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插手香港教育的「大條道理」

筆者之前在多篇文章分析過,北京對香港的教育將積極插手,證據包括國家教育部首次在全年工作要點明令要「全面落實中央對港澳教育工作的各項任務」、教育部與香港教育局成立其他部委與香港合作罕見的「會商機制」、機制首次明確要求香港一年兩次「會商」課程教材、考試評價、教師隊伍建設、政府管理等具體內容、《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的通知》將「支持港澳加強青少年學生中國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加強內地與港澳在師資、課程、教材、教學、考試評價、督導等領域合作」規劃進去等。

本文續談內地有關國家教育主權在香港實踐的主張,及它影響香港教育的方法。

首先談國家教育主權。

有內地學者認為,國家教育主權是國家主權的重要部分,不論在內地或港澳,全國範圍內有效。

主要研究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教授常樂曾撰寫論文指,「目前我國教育界普遍認為,教育主權是國家主權不可分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主權在教育上的具體體現。著名高等教育學家潘懋元即指出,教育主權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是一國處理與該國教育有關事務的最高權力,對內表現為一國處理其國內教育事務的最高權力,對外表現為其處理教育事務時的獨立自主權。劉中良也認為,教育是一個涉及國家主權的領域,它肩負着民族文化、民族傳統傳承的責任」。

國家教育主權有時備而不用,但當香港的教育出現問題並影響到國家的底線時,內地的思維就主張必須干預。

常樂說:「而當前香港社會對『一國兩制』內涵的理解、對憲法、《基本法》的教育和普及、對中央全面管治權的行使、對國家的認同感和向心力、對愛國愛港的主流價值等都有認識不到位甚至錯誤的地方,這種本屬於教育範疇且表面看是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情,實際上已影響到國家主權和教育主權問題。至於在『佔中』行動中所顯示出的外國勢力對香港教育界的滲透和操控現象,一定程度上危及了我國的核心利益,觸及到我國的國家主權和教育主權的底線,必須予以取締。」

這種講法在內地甚有市場,亦成為中央干預香港教育事務的理據,靠在香港彰顯教育主權來維護國家主權。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宋小莊亦有類似看法,表示「香港的教育是自治範圍內的事務,這是沒有疑問的。在一般情况下,不是涉及中央和特區關係的事務。但即使是自治範圍內的事務,如果出了問題,難道香港就是獨立王國,中央不能過問,香港社會沒有監督的權力、中央也沒有監督的權力嗎?」

中央相信這是國家主權問題

對於中央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在2014年解讀一國兩制白皮書時指出,一國兩制講的是中央如何「管」香港,而不是「不管」,也不是只管理某些方面的事務,而是全面的管理,只不過採取了不同於管理內地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政策,實行特殊的方式管理。

由此可見,中央在香港教育問題上覺得自己有大條道理,並相信這不是香港內部事務的問題,而是國家主權受損不得不干預的問題。中共十八大報告的港澳部分已清楚定調,中央對港澳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首要的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很明顯這方面的考慮已凌駕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和內部事務,國家主權、安全凌駕一切。

爭取人心回歸

透過干預香港的教育,北京到底希望達到什麼目的?當然是爭取香港年輕人的國家認同和人心回歸。華中師範大學4月的一篇新聞稿,引述教育部港澳台辦主任劉錦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張德江委員長多次就香港的國民教育和人心回歸工作、澳門的教育發展、深化內地港澳教育交流與合作等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教育系統對港澳工作,更加聚力統籌協調,更加重視制度建設,更加注重質量效果,內地與港澳教育交流合作取得了重要進展」。

筆者相信,基於習近平和張德江的指示和細化工作,香港和內地教育的合作才會如此「升級轉型」、邁向新台階。

教育部港澳台辦主任劉錦續說:「今年是香港特區回歸20周年,澳門回歸18周年,教育系統要堅定不移地按照中央對港澳精神,牢牢把握『一國兩制』總體方針,緊緊圍繞港澳青年學生『人心回歸』的核心目標,紮實推進『萬人計劃』,促進港澳與內地高等教育交流深入發展,努力營造良好社會氛圍,以優異的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的勝利召開。」

此外,除了去年中共教育部黨組的《關於教育系統深入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實施意見》,要求「加大對香港、澳門和台灣青少年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力度」之外,中共中央、國務院今年4月亦印發了國家首個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列明要「增強港澳台青年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幫助港澳台青年形成對『一國兩制』的正確認知、對祖國文化的認同」。

中央想做「大手術」 幫年輕人「補補腦」

對國家、民族、文化3個認同及對一國兩制正確認知,可歸納為中央干預香港教育的目標。

有了干預的理由和目標,北京到底可能如何具體影響香港教育呢?

綜合內地學者的觀點,筆者總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課程方面: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共同參與,讓特區政府首先通過實施課程改革方案來進行國家認同教育。

第二,教材方面:中央教育機構可能成立專門的教材編寫組,幫助特區政府教育部門編寫語文、歷史等教材。這方面,內地有絕對話語權,舉個例,中史課內容──對日8年抗戰,是否就要跟從習近平的版本改為14年呢?

第三,資源方面:對推行國家認同教育的學校和機構,特區政府可加大發放資助和津貼,以金錢誘因推動。

第四,師資方面:國家教育部安排內地一流師範大學,收取香港師範大學生,對其進行包括愛國等針對性培養,之後讓其進入香港官立或資助學校任教。此外,廣東省本身講粵語的教師亦可來港應徵執教,「傳播家國情懷,抵制『港獨』思潮侵蝕」。對在職教師而言,他們應該定期到內地交流培訓,強化對他們的愛國主義教育。而內地的名師亦可到香港講學,傳播愛國情操。

筆者總結種種迹象所得,中央今次對香港的教育問題不再是口頭施壓或小修小補,而是想系統性地做一次「大手術」,希望達到幫年輕人「補補腦」的目標。

到底誰是「腦細」,誰是「老細」?香港人從無選擇。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文:呂秉權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