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式遷居》生命把藝術煉成

(評台編按:內文有劇透)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人皆有苦衷」、「設身處地」、put yourself in someone’s shoes……,這等老生常談好像已過時?舉世右風猖獗,在「誰誰優先」,強國人、新移民、難民權益等議題上,類似思考動輒得咎,例如被譏評為「左膠大愛」。

既說「老生常談」,或許問題正在於「談」。說的確可以很漂亮,到真正感同身受時,便是另一回事。

於是,伊朗導演法哈迪(Asghar Farhadi)的《伊朗式遷居》(The Salesman)今天出來,特別有時代意義。戲裏男主角Emad是個好好先生,性格溫和,樂於助人。他的生活條件不俗,在劇場當演員,同時為人師表,校內甚受學生愛戴。Emad跟妻子Rana感情不錯,兩口子有共同藝術追求。本來生活相安無事,一天所住大廈變成危樓,他們要急謀新住處。搬遷不久,某夜Rana不小心引狼入室,慘被襲擊受傷。事件令他們的婚姻蒙上陰影,Emad的脾性,因為忿恨不平而漸漸變差。

Emad曾經在計程車內受不相識的女人白眼(像我們的「泥鯭的」),他的學生目擊過程,為他感到憤憤不平。Emad對此小事很大方,早已不放心上,又?學生從該女人角度思考:她準是從前跟男人同車有不快經驗,才假定人皆如此,諄諄教誨之餘還很幽默(「人生艱難只是頭一百年而已」)。偏偏在妻子被侵襲事件上,Emad喪失了易位思考的能耐,之前的「人生哲理」都是耍嘴皮(「左膠」乎?)。Emad在課堂說伊朗名片《牛》(1969)的故事,後來還放給同學看(可惜同學對經典及角色的苦難不領情)。課上有同學問,一個人好端端怎會變成牛?Emad的回覆有智慧,不具體答如何變,只說「漸漸地」。同樣,在《遷居》,我們看?一個好好先生,「漸漸地」愈來愈野蠻、躁動不安,甚至有暴力傾向。他在片初曾救人,在片末,他幾乎(?)害死別人。

人言可畏 女性地位不平

當然Emad不是真的轉性,只是事件觸發他性格的潛藏一面(本我),流露出嫉妒與仇恨。俗云「不到最後不知真相」,法哈迪最厲害的,是《遷居》到了最後仍不知真相,卻教人看的津津有味。觀眾不知道襲擊夜到底發生什麼事(比如有沒有發生性侵);甚至不能一口咬定,妻子的傷勢全是嫌疑犯所為。未知、想像的東西最可怕,影片的Emad正是被蒙在鼓裏,脾氣才愈發不可收拾。側寫比直述更有修辭效果,《遷居》中的案發地點浴室,一直不見全貌。浴室門背後如何血漬斑斑,我們不知情。本來平常的起居空間令人不安。Rana事後不敢在家獨處,風吹草動即成驚弓之鳥;來他們家留宿的可愛小孩Sadra,也覺得浴室恐怖。

《遷居》的故事所以成立,似乎不能抽離德黑蘭、伊斯蘭背景。侵襲事件後夫妻決定不報案,原因一是像鄰居所說,警察不可靠。另一關鍵是Rana不想家醜外揚,把不幸事件在警察跟前再覆述一遍。「名譽掃地」、「丟臉」(dishonor)是本片故事衝突的關鍵,人言可畏,在伊朗社會女性尤其不利。男、女性的不平等地位,雖不是《遷居》主題,卻主宰劇中所有人的命運。戲裏一個從沒現身的前租客,在鄰居口中是個不正不經的女人,街上的流鶯;在家常跟男人(嫖客)吵架,鄰舍已見怪不怪。Emad身為「正經人家」,最不能接受、最怪罪業主朋友Babak的,是新居的不潔淨(不知多少男人跟妓女睡過)。法哈迪的劇本,對「妓女」不帶褒貶,然而憑她留下的物件得知,她是個單親媽媽,帶着幼小女兒,搬走後未有立錐地;賣淫說不定由於生活獨力難支(劇場的Sanam是另一位供對照的失婚母親)。在伊朗,賣淫跟嫖妓皆犯罪,亦不容許婚外/前性行為,貞節對女人最寶貴,前租客之寄人籬下可想而知。但「傳統」歸「傳統」、法律歸法律,據說現實中當地少女有很多對策,技術上不失貞(保留處女膜)即可,肛交、腳交因此習以為常。

推銷員之死 虛實交替

《伊朗式遷居》另一絕妙設計為「劇場」的背景,不停的虛實相應,處處見弦外之音。眾人排演的,是美國劇作家亞瑟米勒的名作《推銷員之死》。虛、實差異之一,是Sanam穿上密實雨衣演出,對白卻說她袒胸露臂,排戲時令對手忍不住偷笑,氣得她一走了之。在《推銷員》中,Sanam的角色是主角Willy情婦,形象本來性感,但礙於伊朗的保守審查不能不改,法哈迪這裏似在暗諷制度。另外,戲裏對白有說,「戲假」不重要,「情真」才關鍵。Emad對逃之夭夭的「兇徒」愈來愈深惡痛絕,向合演對手Babak出氣。怪他提供臨時房屋,卻沒說明屋子的背景;憑電話錄音所知,他跟妓女前租客關係非比尋常;加上他把醜事傳揚給劇場同事(令他們dishonor),迫使Emad在舞台上真的發怒,修改對白,直斥Babak墮落。

「現實」與「劇場」交替,還締造出幾次趣味的過場(想起電影節剛重溫的楊德昌電影)。像前文提到Emad在計程車被白眼,他沒趣的眉頭緊皺,下一場聲音先進,正是Sanam排戲時哈哈大笑,悲喜的交疊十分諷刺。另一例子,Emad下課擦白板,竟響起切合他動作的鼓聲。畫面一剪,才知是劇場那邊綵排的音樂。對了,《遷居》看得引人入勝,但全片幾無配樂。較明顯的手風琴樂聲,只在片中出現兩次。一次在他們排演之時(即diegetic sound,嚴格而言不算配樂),另一在最後幾個鏡頭(畫面未見手風琴,不肯定是不是non-diegetic sound)。無論如何,事過境遷後,輕快悅耳的琴聲,其實有挖苦意味。

「糟老頭」與「好好先生」

米勒的《推銷員之死》寫於1949年,抓緊了戰後物質充裕但虛無的生活面貌(《遷居》舞台上的「美國」霓虹燈,不過是「賭場」與「保齡」)。主角Willy是個老推銷員,一輩子為公司、按揭營營役役,觀眾看畢全劇也不知道他兜售的是什麼。一個沮喪、虛怯又自滿的糟老頭,對兒子的前途過於寄望,弄得父子矛盾,老頭終日活在幻想與回憶世界。法哈迪把此劇搬進伊朗,說明即使兩國文化有別,男人的剛愎自用、自以為是,完全放諸四海皆準,他們都是自說自話的「推銷員」。《遷居》中的「糟老頭」,可以是對妓女隨便動粗的老傢伙(表面上是鄰家外父);亦可以是愈來愈不解溫柔的「好好先生」。平日無事還可,危機爆發後,連枕邊人也愈來愈感到陌生。

回看《遷居》序幕,儼然已預示一切(好個長鏡頭一氣呵成)。建築物的地基被破壞,猶如男女大不同,婚姻及家庭的基石,骨子裏脆弱不堪。影片結局算是開放的,但誰都猜到,「伊朗式遷居」不難演變成「伊朗式分居」。影片最後幾個鏡頭靜態,看得人可心寒。故事篇幅約三個星期,兩位劇場演員竟老了這許多。所謂「戲如人生」,「藝術乃生命煉成」。苦中作樂說句:沒經過苦難,哪有好的創作?他們此後演《推銷員之死》之老伴,一定更入形入格了。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