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80後」的八九六四

最近,來採訪八九香港民主導賞團(因我有份舉辦)的記者們常常問起:六四時你是個7歲小孩,不屬於直接經歷因而深受震憾的那代人,但為何你對「八九六四」這個課題如此感興趣?

說的也是,小學時老師唱歌支持學生的模糊印象,並沒有令我對這段記憶產生很大熱情。倒是在後來,不知從中學哪年開始,我開始通過電台、電視及報紙圍繞六四熱烈的紀念及討論,對事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記得中學有年,不知從哪裏找來了紀錄片《天安門》,趁暑期去了祖母家暫住的期間,一個人半懂不懂地靜靜看完。只記得自己對爭取民主的大學生懷有強烈支持及同情,後來更去找王丹的書看,但凡此種種都沒有半點中國情懷。中學某一年更離奇,六四當日不知為何去了維園晚會,又很想以紀念的心情跟逝者同在,於是決定那一天不吃東西。還記得毫不關心政治的同年級好友知道之後,以為我患有神經病。

說了這麼多,是因我想指出,一個1982年生、睇周星馳長大的香港「80後」,就是如此這般地在八九之後的香港,接近並學會六四的種種。事後回想,當時我並不懂得同時期香港學運或社運的人物與故事,但我卻已認識了王丹及吾爾開希的名字及他們參與的學運;當時我也不知道香港過去的社運,而對於外地的運動,什麼美國的反戰運動、日本的反安保運動或法國六八學運更是毫無概念。但自己卻在香港一年又一年的紀念中,反覆接觸1989年天安門學運的各種影像、故事及論述。那些帳篷、青年、廣場及邪惡的坦克,竟不知不覺成了我腦海內最熟悉的運動場面。最後一點,我這一代是浸淫於1990年代「無厘頭」文化中長大的,但維園燭光晚會卻成了一個異樣的場所,晚會彷彿告訴我:有些事不可玩世不恭,有些傷口不能輕輕帶過。

也就是說,我是通過參與後來20多年的六四紀念活動,而無意中成了香港六四記憶共同體一員。而像我這般的「80後」大有人在,他們都大多沒有親身經歷六四的震撼,但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容或通過家人私密的訴說、老師課堂上的一席話、重溫新聞影像或香港公民社會的紀念傳統,而深深地共享了六四事件及記憶當中的種種意義及情感。因而,從我的經驗來看,親身經歷與否跟一個人會不會重視六四紀念,根本沒有必然關係。

從整體社會的層面回看,「八九六四」對香港的影響是何等巨大。這不止是一年有一次紀念晚會這麼簡單,而是「八九六四」催生了整個1990年代的社會運動、政治文化及公共領域。除了自由民主反專制的精神在1990年代茁壯,其中一點猶其值得當下號稱激進和本土的青年留意,香港主流社會文化從八九前的恐共冷漠、「搵銀至上」,走向1990年代更抗爭性的反共道路。以學界為例,八九前跟中方關係是傾向良性互動為主;但八九之後數年,學界即出現了衝擊新華社的抗爭行動,以繼承八九之精神。哪怕在輿論領域,昨天的「反共名嘴」也是在「後六四」的「反共文化」之中,才得以引起共嗚大受歡迎。以至受八九震撼的一代知識人、大學生及年輕人人,他們在六四後致力尋覓各式新的論述、行動及實踐,以回應當下剛受挫折及啟蒙、又正在重組成長的公民社會。

遺忘六四 就是遺忘香港

我想,只有拾回這塊六四後之香港圖畫,重組這條民主軌迹,我們才知道六四早已成為我城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知道部分年輕人基於六四事件的中國因素,而拒絕承認六四的本土意義。但若然一件事物對本土來說真是重要的,那你何須管它最初來自哪裏?正像香港人崇尚法治,但你會因它來自英國而嫌它不夠本土,不重視它嗎?正如八九學運雖源於中國,但它實實在在是我城一段影響深遠的重要經歷,且成了香港人民主記憶深處的一部分。說到底,遺忘它就是遺忘掉香港。

作者是政治及文化評論人

文:陳景輝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