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cares:樂善好施,然後呢? 從制度到出路

世紀.cares:樂善好施,然後呢? 從制度到出路

我最近在看大台重播的1990年代神劇,劇中一句「公平咩」,令今天的香港人仍然滿有共鳴。共鳴不單單因他講出了港人的憤怒,更因為他正指出了社會問題的癥結就是制度的傾斜。樂施會在1996年就提出「貧窮源於不公平」的口號,在20年後的今天,香港以至全球,貧富懸殊問題可有改善?在1比99的財富分配中,貧窮人是否還有公平的發展機會?

要從根本解決貧窮問題,必須由推動政策改變入手,一個人或者一個機構的力量並不足夠,幸而我們有許多同樣懷抱不平的伙伴。除了由學院走入立法會的張超雄議員,也有在社區前線,透過假日墟市助婦女就業的社工黃穎姿。政策倡議並不容易,有前輩曾打趣跟我說,如果一個人在一生中能推動三個政策改變,他定必是十分長壽了。但我們仍要堅持,因向前每步,都對基層工友意義深遠。

張:張超雄 姿:黃穎姿 紅:黃碩紅

張:記得我1996年從美國回流香港時,看到全香港都在裝修,股市樓市交投熾熱轉手極快,全港都陷於一種亢奮。就在這時候,我在地鐵看到一個樂施會的燈箱廣告,寫着「貧窮源於不公平」。那是多掃興的一個廣告!但卻正中問題核心,從那時起我就由心敬佩樂施會,不會為了討好大眾,而放棄為貧窮人說真話。

紅:我對這海報也印象深刻。那時我尚未加入樂施會,是關注受重建影響社區的社工。每天也有許多街坊前來跟我說到生活上的需要,種種的不公,但社工能做的如此有限,在街上見到這海報,提醒我相對一些補救式的工作,從根本推動政策完善,更為重要,也令我之後加入樂施會。原來你也記得呢!

貧窮源於不公平

張:記得啊!當年這句口號有相當爭議性,很多人也不明白,甚至覺得激進。但現時社會向窮人傾斜的政策乏善可陳,壟斷令小市民生活日見艱難,大家終於看懂了,也是可悲。

紅:在提出這口號的前一年,樂施會和呂大樂,留意到在當時一片昇平背後,香港的工廠已大量北移,已令許多技術勞工失業,於是在1995年推出首份關於香港貧窮的調查報告。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企業倒閉成潮,令更多工人失業,政府卻帶頭將大量工作外判,外判商剝削情况嚴重,問題禍延至今。

張:記得我頭一回和樂施會合作,就是2001年在理工大學任教時,做外判清潔工薪酬調查的研究員。我們走訪了十多條屋邨,和工友聊天,發現近六成清潔工實收工資遠低於房署所公布的薪酬。我們公布調查報告後,房署才要求承辦商在工作地點張貼出標書,保障工友不會再被食夾棍。但時至今日,政府外判工的待遇,仍然欠佳。

紅:的確,外判推低工資,有法律效力的全港性最低工資保障變得很重要。90年代尾起,公民社會開始爭取最低工資立法,商界、經濟學家不斷提出驚人的數據挑戰,卻沒有人為基層工友計一計拿着如此微薄的薪金如何過生活?由那時開始,我們持續發表有關貧窮狀况的報告,為貧窮狀况把脈。

外判制度與最低工資

姿:當香港的經濟發展愈趨單一,最低工資變得愈重要。就如我本身也在低收入家庭成長,80年代初搬入新落成的屯門屋邨,那時附近的工廠尚未北移,爸爸在製衣廠工作,媽媽還可以「計件頭」在家車衣幫補家計;但到了90年代尾落成的天水圍只是睡房社區,區內除了屋邨,就只有商場,基層居民除了拿最低的工資做清潔保安,還可以做什麼?當社會上陷入弱勢的人增加,立法保障變得很重要。

張:最低工資是公民社會重要一役,爭取了逾十年,當中我們也曾氣餒,說實在我們到現在也不明白為何政府突然會轉軚支持。但這件事提醒我們,千萬別因事情看似沒轉機,就變成沉默的大多數,這樣只會令社會變得更不公義。

紅:可惜的是政府像是訂立了最低工資,就算盡了責任。最低工資兩年一檢,始終追不上通脹。現時最低工資32.5元水平,只相當於2010年26元的購買力,其實是變相減薪。你去街上看看,清潔工多是白髮斑斑,我認識一名清潔工,她做到工傷手指也變了形,不能伸直,但仍然很認真對待她的工作,她說「希望每個光顧她的廁所的人也感到這裏舒服」。今天她已太老,做不下去,生活變得更艱難。其實在香港,仍然有很多人,每天也在生活中奮鬥。

姿:政府外判的不單是保安、清潔,還有我們社福界的工作。政府對社福界撥款模式的改變,令愈來愈多社工要跑數;搞活動、派禮物等可以量化成果的工作成為主流,但需要深耕細作,向受眾賦權,推動政策改變等沒有即時效果的工作,卻愈來愈難申請資助。樂施會是少數願意支持基層團體進行社區組織工作的機構。我在天水圍開展的第一個項目就由樂施會資助。

紅:以往我們較聚焦全港性貧窮問題,天水圍和東涌是我們首兩個地區項目。因我們發現,老區的重建過程中往往把貧窮人從市區搬到偏遠新市鎮,令貧窮問題更為隱性,往往要到發生大新聞才為外界關注。協助家庭在新社區重新建立社區支援網絡,是脫貧重要一步。

天水圍與天光墟

姿:2008年我來到天水圍工作時,天水圍仍然被標籤為悲情,但當我們和樂施會走入社區,就發現天水圍的居民好犀利。最難忘的一幕是鬧哄哄的天光墟,大家把自己家裏造的,在田裏種的,什麼都拿出來擺攤,就像60年代的香港。我們問街坊,為什麼要冒着被捉的危險都要來天光墟做走鬼檔?他們說,我有手有腳要靠自己。那時我就明白,街坊不是要機構來派物資,而是一個發展的機會。原來區內有很多低收入家庭,丈夫從事散工,時常開工不足,妻子又需要照顧孩子和長者,所以不能做全職工作,擺墟就成為了她們出路。

張:金融風暴後,政府除了推行外判,還因資金不足把已規劃的社區工程停掉,所以天水圍北的警署沒了,公園也沒了,走在區內會發現空地特別多。居民就在空地上凝聚擺墟,卻又屢遭掃蕩。

姿:我們為了證明社區經濟是可行的,決定組織假日墟市,讓街坊合法擺賣,由2008年至今天水圍和東涌已舉行過逾百場假日墟市,參與過的檔主超過4000人次。

紅:2015年我們做了一個調查,發現受訪的假日墟市檔主平均每月可賺得2600元,相等於家庭收入兩成。九成人認同參與墟市可維持工作動力。我們相信先導計劃旳實踐,正是政策倡議的最佳方法。

姿:除了實質的收入,墟市更是重要的社區空間,讓婦女分享婚姻、子女教養問題,互相支援;以往天水圍南北割裂,墟市把住在私樓和公屋的街坊連接起來,配對雙方的需要。我最深刻的一位檔主是萍姐,她從前在內地小學任教中文,來香港後資歷不獲承認,丈夫又開工不足,生活最難難時,半夜也要走到超市做執貨員。她參與墟市後,屢敗屢試,還不停充實自己,看書、上興趣班,早前還去學中醫,現在在墟市賣紅豆、薏米等健康食材,不時也給我發來健康資訊,積極得令我汗顏!原來只要有一個平台,街坊就能向前走出很多步,掌握改變。除了擺檔,街坊還組織起生產小隊,連結一些願意在閒置時段借出廚房的小店一起生產。幸好近年社區互助意識提高,有愈來愈多人願意和街坊一起多行一步。這一年我們已出品了端午糉和中秋月餅,味道拍得上專業品牌呢!

墟市就是出路

紅:我有吃過你們造的月餅,味道專業,蓮蓉很香!家廚原來是大師!

姿:你吃得出來啊!我們可是試了十多款蓮蓉找到我們想要的味道,還經過很多討論啊。在現在的社會氣氛,任何計劃要成功也不容易。

張:哈,希望你們的討論,不會像立法會內的激烈。我很明白你所講,今時今日香港社會分歧很大,所有大愛想法也似乎不合時宜,凝聚共識困難。但我是一個社工,在討論問題時習慣回到人的需要去看。現時龐大的分歧是源於社會上的矛盾,反對共融;反對社會福利政策的人,往往是因為目睹生活上的資源也被奪去,只是族群的問題讓他們模糊了焦點。換一個身分來說,他們和基層工友一樣也是傾斜政策下受害者。因為這些的情况,持續的政策倡議才更重要。

紅:在社會分歧中,政府其實更應拿出承擔,就如當年最低工資立法前,港府曾推出過工資保障運動,帶頭用相關行業的入息中位數作為最低工資聘請員工,擔當企業榜樣。雖然很多人已經忘記這件事,但今天政府也應帶頭取消政府外判工友的強積金對冲,推動鼓勵墟市的政策,讓貧窮人有公平的發展機會。貧富懸殊已經是不爭的現實,樂施會所聚焦的不是富人得到多少,而是在這環境下,貧窮人是否有公平的發展機會。

(標題為編輯所擬)

[整理.黃碩紅]

原文載於2016114日《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