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禮如儀」抗爭的功能

非建制陣營內部冒起反對或否定「悼念六四」的主張,部分潛台詞還是對港人「行禮如儀」政治參與的控訴:墨守成規、自我設限、自我感覺良好、參與過後明天繼續「返工返學」。抗爭政治學上,墨守成規是大忌,手段創新(tactics innovation)才是永恆:創新令抗爭後果難以被政權預計,增加社會秩序的不穩定性。在社會規則下的手段創新更有令政權「失去平衡」(off balance)的可能:一方面政權不能隨便鎮壓,另方面政治訴求同時開始受關注,群眾情緒升溫,使政權不得不回到談判桌上,對集體行動作一定程度的讓步。但要達成這一步,群眾持續的政治或抗爭參與就非常關鍵。

手段創新當然建基於對傳統手段批判及反思;但問題是,即使過往手段日漸失效,手段創新成為當務之急,又是否需要全盤否定前者存在的功能及意義?

不應忽視群眾政治的學習面向

我們不應忽視群眾政治/抗爭參與本質上有其學習面向:參與者需要透過累積經驗、知識及情緒,才會逐漸同情、接受或甚至採取較進步或激烈程度的手段。「行禮如儀」之所以能成為群眾學習政治參與的開端,最主要是其較低的參與成本:在政權批准、允許的情况下,群眾身處穩定的參與環境,不需要特別考慮行動附帶什麼後果,更不需要擔心會否突然遭受政權鎮壓打壓。典型抗爭參與的經驗累積,讓參加者開始懂得如何評估參與抗爭的風險,開始掌握抗爭運動發展的軌迹,為再度採取相同或更高程度的抗爭手段提供誘因。

在付出較低參與成本的同時,群眾亦能在「行禮如儀」的抗爭中初次感受到集體行動的力量:旁觀者可能只利用媒體就集體行動報道的數字去評估社會間各勢力的張力;但參加者卻是以直接行動獲得充權感(empowered),感受到集體對追求政治價值或訴求的堅持及熱情。即使參加者未必即時察覺到抗爭帶來什麼的實際政治成效,但由個體走向集體的過程,已經開始改造他們對政治及自我身分的認知。在香港這種資本主義發達且高度個人化的社會,參與「行禮如儀」的集體行為不但很大程度上改變參與者對香港政治的想法,亦會培養他們對採取更進取、激進集體行為的「同路人」的同理心:即使難以認同偏激手段,亦至少能理解他們對政治的熱情、義憤及不滿,感受到處於手段光譜邊緣者的絕望。

惡意攻擊只會中斷群眾學習

我們經常聽到進步或激進抗爭者的策略性考慮:要以行動擴闊群眾對抗爭參與的想像。他們的言行舉止,某程度確實能在短時間內將手段光譜擴闊;但在政治無力感橫行的香港社會,不斷對「行禮如儀」、「和理非」的傳統手段,例如「悼念六四」燭光晚會,進行惡意攻擊及反動員,只會令旁觀者對政治參與更加卻步,令有初步典型抗爭經驗參與者的學習過程中斷,長遠地令手段光譜出現斷層。

光譜斷層的出現,同時意味參與者的同理心逐漸消失,而建基於全盤否定傳統行為所出現的「手段多元」、「拓闊想像」亦只會曇花一現。最後群眾就只有參不參與進取、激進行為的二元選擇。當旁觀者只會指罵激進行為當道卻對政治困局袖手旁觀,當以往參與者逐漸在「行禮如儀」政治參與的舞台中消失,當香港只餘下進取或激進者與政權單打獨鬥,香港的民主化運動其實還有沒有未來?

作者是民主思路研究員

原文載於201667日《明報》觀點版

文:忻浚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