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訪談】拍好電影:杜琪峯 別讓時代主宰你

杜琪峯經常把「氣氛」二字掛在口邊。他說,香港電影需要營造創意「氣氛」,年輕人之間要有愛電影的「氣氛」,連教育制度裏也要有求知識的「氣氛」。「氣氛」這回事很抽象,難以言傳。但當你由車水馬龍的觀塘工業區,踏入杜琪峯的辦公室,你就會親身感受到,氣氛是如何營造出來﹕數千呎高樓底配上巨型水晶吊燈,懷舊屏風實木大門,牆上掛上Taxi Driver、高達、Film Noir和康城電影節的海報,有人說如像走進哈佛大學圖書館,我卻嗅到濃烈的藝術氛圍和古典味,空氣中還飄浮着淡淡的雪茄餘香。

杜sir的私人辦公室地上,放了幾盞片場用的大光燈,旁邊有隻金屬獵狗,後面有三個疊起的LV行李箱。透明玻璃櫃陳列整齊的古董相機,令人想起《文雀》裏愛四處獵艷的任達華;高及天花的書櫃和杜sir的書法作品放滿枱上,令人明白《黑社會》裏古天樂為何既是黑幫又是會到大學旁聽的讀書人;杜sir一邊接受訪問一邊悠閒地泡茶,你就會明白為何《黑社會》裏叔父輩傾唔掂數就用飲茶解決。杜sir真人享受生活,追求知識,對美感有看法。走進他的辦公室,未見其人已見他的鮮明態度:「無論別人喜歡不喜歡,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說。

杜sir近年其中一樣「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大計,就是落力推廣「鮮浪潮」。有見香港電影業青黃不接,他去參選藝發局委員,過去八年每年推出「鮮浪潮」比賽。入圍的後生仔可以獲得4萬元資助拍片,其間有業內導演貼身指導,勝出者更可獲安排出席海外影展。今個星期尾,杜琪峯又帶四個年輕人遠征巴黎電影節。

杜sir自己有間銀河電影公司,為何不直接讓年輕人入公司實習?「我銀河電影只是電影工業入面一小塊,如果我這樣做只是小圈子的事。有藝發局的機器和金錢上的支持,可以動員多一點人」。他又說,經常聽到年輕人說電影業入行難,覺得一個公開競賽可以吸納各方人才:「我是想讓『生』到無人識,完全『生勾勾』的面孔也可以有機會,你有能力,亂拍也可以。」

杜sir看事物很長線,他一早計劃投入最少十年光陰推廣「鮮浪潮」,更揚言以「從來無想過會失敗」的豪氣去辦。他甚至指﹕「有人批評我搞鮮浪潮是為了電影工業而不是藝術,我覺得無所謂,我的世界無所謂電影藝術與電影工業之分,我眼中只有電影,唔理你獨立電影唔獨立電影,出名的導演其實兩樣(工業和藝術)都會做。」「鮮浪潮」暫見成效,部分參加者已晉身電影業,年輕人可以拿着自己的作品拿增加工作機會,部分作品甚至揚威海外影展。

杜琪峯出身TVB,從公仔箱跳到大銀幕,他自己是紅褲子出身,卻慨嘆時代不同,今日TVB再不能成為電影人搖籃﹕「以前百花齊放的時代,可以做到電視台訓練導演出來做電影,但而家無綫這條路死了。因為電視台已再唔願意激發創意,現在是流水作業,像工廠一樣,照辦做作品。這群人出來也不會叻,因為壓縮得好犀利。」

把年輕人放在導演椅上

杜琪峯對「鮮浪潮」押下巨大信任,一年前不惜從投資者找來600萬至700萬資金,邀請4位鮮浪潮導演,每人拍攝20分鐘故事,串連成一套商業電影,暫名《樹大招風》,兩年內推出市場,杜琪峯輕描淡寫地說:「對於新導演來說,每人分得200餘萬經費,是相當高的製作費」。可是在旁有份參與計劃的32歲黃偉傑,卻面露憂戚。他早前向記者透露,拍慣獨立短片,突然獲派數百萬,一開始就登上導演寶座,擔心力有不逮。但杜sir卻說,自己第一次拿導演筒也是「不知道點解前輩畀機會我」,覺得年輕人欠缺的正是踏出第一步的機會,需要發揮的空間,所以決定把年輕人放在導演椅上。

四個不再「鮮」的年輕導演,只是構思劇本已用了一年,部分人仍在「腦便秘」中,杜sir相信,壓力才能逼出創意﹕「他們只是學師階段,要搞套商業片出來,過程是很痛苦的。除非你自己頂唔順走,否則我不會逼你走,我會讓你做到做唔到為止。但時間太長你份薪金會耗盡(報酬並非月薪而是一筆過),你頂唔頂得順?這個磨練是要他們fed up(吃不消),要讓他們由失望變回積極,因為市場是這樣的,是無情的。」杜琪峯似是認為,教育年輕人要給他們機會,卻不能過分心軟,因為世界是殘酷的。

讓鮮浪潮fade in 讓杜琪峯fade out

杜琪峯對年輕人既嚴厲又仁慈。銀河員工透露,杜sir在片場出名「惡死」,對鮮浪潮的年輕人,卻好聲好氣。杜sir解釋,電影是他的事業和一生的使命,一定要有所執著;相反鮮浪潮是培育後輩,不應由杜琪峯個人出發,而是看年輕人需要而配合。杜sir甚至形容,希望長遠「鮮浪潮」可以打出名堂,「讓杜琪峯可以淡出」,就是他最樂見的事。

記者問杜琪峯:「從鮮浪潮年輕人身上有沒有學到嘢?」杜sir卻斬釘截鐵道﹕「沒有」,並以一種恨鐵不成鋼的火氣說﹕「年輕人創意不足」。他認為,現在電影大專學院多了,年輕人卻失卻了對電影最單純的「愛」﹕「好多後生仔入了大學,就覺得到咗埗,他們讀大學選修電影,似乎只要畢業就行了。他們不是愛(電影)這樣東西。任何藝術,你不『愛』是無得做,你無資格,這是基本要求。」

杜sir說,有在大專教電影的老師告訴他,學生上課遲到打瞌睡,「最叻」自大。而他親身接觸的年輕人,態度也是不積極居多﹕「積極的人只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是hea的。不是只說電影界的年輕人,整個社會都是這樣,所有大學生都是,積極的人數量不夠。」

教育在乎的只是制度

杜sir似乎在說「一代不如一代」,但他不是完全怪責年輕人,反而指向年輕人背後的制度。他說,在美國遇到的年輕人要比香港的積極得多,相信社會環境富裕不是造成年輕人放軟手腳的原因,反而認為是香港教育出了問題,重視制度多於求知,未能營造一個追求創意的熱度和氣氛。

「學生喜歡學多一點得唔得?唔得,因為(大學)一星期只有一堂,這麼短的時間內,老師不去講如何啟發學生,香港點出科學家藝術家?制度內只是講交功課,用成績去評核這班人,(教育)人不是這樣的。學生這樣唔叻,另外一樣可以好叻。你見到有些人字都唔識,但整牛雜好食到死㗎,好食到變成香港集體回憶㗎。香港在乎的只是制度,讀書不應該只是講制度而是講學問。」

杜琪峯的牛雜,好食到死。他近年愛把社會議題融入作品,《文雀》講保育,《黑社會》涉及中港政治,《奪命金》講金融海嘯,都被奉為口碑與票房雙贏的佳作。不過,對於近年「鮮浪潮」參賽作品中,冒出大量政治題材,杜sir卻不認為一定是好事﹕「年輕人沒有一個與他們一起長大的夢,無法把夢做出來。大部分都係見今年(流行)保育,就傾斜講保育,然後是七一或者六四。他們是讓時間控制了,不是主宰番時間。時代發生的事反而把他們控制了,而不是他們控制個時間,他們沒有了自己。究竟我是誰?我的腦在想什麼,我怎樣表達那件事,這些都不夠強烈。」

儘管對年輕人有百般抱怨,杜sir還是以破釜沉舟的氣概,全天候推動「鮮浪潮」。他希望隨着年輕電影愛好者人數增多,創意氣氛就會孕育出來,大家可以互常比併﹕「三國時代是最多英雄,因為亂,多人在這裏發展,人人都想突破」。他又借用台灣的例子,指十年前台灣電影一池死水也可以翻生,香港的電影只要能夠「換上新血」就不會絕望。

香港人不要隨便放棄話事權

但杜sir亦看到隱憂,他說,投資者對香港電影沒有願景,不願意作出長期承擔,整個行業猶如一盤散沙,有人拍了電影不成功就落荒而逃。杜sir預言,未來香港必須製造一個強勢的創作環境,否則若投資者只剩下小貓三兩隻,容易被擊破和操控﹕「如果要香港電影繼續精彩,我們不能離開創作。因為香港是中國國土裏最自由的地方,如果大家不在未來十年好好利用,將來恐怕打不起。除非中國政府的制度改變,否則我們的言論未必得到自由……如果你成了一個氣氛,成了一個勢力,他就推不倒你。」杜sir吸啜着雪茄,坐在他的金黃色宮廷椅上語重心長地說。

我想起電影《黑社會II:以和為貴》的結尾,黑社會內訌鬼打鬼,最後反被操控,一句「以和為貴」,古天樂要接受一個無奈的命運。杜sir的話,猶如提醒我們「龍頭棍」其實掌握在每一個香港人手上,不要隨便放棄話事權。

文/譚蕙芸

圖/葉思雅
編輯 蔡曉彤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2年6月24日),封面圖片左至右為:杜琪峯、「鮮浪潮2010」公開組最佳攝影獎得主黃偉傑、「鮮浪潮2011」公開組最佳劇本獎得主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