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靠自己」

雖然金像獎我還是心繫《樹大招風》,但香港能有《一念無明》(下稱《一》)這樣的電影,還是值得慶幸的。作為現代城巿人,我們早已和精神疾病過於親近,每個人身邊都不乏處於此類困境的親友相識,我們甚至也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不少病徵,因而疑惑而無助。而香港的醫療制度、社區支援都處於荒原狀態,政府該做的還有很多,社群的觀念和態度也該改進,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就此學習。審視外在狀况之後,能有《一》這樣呼籲「將身比己」、在精神病患角度去批判社會,尤其着眼於低下階層困境的電影(想想以前的主流港產片是怎樣表述「瘋狂」的),還是難能可貴的一步。

《一念無明》我看了兩次,感覺大致相同,連落淚之處都一致,可以說編導演的操作都是到位的。老戲骨曾志偉自然不必說(他扔煙的一幕稍嫌還是太似大佬);金燕玲不愧是華語電影界最擅長落淚的女演員之一;方皓玟演出說服力極強十分驚艷;冬菇頭男孩余果神仙一般令人愛上;余文樂也發揮出一種邊緣氣質。

談到精神病患,文學上我們都不會忘記李智良的《房間》,裏面既流露着被判為精神病患者的內心世界與主觀視角,亦從切身經驗和廣博的資料,批判了醫療體制的權力不平等和藥物問題。《一》所呈現的是另外一種寫實,比較從外在世界切入,整體來說,它較接近相關社會服務如志願機構、社工的角度,去發出一種批評,立足於不同主觀世界的接合之處。據說在這些社福機制裏工作的人,對《一》呈現的世界最感認同。

在藝術呈現上,「瘋子」其實經常是作為一種批判現存社會的聲音而出現,中國第一部現代小說,魯迅的《狂人日記》,乃是一個歇斯底里的敘事者,在生活與歷史中都看到「吃人」,同時批判着社會與傳統中的非人之處,再呼籲「救救孩子」。《一》的表面敘述是關懷精神病患處境,但我覺得內裏更深是一種社會批判,不但是人群習於標籤異類、冷漠排斥、旁觀拍片,更尤其是「外判」予人的迴避心態。電影中真正成長了的人是曾志偉,他最後決意親手照顧兒子,說出一句「不是什麼都可以外判」擲地有聲,因為我們很多人,都做不到。這體現了香港在資本主義與極權統治夾擊之下,社會「禮崩樂壞」,中介機構和權利代理人包括代議政制都無法令人信任的時候,無權無勢的庶民個體,最大的積極意志。不迴避,不假手於人,推而廣之便是「自己香港自己救」。

當然這種「只能靠自己」的心態,背後情緒還是灰暗絕望的。《一》的確着力於呈現香港社會瀰漫的絕望心情,這不單是對外在政治經濟體制的絕望——竊以為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我們無法信任社群、其他人,因而陷於絕望無可自拔。舊友、舊愛、教會、鄰居、病患家屬社群、途人、網絡……幾乎都是無情冷漠,只求自保,真的一個有同理心的人都沒有嗎?這種設置會讓人覺得有點太過絕對,不符我們在現實中的感受。因此有觀眾反過來質疑編導為何會如此設置、如此判斷他人。雖然我認同編導突顯手機和社交媒體之攻擊性與無情這一點,但亦希望編導可以更深地思考他者與連結的問題,達到層次更複雜的寫實。

也許,我們都有豐富的人性情感,無法忍受不義與冷漠,但世界觀尚未完整建立,乃有激情的迷惘。痛是獨特的,痛也是普遍的,邊緣小眾必須找到自己的連結。許多前人清晰的聲音,深夜篤定我的心志,蒸發我的自憐。

文:鄧小樺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7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