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德」風波下 韓國未來應走向東南亞?

韓國憲法法院在上周五通過罷免總統朴槿惠,成為韓國史上第一名被成功彈劾的總統。朴槿惠的總統職務任期被8名憲法法官一致通過下畫上句號,一方面證實了韓國政治制度尚算穩固,另一方面似乎印證了韓國民意的力量。不過,朴槿惠下台,同時打響了總統選戰的鐘聲,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下一輪對決一觸即發。

無獨有偶,美韓上星期進行聯合軍演期間,朝鮮發射了4枚導彈,當中有3枚落入日本海,刺激美韓加快部署「薩德」系統(終端高空防禦導彈系統)。就連日本去年亦已着手商討添置薩德系統的可能性,自民黨內部更有意見認為當局應考慮放棄戰後「專守防衛」的國防政策原則,購入進攻型武器系統,藉先發制人之力震懾朝鮮。若真如此,東北亞的戰略局勢必起變數,中國的回應亦將成為關鍵。

中韓關係或現更多變數

朝鮮半島接二連三出現波動,但無論是金正男遇刺也好、朝鮮測試導彈也好、美韓部署薩德也好,中國在傳統上穩定朝鮮局勢的能力似乎不斷減弱,多次藉着外交渠道及言語威懾仍然無阻事態發展,最終要動用官方及「民間」的單向制裁方式宣泄情緒,分別祭出「禁煤令」、「禁韓令」及抵制樂天集團「懲罰」韓國。這些策略成效如何,還需拭目以待。

不過,就着部署薩德系統牽動的外交風波,以及隨之而來的韓國總統選舉,筆者認為中韓關係未來或許比中朝關係出現更多變數。

首先,5名較有機會參選總統的人選之中,只有共同民主黨的文在寅和李在明反對朴槿惠單方面部署薩德系統,擔心此舉會破壞中韓關係;但其餘人選都傾向保留系統,認為中國應該尊重美韓決定。根據民調數字顯示,文在寅民望暫時最高,而他建議薩德應交由國會辯論決定最終定案。如果依照韓國蓋洛普1月進行的民調推測,反對薩德的聲音在過去幾個月中呈增長趨勢,從去年8月的31%上升到1月的40%。原則上如果趨勢沒有產生激盪,或能協助文在寅實現其外交主張。

但是民間對薩德的支持度隨時受到朝鮮的挑釁行為影響,親保守派的媒體及總統參選人亦可大打「國安牌」,攻擊自由派「陽光政策」的溫和路線,左右選舉輿論。縱使文在寅成功當選,但亦不一定意味民眾授權撤銷薩德系統。

此外,總統大選將於5月9日舉行,但薩德系統則預料於4月完成部署,屆時米已成炊,自由派縱使成功當選但其叫價能力肯定大打折扣。即使他們執意推翻前朝決定,但亦十分容易建立壞印象,向別國證明了單向經濟制裁能迫使韓國改變外交方向,鼓勵其他大國日後依樣葫蘆。

最後,美國對中韓關係未來去向亦會扮演一定角色。文在寅一早已表態支持美韓同盟關係的重要性,而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上月訪問韓國時亦強調兩國關係十分穩固。問題是,文氏對薩德、對華、對朝的觀點明顯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有異,況且特朗普早已暗示不滿美韓自由貿易協定內容,兩人能否調和分歧將會決定美韓關係的走向,美國又會否藉着自貿協定迫使韓國在國防問題上犧牲更多與華利益等等,統統值得留意。

游走大國間的掣肘

說到底,中國把美國視為首要考慮,而朝鮮始終是韓國的首要安全威脅,因此兩者之間對國家安全的需求和理解有根本上的分別。這些差異在美韓部署薩德上已經表露無遺。對韓國而言,薩德系統的攔截功能彌補了現時「愛國者2型」防空導彈的覆蓋範圍,更能有效攔截從朝鮮飛來的導彈。當中國無法再向韓國保證她有能力阻止朝鮮進行核試或試射導彈時,韓國自然要增強國防能力。

相反,在北京眼內,薩德系統乃美國為安排制衡中國的佈局,擔心系統配備的X波段雷達會偵查到中國境內的導彈部署;倘若中美他朝開戰,美國便可大幅增強攔截能力,抵消中美之間的戰略平衡。這種防範美國的心結向來都是中國外交的核心思想,因此難以化解中、美、韓之間的戰略目標,同時間接說明了朴槿惠年代的中韓關係為何會從友好轉趨緊張。

這連串考量正好反映了韓國游走大國政治之間所面對的局限和掣肘。中、美都是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國,但兩國均可利用經濟及安全手段向首爾施壓。尤其中國近年面對外交風波時,借助經濟制裁回應戰略威脅的手法變得十分常見。而且北京使用這種手腕普遍都不受針對對象的意識形態所限,意味着未來無論是自由派或保守派上台,只要政策有違中國利益,我們應該可以預料北京會揮動經濟手腕報復。

或加強與東南亞互動 抵消大國壓力

受到這種結構性的權力分佈差異,韓國將來或會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互動,藉此抵消大國政經壓力,增強其自主空間。東盟成員國與韓國沒有安全衝突,而且東南亞國家和韓國實力相對均等,較能平起平坐,一來可免除類似「薩德危機」所招致的經濟報復傷害,二來雙方容易平衡利益。補充一點,朝鮮是東盟區域論壇的成員之一,某程度上可提供平台予兩韓接觸,符合溫和派主張的溝通路線。發生金正男事件後,東盟國家或會採納更強硬姿態對待朝鮮,或會更緊密監視朝鮮駐東南亞國家大使館的活動,也能滿足保守派的脾胃。

東盟有一定戰略價值

另一方面,如果把東盟視為一個整體的話,其經濟實力長遠尚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東盟去年已是韓國第二大貿易及投資伙伴,而韓國是東盟第五大海外投資來源國,僅次於中國,兩者已經建立一定的互賴關係。由於東盟與韓國經濟互補性質較強,韓國既可出口「韓流」文化產業,又可透過2015年成立的東盟經濟共同體以更低成本加強造船、電子產品、汽車業務之間的合作,長遠而言其經濟潛力將有助首爾抵消大國經濟制裁的挑戰。即使東盟只是由10個小國組成的區域組織,軍事及政治實力未能與中美匹敵,但作為韓國走出多方位外交的踏腳石而言,筆者相信它有一定的戰略價值。

文:馮嘉誠

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博士生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