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獨」問題:結果視乎過程多於因素

一個地方、一群人的「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以至形成自治「自理、自決自主及自為自生的民族和獨立國家」,是一個幾個階段翻來覆去、短則幾十年、長則千百年的事。

不論長短、不論多少階段,這是一個內外歷史偶然與必然、個人與群體、主觀人為與客觀自然的多層疊加、轉化和質變的過程,靜態因素和動態過程交織對流。歷史悲鬧劇,常產生於全面、絕對的自信and/or全面、絕對的不信邪。

現代世界起於文藝復興,由個人和群體的解放及重組而成的新「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到「自治自理、自決自主」到「自為自生的民族和獨立國家」,是客觀上的結構轉型和需要,以及主觀上的要求與認同。這個歷史大變遷起於西方、回溯千年,擴散全球。過程中,人類新舊時空的差異與矛盾重新組合,人的主觀能動與客觀自然環境,對立與融會、交流與互補、轉化與質變。

靜態因素包括(1)四周和內部的世界大潮流、大氣候、大環境,(2)內部地理政經社會歷史因素及條件,正反雙方的主觀能動、異質和同質的差異,(3)外來直接間接、有關係或沒關係者的壓力或助力。(4)是動態過程,包括內外正反各方對整個問題的認識及取態、在這三層面的軟硬進退互動過程。

四層面中,最重要的可能是(3)與(4);動態「過程」把靜態「因素」的慣性打破(反向亦然),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反向亦然),化「無」為「有」(反向亦然)。現代中國的「民族自決自主獨立國家」是二百年來在西方這「外來現代化」的壓力一下、中外「互為因果動力阻力過程」才產生的。現在香港的「民族自決自主獨立國家」問題,主要也是中國壓力下、中港(與世界)的「互為因果動力阻力過程」催生的。

百多年來「幾個香港」

百多年香港是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交流、衝突與融會中的交接點、中轉站和變壓器,以自己的方式、走有別中國大陸的路,把中外古今的新舊時空的差異與矛盾重新組合。香港向世界開放、和世界接軌,順應現代化大潮流、大氣候大環境;華洋冒險家難民移民在自由秩序中求生存、競爭和格鬥,私字當頭、無意間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以較少代價換回較高政經社會及文化成效,能中國所不能;在在都是歷史的罕見例外、香港新生一個「類現代」新社會和文化,有本身獨特「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特色特性,與中國的政經人文體制與質素差距千百年計,並從香港的「類現代性」構思香港、中國和世界。

香港內部地理經濟社會文化體制混雜,同質性弱、差異大,有一定的「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但實體性低,水平和完整性不足,難以鑄煉成民族和國家。百多年來,直至今天,香港各階段有「幾個香港」、「幾個中國」和「幾個世界」。大多數港人是華人、自認中國人,但各階段「中國人」的虛虛實實內涵定義大不同。「香港人」名詞、意識和身分認同是國共內戰後49年中共建制立極前後才出現,六七暴動是第一個分水嶺,「香港人」成為主流詞彙,七八十年代隨着經濟起飛及轉型、影視報刊流行曲大眾媒體及社會運動及學生運動而廣傳、鞏固和提升,七、八十年代達到第一個高峰。

「香港人」自我感覺良好和自我認同高漲不足十年,爆發九七前途問題,「香港人」自我感覺和自我認同創出新高峰。過渡期間,中國全盤計劃、全面推行「非實體化」和「去實體化」香港,傾國之力把「香港人」意識和身分認同壓下去、把「中國人」拔上來。二三十年來,「香港人」和「中國人」意識和身分認同的比例拉近,但祇是量的對比。2003年以來,兩種意識和身分認同量的對比變化不大,但質量密度大增。近六七年,小部分「香港人」意識和身分認同打破禁忌,由「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趨向「民族和國家」。

中國角度 香港最多是工具

可能除了孫中山,中國幾朝掌權者從來沒有、不可能準確認識和肯定百多年香港。從今天中國的角度看,香港除了歷史國恥、就是人慾洋毒橫流藏污納垢的化外之地,最多只是工具,此外「不是東西」。港人珍之重之的「以個體性基礎的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自治自理、自決自主」,對中國官民是侵犯官威、僭越主權、損自尊、傷感情,都是數典忘宗、反中亂港、犯賤餘孽,「馬照跑、舞照跳」是任由港人墮落,但港人幾十年不是全部完全聽話,不斷自由放任、添煩添亂,必須換心換腦、全面改造,才算回歸。

回歸後初期,中國把唯心主觀、知識貧乏的「利用香港、改造香港」大計交由「港人」董建華「治港」,自以為十足「港事港辦」、認認真真落實「一國兩制」,卻危機無日無之,難以有效管治。中國和董建華及曾蔭權,不但讀不懂「香港書」,而且是顛倒坐標、錯置標準,對倒讀「香港書」,把香港先進作落後,把中國的落後作為先進。

中國治港勞苦難成,不是自我撥亂反正,而是擴大面積、加大力度、增加資源系統化細緻強推錯誤模式。2003年後中央改變對港策略,組建龐大「第二治港隊伍」、直接協理香港管治事務和選舉,要港人「交心」。開放改革取得階段性奇效,中國更看不到香港百多年攢取的文明社會、普世價值和現代性,新世代官僚忘其所以、看到「香港」的按內地的認知和標準扭曲和否定。「基本法」中對港人的政制承諾不斷跳票,2014治港白皮書如金鋼罩重新包裝「基本法」和「一國兩制」,自由自治和法治廉政受重創。

中港互走極端 對抗升級

如今中國對港按五千年天朝傳統與「具中國特色」民族主義、蘇俄專政體制和現代國家資本主義的三結合,完全照搬中國內地一套政經社會民族國家概念和決策思維,單方單向單邊片面強推;但香港百多年個體主義和自由多元開放,不是全面封閉式社會,壓力仍會激發若干反作用。中港陷入各方互走極端和對抗升級的漩渦中。

三四十年來「反中亂港」的泛民,多數在「中國人」心理禁區中抗爭,九七前後成長的一二代,少數捅破心理禁區,由「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奔向「公民/文明民族」(civil nation),冀保文明社會、普世價值和現代性。

歷史上,涉及統獨問題,動態過程往往比靜態因素更關鍵;不少個案是靜態因素俱備,但正反各方處理問題的過程比較理性寬容,可以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沒有走到質變的決裂點,可以把差異與矛盾重新組合,找到各方可接受的新「均衡、公義、正常」(Equilibrium, Justice, Normalcy),臻於雙贏多贏。反之,靜態因素不足,但因處理不當,幾番互動後「弄假成真」,成敗都幾敗俱傷。香港可能正是這樣。

吸納方為上策

「以個體性基礎的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自治自理、自決自主」是現代世界的大潮流、大環境、大氣候;中國如為反香港「民族/自決/獨立」而反「以個體性基礎的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自治自理、自決自主」,不但為香港「民族/自決/獨立」壓力/助力,更是逆五百年世界大潮流、大環境、大氣候而行,也叛離二百年無數志士仁人(包括一些中共黨員)初衷。處理香港「本土/民族/自決/港獨」問題,上上之策是中國把香港百多年來積攢的「以個體性基礎的集體、本土意識和身分認同、自治自理、自決自主」吸納入中國,既保存香港又滋養中國。這樣中國跟香港回歸現代,是中國對香港、對中國和對世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生存的必由之路。

香港恍惚正處於大躍進至文革那樣錯誤方向上、十多年二十年的歷史轉折彎路,醞釀又一個歷史悲鬧劇。

往下怎樣,視乎中港的「互為因果動力阻力過程」。中國主權大權,享完全決定權、也負完全責任。

文﹕洪清田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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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201692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