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民建聯的「四大天王」時代

《明報》不久前發表蔡子強先生一篇有關政改的評論,文中憶述民建聯建黨之初「四大天王」主導創業的歷史,令筆者想起一件往事。

事情發生在1995年初,當時筆者在《亞洲週刊》工作。有一天,編輯部收到一封來自印尼的信,寫信人是全國勞動模範、湖北省某大國企老總于志安,但他此時的身分卻是潛逃出境的經濟罪犯。于在信中稱自己被當地官員栽贓嫁禍,希望能在香港傳媒上揭露他們的陰謀。編輯部研究後,決定派資深特派員王健民前往武漢了解情况。

王健民一到武漢即被人跟蹤,翌日訪問于的家人後,便被便衣人員拘留,先是在酒店房間軟禁,其後被帶走。他離開酒店前設法打電話回香港,用先前約定的暗語,告知已失去自由。

公司指定本人全權負責營救。我致電包括新華社香港分社在內的有關部門,請求他們敦促武漢當局放人。當時民建聯即將組團赴京會見公安部副部長田期玉,有同行建議請他們代為投訴。羅海星剛好來電詢問王健民的情况。他聽說要找民建聯,便說:「我先和程介南聯繫一下。」(他倆是中學同學)。過了一會,海星又來電:「程介南請你直接打給他。」

程向我詳細了解事件經過,然後說:「你想我們怎樣幫手?」我說,請他帶一封信給田期玉。他表示要和黨友商量一下。大約過了半小時,程來電,要我盡快把信給他。

「四大天王」助救記者

民建聯代表團上京後,本港一家報章刊登一條消息,說本港一家時事周刊的記者王健民在武漢被拘捕,周刊請本港左派團體向北京申訴,還提到周刊方面由關某人負責跟進。看來,赴京團已做了工作。

「告御狀」這一招似乎奏效。當天晚上,失蹤數天的王健民突然來電,說抓他的人要和我通話。此人語氣很溫和,他說,大家都是中國人,可以關起門來解決問題,又說只要王健民寫一份悔過書,承認非法採訪,就可以馬上回香港。我當即拒絕,並要求他盡快放人,否則向全世界揭露他們非法拘禁記者。

又過了兩天,武漢方面終於無條件放人。這是各方面努力的結果。明報集團編務總裁高信疆先生專門設宴,答謝「四大天王」,除譚耀宗有事沒來外,曾鈺成、陳婉嫻、程介南都到了。記得曾鈺成在席間表示,以後若有類似情况,民建聯樂意繼續提供幫助。

現在回過頭看,湖北發生的是一宗涉嫌官場腐敗事件,涉案官員企圖打壓新聞記者,以封鎖消息。他們打着政府的旗號,亂扣「非法採訪」的帽子,頗能嚇唬人。在此情况下,一個親北京團體敢於挺身而出,為香港傳媒請命,實屬不易。

可惜此情此景已難復見。今時今日,不少建制派紅人都唯北京當局之命是從,不敢越雷池半步。每逢有香港傳媒記者在大陸落難,沒人會說一句公道話,更遑論代為申訴。有些人還板起臉孔教訓人:「到內地就要遵守內地的法律!」此話本身沒錯,但當今的大陸,不少地區貪官污吏當道,法律已成他們手中可以搓圓撳扁的麵粉糰。而在本港一些親北京人士眼中,芝麻綠豆大的官兒也是中央的代表,碰不得。

「新愛國」「老愛國」的不同

兩者之所以有這種差別,是因為曾鈺成等人青年時代已投身愛國陣營,資歷深,不必擔心被懷疑「不忠」,因而也不必唱高調。加上他們親身經歷過內地的政治變動,多次碰壁後,終於悟出了不能盲目跟風的道理。面對內地一些官員的所作所為,他們會獨立思考。反觀那些當紅人物,不少是識時務的「俊傑」,無論遇到什麼事情,首先考慮的是會否失去北大人的信任,於是常唱高調。加上他們並不真正了解內地政情,因而凡是大小京官說的,都奉為真理。也許這就是「新愛國」和「老愛國」的不同吧。

有必要指出,當年被營救回港的王健民,現在又身陷囹圄。他數年前離開明報集團後,自資創辦時事雜誌。去年5月在深圳被自稱市公安局經偵處的公安人員拘捕,罪名是「非法經營」。但法院一直未開庭審理,其間兩次以證據不足為由退回重審,目前已超過法定羈留期限,惟公安方面始終不肯放人,近日又說有「新的材料」,要加控行賄罪云云。

筆者不敢保證王健民完全清白,但無論有沒有罪,都應依法處理。問題是,深圳方面的處理手法實在難以令人信服。此外,王健民持有美國護照,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曾出面交涉,但公安方面說他持香港居民回鄉證入境,只能按香港人的身分處理。既然是「香港人在內地犯罪」案件,在10多個月中,他們有沒有向港府通報?如果有,特區當局為何不聞不問,任憑一名市民在內地不經審判,無了期地被關押?

想當年,王健民在武漢落難時,各方伸出援手;看今朝,同一個人,同樣在本港從事傳媒工作,在內地被拘捕後,卻無人過問,怎能不令人唏噓?

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