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係候選人:教育改革篇

我們早前向四位特首參選人發出公開信,提出十個我們認為現時香港最迫切面對的問題(註一)。我們其後以「修補撕裂篇」(註二)及「金融經濟篇」(註三)為題發表我們對修補社會分裂及金融經濟方面的意見。除此之外,大部分香港人,尤其為人父母者,都很緊張自己孩子的教育,所以我們決定先提出教育改革的建議。 問:香港教育制度長期被詬病,填鴨式教育制度已不能為香港提供有競爭力的工作人口,學生亦失去學習興趣。由TSA演變出來的BCA是否真正有需要設立?請問閣下對「普教中」、中史科改革及減輕填鴨式學習壓力有甚麼改革建議? 答:觀乎近期多場特首候選人辯論,當談到教育問題時,各候選人大都第一時間將問題歸咎於TSA上,大肆抨擊然後建議取消。我們同意TSA為小朋友帶來不必要的壓力,但這只是香港今日教育問題的一小部分;我們不認同候選人將問題簡單化,而不認真為香港父母及孩子尋找出路。 一)以靈活教學取代填鴨式教育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開始起飛,市場對勞動力有極大需求。殖民地政府成時推出九年免費教育(其後更擴展至十二年),一方面為全民提供普及教育,另一方面亦為工商業提供大量人才。當年由於大部分行業仍處於低技術階段,僱員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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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TSA真係復考?

為新政府覓數據? 堆填區見! 「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決定維持復考建議,將於5月舉行BCA視聽及口語測試,6月舉行筆試,具體日期未定。委員會將考試所得報告,分析後留交下屆政府。有傳媒引述消息指,約5%公營小學不希望參與考試。人哋話「樹倒猢猻散」,吳克儉已經宣布任滿退休,教育局長這棵大樹三個半月後一定倒下來,難得寄居這樹的猢猻尚如此有情有義,堅持完成局長的「偉業」。王師奶不避重複又重複之譏,萬方有罪,TSA無罪,它只是測試工具,弄到天怒人怨是人謀不臧,累得它千古罵名,小婦人為TSA鳴冤。 委員會復考TSA(改名BCA只是掩耳盜鈴和巧言令色),其實是將他們的靠山吳克儉逼入死角。三個特首候選人已實牙實齒話明取消小三TSA,委員會仍決定復考,仲定埋5月考視聽和口試,只欠6月筆試的確定日期,王師奶建議為6月6日(D Day,死傷無數的盟軍登陸諾曼第日)。各位看官,替吳克儉想想,他應否接納委員會的決定?明知6月筆試試卷尚未改完,自己已經同教育局長這崗位拜拜,就算無心,人哋都當你有意將呢篤「蘇州」整蠱未來局長啦!委員會各有識之士好天真,認為將今年考試所得數據留給下屆政府參考,王師奶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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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記名」可克服TSA設計的致命錯誤——與侯傑泰教授商榷

《明報》3月11日刊登一篇報道(註1),以專題形式探討3名特首候選人的教育政綱,並邀請中大侯傑泰教授及家長聯盟代表張豔璿女士分別點評有關TSA(全港性系統評估)的部分。當中侯教授在點評時指有個別候選人建議以不記名及抽樣的方法進行系統評估,是「自相矛盾」。筆者倒是認為3名候選人都主張取消或擱置小三TSA乃是理性的選擇;而不記名及抽樣的主張,更是擊中目前TSA設計的要害。 侯傑泰點評TSA恐不公 首先要指出的是,該篇報道雖然引述正反雙方的意見,卻沒有披露受訪者的關鍵身分和背景。報道只說明侯教授「支持TSA」的立場及中大學者的身分,卻沒有進一步披露他是政府委任的TSA檢討委員會(註2)成員,更沒有說明他乃是受政府委託以TSA數據進行學術研究的「受益者」。既然有明顯的利益關連,侯教授是否適宜獲邀作評論者固然值得質疑,即使必須引用其評論觀點,較佳的做法乃是在報道中詳列侯教授與TSA的多重關係,讓讀者獲得充分的資訊再自行判斷。 指「世界各地都設TSA」 偷換概念 侯教授於報道中指出「世界上差不多所有政府都設TSA」。問題是,各國所用作監測整體學生學習情?的系統評估,真的等同於香港的TSA嗎?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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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何激動了?

經過連續三天的辯論,施政報告致謝議案連續十年被否決。正如我在最後一節發言所講,我們也希望在明年的致謝動議能投下贊成票,只要下屆特首在下個施政報告向香港人展現一個字:善。 在教育辯論那一部分,我在發言時少有地激動起來,一來是因為坐在我對面的是教育局長,心裏的火難以按捺;二來,說到將來想當巴士司機的那位同學的夢想、想起農曆年假後選擇放棄自己生命的年輕人時,情緒便來了——夢想,無分貴賤大小,朝着夢想進發的每一步,都同樣可貴,為自己的夢想奮鬥,從來都絕不可恥。 那幾位決意跟這個世界告別的學生,本來也是懷着各種熱血的夢想吧? 小時候我也發過春秋大夢,希望長大後能做美國總統(那時候不知道美國總統一定要在美國出生嘛!純粹覺得列根很有型),現在回看當然不值一哂;然而,異想天開就是屬於年輕人的,成年人有責任去保護他們的夢想,就像保護瀕危植物的幼苗一樣。這種「保育」工作,就是教育的重要部分。 正如我在辯論中所言,教育是社會的根本。上一代人無論有多厲害戰績有多輝煌,如果忽視教育下一代,又或者用了錯的方法和制度去辦教育,社會就會像一株枝葉茂盛但根部瘦弱腐爛的樹,莫說要進步,更會慢慢枯萎、倒下。 最近收到不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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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存廢的爭議:回歸政策研究的討論

今年1月23日吳克儉局長宣布,經「優化」的2016年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下稱TSA),將由2016年的約十分之一學校抽樣評估,推展至今年5月全港在學的小三學生均需應考。雖然吳局長聲稱今年的評估不是「全面復考TSA」,但不爭的事實就是全體應屆小三學生仍然是需要在5月應考TSA!但其後,3名特首參選人(曾俊華、葉劉淑儀、胡國興)卻先後宣布或重申應取消TSA!至此,一個原本屬於教育評估政策的討論就漸漸演變成特首選舉工程中的政治議題。與其在政策辭藻(policy rhetoric)上爭辯教育局是否「全面復考TSA」,又或在特首選戰中爭議TSA應否取消,本文將實質地從政策論據(policy argumentation)出發,以審視教育局是否具備充分的理據以支持「全面復考TSA」的政策行動,同時各特首參選人又是否對取消TSA的政綱,作出了充分的論證。 在政策研究領域中,對一個公共政策存廢的檢討及評鑑,一個通用的方法就是探討(1)該政策是否能實現它既定的政策目標?(2)它是否帶來極其惡劣的後果?簡言之,就是成效與代價的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本文將在這兩方面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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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推小三TSA宜慎而重之

上月中,教育局將全港性系統評估(俗稱TSA)檢討結果提交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討論,即時引起各方關注。有意見認為,教育局此舉是為重推一直備受爭議的小三TSA鋪路。筆者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亦任教大學多年,一直堅信「學習更輕鬆,方會更成功!」香港的教育制度一直太過相信考試,現時不少負責教育的官員無法脫離「填鴨式教育」的思維。通識教育科亦如是,本來可以開心學習的,卻弄成必修、必考、必答,甚至「三頭六臂」,考試題目深奧難明,又或過於偏重時事政治,而忽略了年輕學子開心學習、選擇自己喜歡的學習範圍,以及着重品格健康的培養。在眾多考試中,筆者一直認為小三TSA實無必要。首先,TSA的目的是透過考試獲取數據來了解學生完成小三時所具備的基本能力。可是日子久了,TSA的考核變了質,連教育局自己也無法保證數據沒有受「操練」的影響,能完全反映學生的「基本能力」。試問拿着不準確的資料去分折、制訂政策以及學校的類別又是否公道呢?再者,即使數據能反映學生的「基本能力」,如結果顯示學生完成小三後能力未能「達標」,教育局是否要制訂政策在小一至小三甚至學前教育的階段大力催谷?過去,筆者發現有關當局針對學校操練TSA而不斷將TSA的問題加深,希望獲得統計學上「常態分佈」的評估結果。曾有家長反映小朋友往往要到晚上八九時才能完成當天的「學習」,令人非常心痛。最近,當局又表示,早前推行的「試行研究計劃」採納了一些建議,將TSA題目弄淺,結果參與計劃的學校成績普遍提升及達標,但千萬要注意有關評估結果在統計學上被扭曲,變成自欺欺人。若教育局堅持重推小三TSA,筆者認為當局必須向公眾解釋小三TSA對學校及學生有什麼好處。過去TSA一直為人詬病是「過度操練」,而其成因主要是學校害怕學生TSA的成績影響當局對「學校表現」的評估。筆者曾向負責官員反映:如當局能為TSA成績不理想的學校提供更多資源,提升學生能力,而非惹來減少資源甚至「殺校」之禍,小三TSA才值得考慮。因此,當局先要確保學校不會強迫操練才可考慮重推小三TSA。作者是經民聯立法會議員、香港城巿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9日) 教育 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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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TSA的改進教學論

我從前熱中「課堂學習研究」(Lesson Study)。每次計劃開始時,我都會跟老師先猜想學生在學習某課題時的「難之所在」,又設計各種小測驗,探索確定,然後才開始設計教學工作。研究結束前又再有小測,看看學生有否進步,困難是否克服,老師亦藉此掌握教學的關鍵和原理。當然,與大型測考如TSA相比,我們的測考設計或不及周密,卻更到位,因為測考數據直接用來指導教學,並用在同一班學生身上。我們又發現,參加計劃的老師多是真誠為了改進教學 ,故有種自發幹勁;但也偶有老師由校長指派參加,壓力擋不住,就在表面上下點工夫,實際上是找捷徑敷衍了事,這些情况最難搞。教育官員常說全港性考測如TSA具有「改進教學」(improvement)及「學校問責」(accountability)雙重效用。但測考舉行到成績發放已是下一學年,數據並不能令當時的學生受惠;難聽地說,所謂改進教學,僅屬賊過興兵、亡羊補牢而已。因此我相信,問責才是主調。不是說「問責」就是不好,但教局官員常問:「貴校學生達標率是在全港平均數之上還是之下?」就是不妥當。須知全港學校無論進步了多少,既然是平均數,約半數學校會在上,半數在下。問這種問題就是拿TSA數據把學校進行分類、比較、施壓,違反TSA原意和承諾。從前我曾寫過,面對問題,人的反應有「高路」與「低路」之別。縮班殺校令教師人人自危,考試操練是自然不過的「低路」反應。「改進教學」屬長線的高路回應,但成績壓力就在跟前,講改進教學,豈非奢談?原文載於2016年4月13日《明報》副刊 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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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讓家長選擇應考或拒考TSA?

價值的衝突,是公共爭議的必要條件,無視差異、缺乏選擇則是爭議的充份條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爭議在公共事務中幾近不可避免。處理爭議的一個焦點在於衝突:若能協調各種價值,互諒互讓,各有取捨,各有妥協,達成共識,衝突便可以和緩,甚至化解;若不能妥協,便訴諸公決,少數服從多數,有了結果便不再爭議,衝突仍然存在,只是給遏抑下去。過去的教育爭議,多以這種聚焦衝突的手法處理。例如反對殺校,以所謂「三保」作結,政府算在資源上讓步,民間則不再根查學校結束是否全因家長選擇;又例如反對國民教育科,政府擱置正式成科,民間既相信小勝一仗,卻又防範不了如水銀瀉地的潛在課程;TSA也如是,政府暫緩全港小學應考,卻推出五十間學校的試行計劃,全港的考試暫停了,但對參與試行的學校中反對TSA的家長來說,卻和沒暫停一樣,不滿依然。目前的教育體制仍以學校、班級為單位,學生入讀同一學校,在同一班級上課,不同學生是同時學習的,這固然有社教化、合作互動等效果,但學生之間的差異便成為教學過程上的難題。在學習而言,通過教學策略的調適,專家教師還可以善用差異提升學習效能,可是,以像應考TSA與否這類非此即彼的議題來說,順得哥情失嫂意,是目前制度的局限而不只是困難。問題在於制度沒有選擇。政策處理的是公共事務,制度自然以大眾為對象,問題是,以多數的大眾為對象,是否必須忽略少數個體的選擇?以TSA為例,反對因TSA而招致操練的家長,要取消TSA整個考試,可是若取消了,則認為不受TSA影響的家長是否少了選擇?反之亦然,認同保留TSA的話,則反對的家長又會感到被迫參與。其實,處理爭議的另一焦點可放眼選擇。制度如果容讓選擇,便可以兩全其美。以TSA為例,認同的家長固然可以選擇讓子女應考,不認同的家長則也有權選擇不讓子女應考,各適其適,不必強迫。有了選擇後,爭議便沒有意義。容讓選擇,成本很低,卻能為爭議留出一道活門,有了活門,爭議便不會在制度內不斷加壓。像壓力鍋的出氣閥,為制度或政策設置了選擇,也就是消弭充份條件,爭議便可化解於無形。文:戚本盛@進步教師同盟 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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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你追蹤些什麼?

TSA考試每年在6月的中下旬舉行,考試成績經統計、整理,有關報告送抵學校已是下一學年,學生已升了班甚至轉了校。學校這個時候收到達標率數據,哪條題目答對答錯,然後檢討教學,極可能只能影響下一學年的課程和教學。這不能說資料毫無用處,科組老師若能認真地討論有關課題的難點所在,重整教學,對學生亦非無益處。但問題是,教育局標榜TSA是「促進學習的評估」,即老師可利用評估資料進行教學調適、補充教學之不足。這概念的關鍵在於「量體裁衣」:給「這些」學生量體,給「這些」學生裁衣,教學調適才會適切,發揮快速回饋對學習的作用。現在是量上一屆學生的體,給下一屆的學生裁衣,兩屆學生或許有類近的特徵,但程度若干,不能只基於假設,還需求證,否則就是刻舟求劍,所謂「促進學習的評估」就變成有名無實。吳克儉局長多番說過,TSA有追蹤效用。但追蹤些什麼呢?小三學生升上小四後,並不是回顧暑假前TSA考試錯了些什麼、弱項在哪?如何補救?而是把焦點放在下一回合的考試,開始三年後小六學生應有的所謂「基本能力」題型操練、內容操練!媒體《香港01》曾翻查考評局TSA報告,認真地「追蹤」不達標學生的軌迹,發現全港學生TSA小三時不達標,完成小六後仍不達標的比率,長期維持不變,英文科是16%,中文10%,數學8%;尤有甚者,學生小三時不達標到小六時達標的比率各科均下跌。教育局若真有所謂追蹤、學校支援、教學調適,成效可見一斑。原文載於2016年2月10日《明報》副刊 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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