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眼狙擊》:我們看不見但存在的戰爭代價

這個時代反恐是各國之事。從強調剿滅行動的《追擊拉登行動》(Zero Dark Thirty),至微觀了解士兵心路歷程的《美國狙擊手》(American Sniper),生出形形色色以反恐為題材的電影。切入點不同,同樣強調進入現場;隨著科技發展,反恐不再限於在地。在《天眼狙擊》(Eye in the Sky)中,士兵就能通過網絡、電話與無人機,決定了作戰的部署以至行動。

甫開場,強調了地點與當地時間,說明這是一個全球化反恐的運作。當上校 Powell(Helen Mirren)透過鏡頭,發現了幾個索馬里青年黨的成員齊集在一間屋內,以至準備發動自殺式襲擊時,來回的是幾個橫跨東西南北的場景,以英國為總部(以官員為首的會議,以及指揮行動的總部),立刻聯絡美軍(負責駕駛無人機的空軍,以及辨認恐怖分子身份的專家),以至在肯亞的盟軍(在基地的軍官,以及當地的特工),準備行動。

在戰場上,士兵憑著形勢,作出即時的反應;在《天眼狙擊》中,行動取決於坐在數千公里外房間的官員。當官員取代了士兵,考量的不單是作戰成效與需要,而是政治危機,擔心行動以後引發的輿論。他們每一步更加步步為營,要求仔細估算,撇清了法律責任,請示上級,才願意首肯確認行動。於是,一個簡單的變數,所有事情從頭開始。

官僚作風,各自推讓,固然讓人躁底。然而,導演Gavin Hood希望討論的問題不止於此,而是提出了一種有關正義的辯題:當預計這次作戰會傷及屋外周遭的人(包括無辜的小孩),這些在千里之外的官員士兵應該不應繼續發射飛彈?這道問題正與Michael Sandel在《正義:一場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提出的問題相差無幾──如果在偵訊恐怖分子疑犯時,到底可不可以嚴刑逼供?如果據報當日一大城市會有爆炸,多人將會死傷,而相信這個疑犯有關,又何否嚴刑逼供?

導演甚至將整個討論放在那佈滿官員的房間──中將 Benson(Alan Rickman)依著Powell的要求,要求官員肯定行動──於是,有人提出可以攻擊,如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義,把幸福最大化,以免之後換來更多傷亡;同時,有人反對,避免殺害眼前無辜的女孩,寧願承受往後更多的喪生。

當戲內各個官員,以至攻擊行動的人士各為著自己的想法爭取支持的時候;觀眾同樣有著自己的選擇。在同樣的情景下,你是──為著攻擊隨時泡湯,最後引致更大的災難而急躁;抑或為著他們妄顧小女孩的生命而切齒?

《天眼狙擊》藉著幾個場景,幾通電話,來來回來,兜兜轉轉,如一個不能止住的loop;營造了非凡的張力,叫人握緊拳頭;同時,就全球化反恐的正義提出質問。最後,負責攻擊的士兵(Aaron Paul)哭了,Powell回家時有著一種無法形容的失落,Benson帶著玩具回家送給女兒;與此對照的,卻是女孩的父母抱她到醫院的一幕──這次作戰成功了,恐怖分子除去;同樣失敗了,有無辜的平民波及。

一直反對的官員終於向Benson發難,Benson回應:「永遠不要告訴一位士兵,他不知道戰爭的代價」(Never tell a soldier that he does not know the cost of war)。經年下來,我們的平安,究竟是以幾多次看不見的戰爭代價換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