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秩序以外:從美國退出《巴黎協定》談起

今年六月初,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白宮草坪,向全世界宣布,美國將退出2015年訂立的《巴黎氣候協定》(Paris Climate Agreement)。這意味着美國作為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家,轉身加入敘利亞和尼加拉瓜的行列,成為全球極少數拒絕該氣候協議的國家之一。

特朗普政府的舉動,令世界各國為之側目,亦震驚無數關注環保的公民,國內國外即時產生眾多反對的聲音。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回應指,巴黎協定沒有談判的空間,因為那是保衛地球、社會和經濟的重要工具。法國新任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亦在電視講話上,分別以英法雙語表示,特朗普的決定,固然損害美國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對全球人類的未來,亦是有害而無益的。在美國境內,由華盛頓州、紐約州和加州牽頭的美國氣候聯盟(United States Climate Alliance),至今已有十多個州參與,這聯盟將協助各參與州減排,冀能符合聯邦潔淨能源計劃的要求。夏威夷州更成為首個,把巴黎氣候協議在地立法的美國州份,無疑是狠狠摑了特朗普政府一巴。

站在環保減排這種大是大非的議題前,特朗普政府的決定當然惹來極大的爭議。但這次事件亦反映了更深一層的問題:在目前以主權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似乎無力應對氣候政治與資本秩序的挑戰。某一領土的主權,和全球議題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張力。然而氣候危機,卻不會只影響拒絕減排的一國一民。我們生活在同一片天空,面對同樣的生存危機,這既是氣候危機,亦是政治的危機。這是每名負責任的世界公民,均需要迫切思考的問題。

氣候公義的難題

其實在過往的哲學界,對於氣候公義或者大氣公義(atmospheric justice)均有相當多的討論。一般最常的爭論,會放在氣候議題的分配公義上,例如,到底應否採取污者自付制,即排放溫室氣體最多的國家,應付出較多金錢作為稅款,而那些稅收用作幫助不同國家進行減排工程或者植樹工作;或者,應該由已發展國家主要承擔起責任,幫助發展中國家提早研發和發展環保技術和工程。

但有些哲學家意識到,單純討論何謂氣候公義的意義並不足夠。David Held指出,目前的國際秩序,國境內的稅收和權責,基本上都是由主權國負責。若果要嚴格地執行氣候公義,則沒有一個跨國的主權組織是無法實現,但這種跨國政治架構必然會大大損害主權國的自主性。因此,他提出一套全球主義的計劃(cosmopolitan project)。這計劃提到,涉及一些超地域的議題,如氣候危機下,大家應該產生一種命運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 of fate)的自主意識。這自主的主體是超越國境的大我,以便透過跨國的合作來抵禦這共同的命連和危機。只要這命運共同體,同樣服膺民主的商議決策,則這種觀念不會妨礙日常的主權秩序。哲學上似乎可印證,國家的主權自主,不足以令氣候公義變成空話。但如何令大大小小的不同國家,放下一切偏見私利,共同承擔命運和責任,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新氣候體制

過往對於氣候的議題,跟其他環保議題一樣,主要依賴國家和公民團體的推動立法和規管。但是全球暖化不同於垃圾或者核電廠,威脅不太實在,亦不會集中影響一國一民的安全幸福(除了少數生活在低窪島國的人民),因此較容易忽視它的危機。法國當代思想家拉圖(Bruno Latour)近年便大力提倡以新氣候體制(A New Climate Regime)來重新理解氣候危機和倡導政治行動。他認為,目前整個地球是以國境水域來劃分,而大自然亦因而四分五裂,變成一個個主權國的領土。這些領土,規限權力和責任。結果,面對全球人類生存的共同危機,關乎地表上所有物種的存活,居然沒有一個全地球統一的機構來回應和救亡。

拉圖談的新氣候體制,便是一種以全地球為主體的視野。這地球,是指從地表,天上到地底的整全地球作為關顧的對象。這種超國家主權的領土概念,被拉圖稱之為自然領土(natural territories)。這種全新角度,為的是要應對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政治危機。所謂人類世,意思是指目前我們身處的世代,大自然的劇烈變化主要都是來自人類的活動,而不是自然的各樣不確定因素。因此,人類必須承擔這阻止全球變暖的責任,否則可以預視到一場史無前例的生態大災難,必將把大多數生物消滅。

若如德國法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所言,政治的本源便是敵我區分,因而戰爭是政治的劇烈展現,則拉圖所談的新氣候體制,便是一種新型的人類世政治。只是,這次不再是國與國之間的爭戰,而是人類對抗氣候危機的生死一戰,亦即是氣候之戰(climate war)。面對大敵,面對無盡的戰爭,需要先令自己變得強大。以往,人們常會想起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圖把自然狀態,一人與所有人的爭戰,變成利維坦(Leviathan)與他國之爭。微小的個體,獲得國家巨大的利維坦保護,不用再孤苦地單打獨鬥。如今,拉圖展示了另一種利維坦,即以全球所有人和資源,共同頑抗氣候變化。這政治秩序,正是全方位的挑戰目前以主權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特朗普能夠公然退出巴黎氣候協議,一方面當然是拜國家政治秩序對國家主權的尊重,尤其是大國的主權。這些氣候協議,全是自願參與,自由進出。即是如何苦口婆心,美國硬要退出,諸國亦無可奈何。另一方面,是跟國際資本秩序有關。

資本的秩序

論及氣候變化,減排減廢,影響的可是美國大財閥,如埃克森美孚和科氏工業集團等石油公司的龐大利益。這些利益網根深柢固,從而產生巨大的政治影響力。美國著名記者Naomi Klein,在近作《天翻地覆:資本主義vs.氣候危機》(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中仔細探尋資本主義與氣候危機的關係。很多人以為,溫室效應全球暖化,已是鐵一般的科學事實,不是什麼意識形態政治偏見可以改變,關鍵只在於如何應對。但Klein在書中提到,很多支持右翼論述,所謂「反氣候轉變運動」的科學家,背後收取油公司的資助後,頻頻在網誌、電視和公開活動中,批評全球暖化的論述為偽科學或者不符事實。除了科學家,當然少不了智庫和參選的議員。按Klein所言,估計單是油公司每年投放在不同右翼範疇的開支,最少也有九億美元。

這些政治論述,不斷指摘主張氣候公義或者環保責任的人,是推行福利化,大政府,長遠要把一切國營化、共產化。結果在奧巴馬在位的幾年間,公眾輿論急速轉向。按2013年一次調查結果,只有兩成共和黨人認同氣候變暖是人禍;而民主黨則有七成人認同這講法。前者的立場,跟特朗普得以上台成為總統,不無關係。但在主權國的秩序下,大型企業的資本一方面是全球流動,難以被一個全球的金融執法組織所監督;另一方面,龐大的利益亦能帶來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從Klein的報道看來,這些影響力目前正處處阻礙着國民應對氣候危機。

從特朗普退出巴黎協議,反映目前主權國森嚴的國際秩序,與國際議題之間的巨大張力。在氣候議題上,主權國間的協定,無法約束所有國家,共同應對氣候的危機。同時,資本在全球金融市場自由流動,令主權國更難監管,並削弱主權的自主。然而,不管是命運共同體或者新氣候體制的想法,似乎仍然在尋索主權國與世界政府外的政治可能。

文﹕李宇森

編輯﹕高卓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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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