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低頭》我不可以被世界擊敗

「在沒有人的幫助下,能行五百米嗎?」「我的四肢沒有問題,有的是心臟問題。」「請你回答我的問題,好嗎?」「可以。」「你能把手舉高嗎?」「能把焦點放回心臟嗎?醫生說……」「你只需回答我的問題。」「可以。」「你有沒有失禁的問題?」「……」──一開首,還沒有畫面以前,傳來一段冗長而沒有意義的對答,重重複複。

贏得康城影展的金棕櫚獎的《我,不低頭》(I, Daniel Blake),繼續了導演堅盧治(Ken Loach)關心基層的主調,把矛頭直指政府那繁雜的程序,讓制度失效。這是一個申請失業援助金的故事──一個因心臟問題無法工作的男人Daniel Blake(Dave Johns)從第一分鐘直至最後一分鐘一直為著失業援助金與不同人周旋。因為荒謬,我們失笑,忍不住問一句「搞咩野呀」;但銀幕以下,這樣的故事比比皆是。

以上的問題是領取失業援助金評估的一部分。若然打算申請失業援助金,必須依照程序完成問卷。Daniel Blake 被問得不耐煩,有幾次打斷了對方的問題,卻不得要領;觀眾如是,偶爾傳來幾聲苦笑。不消多久,就能理解這不是一場普通的對答, 而是充滿著權力的不對等──一個外聘回來的醫護專業人員(不是醫生,也不是護士)就著一早設定的問題,對申請人作出提問,然後計算分數,以此作為他能否申請失業援助金的準則。

在這個漫長申請失業援助金的過程中,資助中心是一個重要的地方,聚集了一批有需要的人。若要成功申請資助,率先要完成一二三四個申請(網上網下電話查詢諸如此類的方法),再等待審核。然而,每一個走進申請資助中心的人,如同走進以程序為名的深淵。資助中心被塑造成制度僵化的呈現,讓求助者與制度走向對立的位置,不是身份上的不共融,而是一種處事/態度上的矛盾──求助的一方,幾乎每人都心急如焚,幾乎以乞求的態度,希望通融;工作的一方慢條斯理,滿口程序,稍有問題,口裡就如錄音帶般重複著相同的說話,然後(帶著權力地)請你離開──再一次出現那一種不應存在的權力問題。

有人說,這是制度。的而且確,為免資助被濫用,設立審批制度是必須;然而,問題不在於程序,而是長久下來,人以程序架空一切,成為有需要者的無間關卡。列在資助名單以外的人,有的或如 Daniel Blake,仍靠著些微的補貼,以及變賣家當勉強過活;更多的卻被迫走向另一條路,如帶著兩個小孩的Katie(Hayley Squires),沒有其他的選擇。在制度下,沒有例外。男的,女的,年輕的,年老的,看見的,不看見的──全部被放進同一個準則以下。這個準則以分數代替理解求助者的真實狀況,以致社會福利制度無法保障他們的需要,甚至把人推向絕望的邊緣。

《我,不低頭》貫徹了堅盧治對基層的關懷,描述了社會福利制度的失敗,一個個有需要的人被制度被程序摒棄在外,扎掙求存,乞求一個公平的對待──這個過程所遭受的不單是因貧窮而生的無希望,還有在眾多繁瑣的程序下被折磨得失去尊嚴,而這正是 Daniel Blake 後來的堅持──在他所能接受的範圍,鍥而不捨地爭取。結局是對官僚制度最直接的指控;只是,鏡頭以外,究竟還有幾多同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