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民主」蒙上陰影的台灣媒體

很巧,本來這篇文就想寫媒體與台灣民主,沒想到在提筆的這一天,台灣媒體發生了一件大事。

11月3日晚上傳出馬英九和習近平將於周末在新加坡會面的新聞,中央研究院法律學者黃丞儀教授立即寫了一篇文章,發給他有專欄的「獨立評論@天下」——這是台灣著名的《天下雜誌》在兩年前新創辦的網站,邀請了很多批判性的作者寫專欄——文章標題是〈立法院應即彈劾馬總統〉,主要是從憲法角度分析。11月4日早上此文在該文章短暫出現,隨即被撤下。黃教授與他們溝通希望於早上11時前重新刊登,《天下》不允,於是此事被公開,成為社會注目焦點,許多「獨立評論@天下」的專欄作者紛紛要求撤除專欄。

《天下》的官方解釋是:「兩岸議題攸關台灣的未來,馬習會層次遠高於一般議題,《天下雜誌》本着建立公平美好社會的宗旨,面對此影響台灣未來的關鍵時刻,更覺應提供社會多元的觀點,以回應媒體社會責任。在此前提下,乃決定以更週延的觀點和角度的方式呈現此一議題。」

這個事件對老牌的《天下雜誌》是重大一擊,讓許多人對台灣主流媒體界更為失望。

每况愈下 淪政治工具

台灣媒體的尷尬是,民主化將近30年,媒體的品質不但沒有變好,反而每况愈下。

在1980年代後期的解嚴前後,台灣確實在戰後幾十年的黑暗之後,出現一個相對活躍的媒體公共領域,有專業新聞雜誌如《新新聞》、以報道文學和紀實攝影為主的《人間》雜誌,還有思想性刊物如《當代》、《南方》,而1988年的報禁開放、1990年代中期有線電視開放,更出現許多新的媒體,彷彿繁花盛開。

但這不過是短暫的高潮。

如同整個台灣歷史的縮影,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民主化在理論上會解放人民力量,建立起一個更堅實的公共領域,但這也同時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的時代,於是,這個新生公共領域還沒成熟發展,就被商業邏輯和消費主義所嚴重侵蝕。

除了商業邏輯,1990年代之後,台灣的主流媒體還受到幾大挑戰:

其一是日益激烈的藍綠衝突,讓各媒體高度黨派化,立場高過專業事實。國外媒體或許有自己的政治價值,但是報道上可以維持專業,台灣媒體卻常常淪為政治工具。

其二是壹傳媒因素。香港壹傳媒在2001年在台灣創辦《壹週刊》,帶來全新的媒體文化,以更刺激眼球、讀者最愛的內容作為主要內容取向,台灣其他媒體紛紛仿效,讓媒體更加娛樂化(但公平的說,壹傳媒相對於台灣媒體反而比較藍綠中立,也有更多認真調查報道)。

其三是所謂中國因素。2009年,旺旺食品集團買下中國時報集團,由於旺旺與北京政府的關係,《中國時報》從一個自由派的報紙被視為大幅傾中,老闆蔡衍明也屢屢發表相關言論,因此在2012年引發一波波反媒體壟斷運動(筆者也辭去寫作多年的時評專欄)。

其四是面對網絡時代資訊迅速的流通與傳播,媒體開始大量生產所謂「即時新聞」。一來這是不鼓勵記者去進行深度有品質的採訪,而只是要求他們在一天內生產出數則即時新聞,二來這些即時新聞大都不重視fact-check,只強調標題聳動來增加點擊量。這就使得台灣的主流媒體走向全面崩壞。

媒體對民主體制有關鍵地位

媒體對於民主體制是具有關鍵的地位。民主的本質是公民可以自我決定公共事務,這就意味着公民必須有充分的資訊——不論是對於公共政策或者對掌權者,而後他們才能進行討論、審議,並監督他們透過選票授權的掌權者,而在當代工業社會中,媒體就是提供公民這種資訊的最重要機制,他們必須去挖掘議題,必須針對公共議題提供充分資訊,提供不同觀點的討論,成為一個重要的公共領域。媒體的崩壞,只會讓公民失去公民精神,讓民主成為貧乏而蒼白的民主。

這似乎正是台灣民主的悲哀,因此去年春天的太陽花運動就是要抗議台灣民主的異化,是年輕世代要重新奪回他們的公民身分。

不過,年輕世代的佔領國會重新宣告他們的公民身分正是因為主流媒體雖然問題重重,但它們已經被迅速揚棄。過去幾年,網絡與社交媒體時代的來臨,已經徹底改變資訊的生產與流通的面貌,這些新的傳播工具讓新世代開始更能推動各種新價值和新力量,而傳統主流媒體只能腳步蹣跚地尾隨其後,困難地與新世代和新價值進行有效的對話。

這是台灣主流媒體的悲哀:它們看起來依然喧嘩,似乎掌握了某種話語權,但是它們正在被推翻當中。

也因此,我在今年春天從香港回到台灣,準備創辦一個新的網絡媒體,以深度報道和評論為主,名稱叫做《報導者》。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6日),文章原題為〈台灣媒體的悲哀〉,現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