒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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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盲從

報道指有善信到海邊祈福,將逾百淡水龜投海放生,龜投海不適回游上岸,拯救人員檢獲245隻龜。不無詫異,稍願意做點事前的查究,也不會犯這種錯誤。「245」不是小數目,難道不值得花點工夫?願望再好,卻不懂得方法,也不願查探一下,這是無知,而且懶惰。上述行徑符合美國學者Jason Brennan對選民的描述。Brennan在其新著Against Democracy中指出,眾多研究顯示,大部分美國選民對政治一無所知(ignorant)、判斷違反理性(irrational)、常誤信虛假信息(misinformed),投票以盲投亂投居多。他們搞不清基本事實:不能辨認自己區分的議員、不能分辨候選人的政治取態;在兩種截然相反的政策建議之間,無法判斷哪一種對社會更為有利。學者說,美國選民的無知,是當代政治的一大特徵。無知的成因眾多,Brennan戲謔:每人口袋裏都有件法寶,藉此能知天下事,但它主要的用途卻是瀏覽照片和交友聯誼。此說明,選民並不在乎他們無知。選舉中個人一票無關重要;選舉結果的對錯模糊,選對了沒有獎賞,選錯了也沒有懲罰。求知學習是件費勁的事情,對錯既無足輕重,誰操心要增進政治知識?無知以外,作者發現,選民的政治判斷充滿偏見,常常感情用事,對實質的證據視而不見,政治見解封閉又頑固。選民獲取資訊的渠道單一,常聚攏於共同意見,往往將錯誤信息信以為真。上述種種,可供借鑑?不少人談「雷動」,說「雷動」操控選民、違反民主、不符道德,坊間有很多論斷。辯者稱,「棄保」的決定由下而上,符合民主;計劃自由參與,不違道德。本文不評價「雷動」,只談選民表現。筆者讀過一則網上帖文,問為何選民會在最後階段響應「雷動」的呼籲投票。其解釋:大部分不支持建制派的選民,都期望非建制派議員能取得議會半數議席,這是明確的目標;選舉當日,候選人群起告急,民調分歧、信息混亂,選民自己漫無主意,既然有「雷動」呼籲,於是一窩蜂遵照「雷動」的建議。如情節屬實,大部分選民行為確如上述,則民主前景堪憂。響應呼籲的選民,都有良好目標,自己不懂得方法,無暇亦無意探究方法和後果,就把票投了,行徑迹近祈福的善信。蜂擁「保鄺」 反映選民輕信盲從戴耀廷認為,在今屆立法會選舉,如能證港人積極參與策略配票,則反映選民愈趨成熟(9月24日《信報》)。此說頗流於表面。只看「超區」,鄺俊宇取票近50萬,拋離次名候選人18萬票,資深議員涂謹申得票未及其半,幾乎落選。僅憑鄺之號召,能獨取半百萬票?鄺獲選民策略配票,迹象明顯。然而,據報參與「雷動聲吶」的選民只4萬。此50萬選票,減去鄺的支持者,減去參與「雷動聲吶」的4萬,餘下的,就是並無正式參與「雷動」、只純粹聽從「雷動」呼籲的策略選民。選民沒有在初段挺身參與「雷動」,或出於不認同,或不在乎,或單純因為懶惰,卻在最後階段蜂擁遵照「雷動」「保鄺」的建議,誤信涂篤定當選,適足反映選民輕信、盲從、「撿現成」。即使說選民自主自發地響應「雷動」的呼籲,也不過是一種自主的盲從,此何成熟之有?怎樣的選民 就有怎樣的議員何謂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立會選舉一人兩票,投票前夕,友人決定,一票投涂謹申,一票投鄺俊宇。不諳制度的大有人在,無知的選民比比皆是。當然,選民大可反問:不懂得就不能投票麼?筆者並無此意。不過,確當的判斷建基於知識,判斷錯誤由社會共同承受。怎樣的選民就有怎樣的議員。沒溫習可以考試麼?可以,但別期望會有好成績。不妨思考一下,這種視「選舉就是民主的全部」的民主,是否民主的最佳範式?文:陳糸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4日) 民主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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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正面對惡化中的選情

今屆立法會選舉中,建制派保住了40個議席,仍然佔據議會的多數議席,地區直選得票亦較上屆增長了約13萬票,增幅較過去為高,成績算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沒有失掉水準。但筆者比較過幾組重要的數據,從趨勢上看,建制派未來的選情絕對不容樂觀。首先,雖然建制派在地區直選的得票較上屆為高,增長了約13萬票,但由泛民主派和本土派、自決派等政團組成的反建制陣營,得票卻較上屆選舉增長了約28萬票;在區議會(第二)功能組別選舉方面,建制派候選人總得票較上屆增長了約8萬票,但泛民主派卻激增達30萬票。從中可見,建制派與反建制陣營之間的差距,實際上是大大拉闊了。建制派仍然能夠在地區直選保住16個議席,可算是陣營團結和配票得宜的結果。但隨着反建制陣營推出了「雷動計劃」和「聰明選民」等策略性投票武器,以及在最後關頭勸退大量候選人的能力,可以預期反建制陣營未來的配票效應只會大大提升,建制派下屆選舉的形勢恐怕會更惡劣,配票能力未必再成優勢。至於「超級區議會」選舉,如發展趨勢持續,建制派下屆更恐怕連兩席也保不了。功能組別方面,建制派原以為在多個界別有一爭之力,最終卻出現了差距大大擴闊的結果。筆者認為,除非反建制陣營在功能組別出現內訌和分裂,或者建制派能夠派出更有分量的候選人,否則的話,建制派未來要在功能組別收復失地是很困難的。中間派下屆選舉表現值得期待令人意外的是,標榜中間路線和獨立的候選人雖然在本屆立法會選舉中一席不保,但其實際得票卻相當不俗,例如港島區的王維基獲得了3萬多票、黃梓謙奪得了1萬多票,九龍西狄志遠奪得了1.3萬多票,新界東方國珊奪得了近3.5萬票,麥嘉晉也獲得了8000多票。可見中間派其實是有一爭之力的,倘若有更多時間和資源作準備、派出更合適的候選人,筆者認為中間派在下屆選舉的表現值得期待。有人以為建制派候選人都依賴組織票,無法開拓新的中間票源。但從李慧琼、葉劉淑儀和田北辰等人高票當選可見,有質素的政治領袖始終是能夠爭取基本盤以外的游離選民支持的。不然的話,只靠組織票的加持,他們怎會以特別高的得票當選?新界西方面,在反建制陣營沒有再犯致命策略錯誤的情况下,建制派成功保住5個議席,這也是建制派成功吸引新票源的結果;在新界東,如非民建聯成功開拓新票源,亦難以帶同容海恩一同入局。建制派必須變革總的來說,建制派未來的選情是不容樂觀的,爭取修改議事規則和奪取立法會逾三分之二議席的目標,在短中期內亦不太可能達到。中央和特區政府必須做好心理準備以面對一個愈趨失控的議會和愈趨反叛的政局,建制派亦必須作出變革才可能遏止惡化下去的趨勢。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30日) 立法會選舉 建制派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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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協調博弈角度看雷動

立法會選舉剛過去,由香港大學戴耀廷教授發起的「雷動計劃」引發不少爭議。有批評指雷動計劃「以少數人的意志綁架選民個人自由意志」、「操弄了選舉,扭曲了按自由意志投票的應有結果」。亦有評論認為雷動並沒有牴觸民主。筆者嘗試在此以一個簡單的模型,從博弈論的協調博弈(coordination game)角度說明「雷動計劃」的原理和面對的問題。假設一個選區有3位選民和3位候選人。選民A、B是民主派支持者,選民C是建制派支持者。1、2號候選人是民主派,3號候選人是建制派。這一個選區有一個席位,票高者當選。假設在同票的情况下,建制派自然當選。再假設建制派的支持者不作策略投票,只投建制派3號。民主派選民A、B雖然都支持民主派,不希望建制派當選,但有不同偏好。選民A的首選是1號,選民B的首選是2號。假設對兩位民主派選民而言,首選當選的效用值(utility)為2、次選當選的效用值為1,建制派當選的效用值為0。我們以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來探討投票的可能結果。這個選民的博弈(game)有多於一個納什均衡。真誠投票不是納什均衡假設選民A、B都投給自己的首選,最終結果3位候選人各得一票,兩位民主派「攬炒」,建制派候選人當選。理性的民主派選民有見及此,必然會自行配票,改投次選。故此,在這模型裏,真誠投票不可能是納什均衡。沒有雷動之下的納什均衡民主派選民都知道集中票源方可取勝,但集中票源集中在哪裏呢?從博弈論角度,選民可以考慮使用混合策略(mixed strategy),以隨機的方法投票。這模型有一個混合策略納什均衡,選民A、B各有2/3機會投予自己的首選,1/3機會投予次選。在這納什均衡裏,建制派候選人有5/9機會當選,兩位民主派候選人各有2/9機會當選。雷動令協調均衡顯著現在假設選民在投票之前,收到「雷動聲吶」的公開信息:「集中票源投1號」民主派選民的抉擇就變得簡單。選民A固然會投給1號,考慮到投給2號會導致「攬炒」,選民B也不得不「含淚」投給1號。所以「集中票源投1號」是一個納什均衡。按道理,即使沒有雷動,「集中票源投1號」依然是一個納什均衡。「雷動聲吶」的作用,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Thomas Schelling,1921-)的理論,是令「票投1號」這納什均衡變得顯著(salient),給選民一個指引、一個集中票源的方向。誰會反對雷動?假設在沒有雷動之下,投票按混合策略納什均衡進行。雷動出現之後,建制派3號和民主派的2號候選人都成了落選的輸家。相反,在雷動出現之前,民主派雖然常常「攬炒」,2號候選人仍有2/9機會當選。因此不被雷動推薦的民主派和建制派一樣有誘因去反對雷動。策略投票反而是理性選擇的結果那雷動是不是扭曲了按自由意志投票的應有結果?從模型的角度來看,選民選擇的自由一點也沒有因雷動而減少,結果倒是改變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模型裏,只要雷動是公開地(publicly)發放信息,雷動是不能達成(implement)納什均衡之外的結果的。原因很簡單,雷動出現以後,選民還是緊握着他手上的一票。如果雷動的建議不符合選民的個人利益,選民不必跟從。試想想,若然雷動建議:「一票泛民,一票建制」兩位民主派選民會依從嗎?即使雷動建議:「一票1號,一票2號」,選民也不會聽從去「攬炒」,而自行配票。策略投票的存在不是因為選民不自由,反而是因為選民自由而且理性,會計算怎樣發揮手上一票的作用。模型以外的雷動文章完結之前,容許筆者指出現實的選舉比這文章的模型複雜千百倍,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雷動的出現可能反而導致協調失敗(coordination failure)。本文只是提供一個簡單的概念框架去理解和檢視雷動的作用。另外,關於雷動的道德討論,例如雷動挑選棄保對象的程序是否公正等,也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外。文:黃子寧(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經濟學博士、現任芬蘭阿爾托大學(Aalto University)博士後研究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9日) 立法會選舉 雷動計劃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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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專業議政已經過氣——新一屆議會展望

立法會選舉之後,一口氣4個星期,寫了7篇數據分析,本來要寫還可以寫更多,但在節奏急速的香港社會,選舉過了一個月就已經像有點過氣,再寫下去似乎有點落得明日黃花的感覺,所以這個系列還是在這裏擱筆,最後一篇寫寫我對新一屆議會的展望,以此作結。立法會還識不識得立法?新一屆議會的最大特色,就是一個「新」字,因為無論是民主派還是建制派,都大幅度進行了新老交替,泛民有劉慧卿、何俊仁、單仲偕、梁家傑主動退役,馮檢基、李卓人、何秀蘭被動墮馬;至於建制派,就有譚耀宗、曾鈺成、葉國謙、陳鑑林、陳婉嫻、田北俊、劉皇發退下火線,這批議員,除了梁家傑之外,都有近20年議會經驗。現時餘下來有超過20年年資的資深議員,就只剩涂謹申和梁耀忠兩位,排第三的是16年的張宇人。至於議會新人則有高達26個,佔議員總數近四成。更讓人擔憂的是,在選舉論壇上,一些新人對政策和議會的認知程度,讓人吃驚,成了很多人茶餘飯後的笑柄,但無奈的是,單憑政治靠山,又或者擺擺政治姿態,卻又已經足以讓他們當選。結果便是,令人不禁憂慮新一屆議會的議政水平,以及監督政府的能力。我還記得在開票當日,在點票中心的一個笑話,是有記者打趣問我,說新一屆議會還識不識得立法?面對如此的黑色幽默,我只能報以苦笑。當然,我不是說,政府若然明目張膽,霸王硬上弓的推動一些苛政,議會不懂得反抗;要擔心的反而是,若然政府使出陰招,企圖暗渡陳倉的話,議會還有沒有足夠的警覺性,會否因為經驗幼嫩,而讓對方輕舟已過萬重山。「Bill王」已成絕響舉個例,現時記者若然要找人評論房屋及地政規劃等細節,會發現議會中「熟書」的議員已經買少見少,「渴市」到一個地步,甚至要找業已退下火線的李永達,可說是禮失而求諸野,李永達反而成了「民間議員」。再舉個例,很多資深政圈和媒體中人,都會懷念昔日立法會的「Bill 王」(法案審議之王)夏佳理,他對法案審議工作的熟悉和認真程度,議會中無出其右,常常能獨具慧眼地挑出法案中的問題。不錯,夏佳理是一個建制派議員,但不單是建制派和官員,就算是民主派議員,對他也心悅誠服。撇開其政治立場,他對議會的知識和態度為他贏得別人的尊重。但我相信,新一屆議會中不「熟書」的議員,只會更多。「姿態政治」取代「專業議政」今天「姿態政治」流行,「專業議政」凋零,也不能完全怪民主派,這是九七後議會空間被《基本法》大大擠壓的結果,例如,九七之後,基本上已經再無「私人法案」可提。更甚的是,過去4年,建制派仗賴人多票多的優勢,在議會內每多大石壓死蟹的做法,讓認真和專業的議政,變得像「對牛彈琴」,而大家亦對議會已經失去了信心和耐性。最讓人印象深刻的,當然是吳亮星主持財委會時,霸王硬上弓要快快表決的醜態。一而再再而三粗暴主持會議的後果,就是讓激進派振振有詞的斥責,專業議政就跟「和理非非」一樣,「膠」得可憐,反而成為笑柄,漸漸失去市場,尤其是年輕人的市場。相反,今天,想想噱頭、擺擺政治姿態、喊喊漂亮的政治口號、裝出優雅的政治身段,更易換來網民的喝彩聲,甚至贏得選票。因此,未來4年政府要面對的,很大可能將會是如此的議員和議會。亦因為如此原因,雖然很多候選人在選舉時,都打出「重啟政改」這點政綱,但我個人對這方面感到十分悲觀,對新一屆議會在與政府達成政改協議這方面,不存厚望。原因除了之前談到的「姿態政治」之外,新人充斥的另一個後遺症,就是大家想的都是如何可以站穩陣腳,不要冒險犯上「政治不正確」的錯誤。缺乏可以一錘定音的政治領袖,不會讓政改談判有何石破天驚的發展。「講法律」再非民主派專利以往談到議會中的律政精英,大家總會想起民主派如李柱銘、余若薇等大狀,為捍衛香港的法治、自由、民主,而在議會中雄辯滔滔,似乎講法律一向是泛民的專利,但新一屆議會的情况卻可能完全逆轉。新一屆議會中有法律界背景的民主派議員,只剩下涂謹申、郭榮鏗、陳淑莊、楊岳橋4人,且已經沒有如昔日李柱銘、余若薇、梁家傑等當過大律師公會主席這樣的重量級人物;反之,建制派卻有梁美芬、廖長江、謝偉俊、張國鈞、周浩鼎、容海恩、吳永嘉、何君堯多達8人,陣容對比完全扭轉過來。事實上,建制派和中聯辦想加強他們議會團隊中的律師陣容,可謂清楚不過,因此,民建聯不惜冒着引起黨內分裂的危險,都要以張國鈞來取代鍾樹根,之外還再加上一個周浩鼎;中聯辦過去栽培的「契女」、「契仔」梁美芬和謝偉俊,今屆栽培的容海恩和何君堯,一樣全都是律師。近日更聲言會在立法會中成立「建制派律師團」,相信這是為未來議會中連場硬仗,尤其是《基本法》23條立法,作好準備。往後,民主派未必再能掌握議會中有關法律問題的話語權。會更難還是更易應付?對於特區政府來說,究竟新一屆議會是否更難應付?答案是「Yes and No」,說是亦可,說非亦可。因為,一方面,官員將面對一班姿態上更強硬、更怕被人標籤妥協和投降、更不喜歡談判、更加慣性說服不的議員,因此政治上對立、僵持,以至衝突難免;但另一方面,在資深議員幾乎全退、新人充斥、欠缺議會經驗和知識、法律人才凋零、專業議政不再受到重視的情况下,會令反對派在議會中的戰鬥力大減,與官員周旋時更易被「耍」、被打發,未必能在立法過程發掘出「魔鬼在細節」。因此,官員可能要在政治、宣傳、輿論戰上,絞盡腦汁和反對派周旋,但反而在政策和法案內容具體細節的專業層面,受到的挑戰和壓力反而較小。向方約恆致意最後,謹借這裏向李卓人的議員助理方約恆致意。方在這個崗位已經20年,是就我所知最資深的議員助理,也是無人不識,當記者(也包括我)遇到議會裏不明白的問題和細節時,都會詢問的公認「議會字典」。九七回歸前,他曾經以近乎一己之力,到英國找專家學者幫忙,草擬了異常複雜、有關集體談判權的私人法案,並獲殖民地末代議會通過,但後來卻遭臨時立法會廢法,但這始終是一難能可貴的個人成就。方約恆可說是專業議政的典型,他從港大畢業後,把20年的寶貴青春奉獻給枯燥但重要的議會工作,在很多勞工議題的立法上,立下汗馬功勞。但可惜,俱往矣!隨着李卓人步下舞台,他也要離開這個崗位,或許新世代的政治,再不需要這樣的「人才」,只能嘆一句,他,以及我,可能已經屬於過氣的一代。希望「方公子」能找到他繼續可以發揮的新崗位。後晚消夜容我敬你一杯。〔2016年立法會選舉評論系列之八(系列完)〕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9月29日)系列文章:(除本篇外,本系列文章皆由蔡子強與陳雋文合寫)一:立法會選舉結果初步評析二:北京要謹防有人在選舉報告中謊報軍情三:今屆選舉「樁腳效應」續減弱四:各大政黨不同階層得票率剖析五:分區配票的成效六:超區配票剖析 兼談王國興輸在哪裏七:容海恩和何君堯的得票模式剖析 立法會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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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陣營的碎片化與選舉配票

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民主力量得以穩住而略有進步,傳統民主派成功世代交替,更有多名雨傘運動積極參與者當選,一減民主人士兩年來的鬱悶及挫敗感。以上的結果可以說出乎大多數人在選舉前期的意料,因為大家當時看到的是雨傘運動期間以至後來民主力量面臨嚴重分化的威脅。配票的社會基礎最能表現這種威脅的,莫過於立法會選舉時碎片化的現象:各種新舊大小不一標榜民主的政團紛紛推出自己的候選人,同時又否定選舉協調機制,大有為了給自己一個機會而不惜讓建制派坐享漁人之利之勢。選舉開始後相當一段長時間內,民意調查顯示民主陣營確實為碎片化所累,候選人當選的機會不是低迷就是不確定,連民主力量能否保存議會關鍵否決權也成疑問,積極支持民主的選民莫不憂心忡忡。局面已經變得甚為明顯,如果民主陣營不想它在立法會的影響力大倒退,彼此必須有所協作,好讓選票不會過分分散而浪費。各方要有所協作無疑成了大局所需——這就是配票的社會基礎。不過有了社會基礎,配票還要有其他條件的配合才能成事。一個是組織支持。香港民主運動一向沒有強而有力的統合組織,在雨傘運動中,所謂大台也受到衝擊,誰也說服不了誰,選舉時更連協調機制的影子也見不到,絕對談不上有什麼組織基礎。自發配票與政團配票結果,傾向民主的選民自己行動起來,聯繫網絡中的親友而自行配票。這種配票無法精確,只是根據自己的政治傾向和對形勢的估算來分配選票,主要目的是在於把同類候選人當選的機會最大化,把選票盡量集中在有機會勝出者身上,即是平常我們所說的棄保行為。事實上,配票者之間是沒有什麼聯繫的,大家只是參考民意調查的結果而配票,對最終結果沒有全面及切實的掌握。不過,他們的行為可算是高度的政治參與,因為箇中有分析、議論和說服,比一般投票投入很多。選民自行配票在過去的選舉中也有過,但這次從社交媒體所見,配票活動應比以往熾熱,大概跟民主形勢危急以及選民民主覺醒有關。另一層次的配票行動是由政團來進行。基本上,政團的配票是以資源分配的辦法來進行的,這包括時間、人力、地區、樁腳等因素的調動,從而影響宣傳範圍以至票數的分佈。民主黨把涂謹申的票分給鄺俊宇大概就用上這些策略。這種策略基本上是個別政團的配票行為,間接影響到其他對手的競選策略。雖然團體之間沒有協調機制,但這次選舉卻有公民黨等政團的候選人在最後關頭宣布棄選,形成跨團體的棄保局面,透過犧牲個人而增大其他同一派別候選人當選的機會。會否有人願意棄選,最重要的是看有關團體及其候選人有否大局觀念及犧牲精神。處於相對弱勢如鄭家富者在勸退聲中就不為所動,正是其中另一種例子。配票的資訊及傳播網絡基礎配票要成功,除了考慮社會及組織外,也需要資訊基礎及溝通網絡。一個候選人的機會,可以透過往績和競選期間民眾的直接和間接反應來估量,但是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科學的選民調查,是以政黨、候選人以至想參與配票的選民都緊盯着民意調查的起伏,從而制定選舉及配票的策略。配票的精確度是跟選民調查的真實性成正比的。香港有能力支持大型調查的政黨大概只有建制派,而民主陣營力量分散,只能依靠民間社會集合力量而進行的調查。由於資源有限,加上各區候選人眾多,鍾庭耀的調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的樣本有欠充分,調查結果甚為不穩定,參考價值大打折扣。情况要到後來累積樣本夠大了才好轉,使各種配票、棄保、棄選等配票行為有較為切實的依據。選民如何得知有關數據?分散的團體及選民如何商議策略,又如何把策略傳揚開去?這都得助於香港甚為發達的傳媒網絡。一方面新聞媒體每天報道調研的起伏,其次各種社交媒體及群組都加以轉載,並議論紛紛,讓所謂民間智慧有所發揮。這趟配票的行為好像特別普遍,大概跟社交媒體近年高速普及有密切關係。雷動計劃的配票統合潛能這次選舉的配票除了上述的形式外,最特別的是戴耀廷主持的雷動計劃。計劃的基本做法是集合幾萬有興趣參與配票行動的選民,他們分區定下自己認為值得支持的候選人,同時參考民調及其他因素而估算候選人當選的機會,從而制定配票策略。當然,雷動計劃的估算和配票也不可能精準,但從最後票數走向以至一些票站最後熱烈投票的情况來看,其配票作用確實存在。事實上,雷動的配票策略透過各種渠道輻射出去,影響範圍超越原來的參與者,大大超乎主辦者的想像,足見其潛力之大。香港民主運動缺乏大台的統籌,一旦走向碎片化,民主力量只會被進一步邊緣化。雷動計劃是非常規組織,獨立於個別的政團,卻為整個民主陣營起着一定的配票統合作用,可算是民間社會因應香港獨特社會環境和社交媒體興起的創意回應。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以雷動方式配票,而是如何使配票計劃更符合民主原則,如何使配票更精確,及如何增大效用。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兼榮休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9日)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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