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有改變社會現狀嗎?

佔中一周年,是一切如常,還是我們都回不去了?佔中是香港由盛轉衰的轉捩點,還是大治之前必先有的大亂?

事過境遷,用今日的眼光看佔中,它究竟是將一小撮人的意志強加於大多數人身上的「赤裸裸自私」(naked selfishness),還是一些人為爭取一人一票選特區首長的權利所作的「高貴的犧牲」(noble sacrifice)?

一場典型的賦權運動

也許我們不用給予「佔中」天堂或地獄式的極端評價。依我看來,它是一場典型的「賦權運動」(empowerment movement)。所謂賦權,就是弱勢群體從社會行動與政治參與的過程中,取得與自身有密切關係的事務的掌控力量。社區心理學家認為,社會問題源於社會的資源分配不均。對資源匱乏的弱勢社群來說,最好的出路不是向社福機構或慈善團體求助;而是透過公民參與、協同合作、組織結盟和街頭抗爭等手段取得資源和爭取他們應得的權利。這所以賦權往往發生於一個散發着社群意識(sense of community)的集體脈絡(collective context),涉及由下而上(bottom-up)的改變;並且是一段進程而非處於一個穩定的狀態。

瀰漫在社會的無力感是佔中作為「賦權運動」得以迅速壯大和熾熱發展的深層原因。這跟香港近年來有系統、有效率地大量製造失敗者有關係。香港的新階級主義將社會劃分為貧與富、成功者與失敗者兩大敵對陣營——非富則貧,不成功便失敗。一個勝者通贏的社會(winner-take-all society),又怎會對失敗者仁慈、友善和包容?這不止是社會的勢利,也是現實的殘酷:在寸金尺土的香港,貧無立錐之地不是比喻,而是迫在眉睫的生活處境。

從這個角度看,佔中是消弭社會無力感的「perfect antidote」,就像到地中海航遊是度過漫長炎夏的絕妙方法。一批沒法成功又拒絕接受失敗的香港人尋找另類出路。他們從參與「佔中」找到人生意義,以爭取民主的個人目標來取代出人頭地的社會目標。新的目標也許遙不可及,但那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英雄感、因捍衛政治正確的普世價值而得到認同的道德優越感,以及與萍水相逢的陌生並肩作戰的同志情誼(camaraderie),卻令本來空虛蒼白的生命得到提升。

參與佔中的人最念念不忘的,也許是那種充滿力量,甚至可以改變世界的自我陶醉感(euphoria)。問題是佔中真的有改變社會的現狀嗎?它真的是那一招改寫社會遊戲規則的殺着(game changer)嗎?毫無疑問,佔中為弱勢社群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發言、表達和介入的平台。可是,最關鍵的是,它沒有改變社會之中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

這情况跟美國反剝削、反貧富懸殊的「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有相似之處。「佔領華爾街」佔領不到華爾街,卻佔領了距華爾街只有幾步之遙的祖科提公園(Zuccotti Park)差不多3個月;但最後只是「一場遊戲一場夢」,美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沒有因為這場聲稱代表社會99%人口的抗議運動而有絲毫改變。

由於根本的權力關係沒有改變,參與佔中人士在佔中過程中那種覺得「事情在掌控之中」的感覺(perceived control),說穿了,只是「虛假的掌控感」(false sense of control)而已。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這種虛假的掌控感很容易發展成蒙蔽自己、扭曲我們對現實理解的「被啟蒙了的虛假意識」(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

要反思價值觀社會目標

政府和社會從佔中汲取了什麼教訓?建制最關心的是它自己的生存。它的座右銘是:沒有爛的東西何需修理(if it ain’t broken, why fix it?)。然而今日的香港已是破城,何只需要修理,簡直要動手術。制度性、結構性和根本的改革已經無法避免,現行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必須明白,他們想香港這隻金雞繼續生金蛋,便不得不放棄某些東西,英文所謂「something’s gotta give」。同樣重要的是價值觀和社會目標的徹底反思和重新確立。當置業被推銷為香港夢,買不起樓的人該如何自處?怎樣為香港人重建價值觀和幫助他們達到目標——re-purposing Hong Kong——是香港領導人必須認真思考的課題。

原文刊於明報筆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