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如何顛覆現實世界:聯繫行動的邏輯

在立法會審議俗稱「網絡23條」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過程中,真正使人感到驚訝的並非條例當中的爭議,而是很多議員對互聯網是如何缺乏認識。公共政策的決策者的認知及了解範圍,落後於科技的發展及它對社會的影響的情况,絕非香港獨有,在世界各地均十分普遍。近期一個重要的例子莫過於西方很多先進國家的領袖均不明白,為何單憑遊覽網站及互聯網上的溝通,可以使一些土生土長的青年人決志加入一些極端組織,帶來本土恐怖主義的誕生,甚至甘願在過程中,自我犧牲,連自己最寶貴的生命也可以隨便放棄。

互聯網有能力顛覆現實世界、改變社會、推翻政府,甚至帶來革命,已經是一個不爭的現實。特別是社交媒體(social media),如facebook的出現,更加成為了現今社會運動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工具,由遠至北非和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到近在眼前只結束了一年的香港的雨傘運動,社交媒體均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動員作用。

互聯網真正的威力,正正在於它並非單純是另一種的高科技溝通工具,而也是一有能力改變思考(mind changing)的工具。在學術研究中,互聯網能改變人類的思考模式及價值,已非新鮮的議題,在心理學的研究上,也早出現了互聯網心理學(Internet Psychology)這門專科。

回顧互聯網的發展歷史,所謂「網絡1.0」的年代主要是指在互聯網上仍然主要是停留在較單向的溝通,缺乏互動的年代。可是,意想不到的後果卻隨着「網絡2.0」(Web 2.0)的降臨而產生。簡單來說,「網絡2.0」帶來了兩個重大的轉變。第一,是個人,包括了一般的普通人,可以透過互聯網對世界產生強大的影響力;第二及往往被忽略的是,互聯網亦能改變使用者的思想、價值及行為,在加強他們的原有信念和價值的同時,亦有使信念及價值更趨狹窄及封閉的憂慮。當人類透過互聯網改變世界的同時,在不知不覺下,人類也被互聯網改變了!形成了一個分不清是人類主宰科技,還是科技到頭來操控了人類的既複雜而又尷尬的情况。

先談普通人也能透過互聯網影響世界這個比較簡單的一點,在有了社交媒體及有相似功能的網站後,基本上任何人均可直接向全世界以低成本及即時發放自己的信息。這個功能在研究上常被稱為「去中介化」(de-intermediation),意即和過往的年代不同,任何一個人再不需透過任何的中介傳媒如電台、電視台或報紙,來發放自己的信息。而由於中介媒體已被消除,任何人想發放的信息均不會被删減,而能百分百原汁原味地向世界發放。用另一個角度來看,即在「網絡2.0」的年代,在一夜之間,任何人均擁有了自己的電台、報紙及電視台,能力等同傳媒大亨。

「自己洗自己腦」的過程

可是,互聯網也在默默地改變了人的思想和行為,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互聯網的回音谷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在人總是覺得自己是對的,及希望追求認同的天性下,愈來愈多的互聯網使用者並非透過它來增強自己對世界的客觀認識,使自己變得更加開放和豁達,而是透過它來蒐集相同的意見及聲音,更有機會進而聯繫其他志同道合的人,把本身只存在於網上虛擬世界的構思,演化成現實世界的集體行動。如果把以上的過程視之為「洗腦」,有趣及諷刺的地方是這是一個「自己洗自己腦」的「自願」過程。

關於互聯網如何可以動員及啓動現實世界的集體行為(collective action)這一點上,兩位政治學學者W. Lance Bennett和Alexandra Segerberg,在發表於2012年的一篇名為〈聯繫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的論文(註)上,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及討論。簡單地綜合來說,傳統上,任何的集體行為均逃不過面對「搭順風車」(free rider)的問題,意即即使大家均認同集體行為或社會運動的目標、理想和爭取成功後的結果,但在私心下,難免有一種想不勞而獲、希望假手於人的心態,爭取的代價總是想由其他人而非自己來付出。我們便常常聽到「眾人的事便是無人的事」這句說話,即愈對社會及大眾有意義的事,便愈缺少人願意來做,當成果愈是自己也可以共享的,成本就愈想是由其他人來付出。

打破公共個人界線

根據兩位學者的分析,互聯網的神奇及驚人的地方,就是透過他們稱之為聯繫的邏輯,來翻轉及顛覆了我們對集體行為的傳統理解。互聯網能夠有效推動現實世界集體行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有效地打破了公共及個人的界線,把集體的利益及價值完全個人化,使兩者的界線徹底模糊,甚至最終消失。箇中主要原因,就是互聯網的回音谷功能,由它所作的任何聯繫,即使是涉及與其他人的合作的集體行為,最終的性質也是一個尋找自己、強化自我價值、自己肯定自己的過程。

在雨傘運動中常提及的「沒有領袖」的情况,實質的意思是每個人均是自己的領袖,而不聽從於任何人。原本政治的集體行動也變成了「個人化」,在集體行動中,所為的再不是大局,而是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和體驗。在「士為知己者死」的情意結下,自己為自己的理想而犧牲便是一件更容易理解的事情。

在互聯網年代下,政治亦由「眾人之事」變成了「個人之事」,互聯網既顛覆了社會,也顛覆了學術的思維。最令人擔心的是由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所帶來的思想改造及革命。一方面,它擴大了個人搜尋資訊的能力,加強了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同路人的聯繫,從而帶來更高的社會及公民參與。與此同時,在互聯網所創造的新科技的環境下,卻有走向更極端、更封閉及更個人化的可能性及傾向。雖然從正面的角度來看,這可以被視為一個充權(empowerment)的過程,使人變得更自信及對自己的立場更堅定,但在互聯網帶來更高度參與的環境下,它也帶來更多矛盾或紛爭,及顛覆了社會上原有的組織、秩序和架構。

註:W. Lance Bennett and Alexandra Segerberg.(2012).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5:5, 739-768.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文:黃偉豪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