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向歷史交卷 文:須文蔚

余先生是我一生讀不一盡的一本大書,無論在現代詩、評論、翻譯與人格上,都是。

中學時就著迷於余先生多樣的詩風,無論是洋溢抒情傳統氣息的《蓮的聯想》,或是有著垮掉一代尖銳的《敲打樂》。余先生的散文與評論,更是深刻美好,令人讚嘆。

有幸在余先生八十大壽研討會上,發表了一個極小的題目〈余光中在七○年代台港文學跨區域傳播影響論〉。余光中和香港文壇的互動始於六○年代初期,他的新詩集《鐘乳石》由香港「中外畫報」出版。同一時期,他與宋淇、張愛玲譯的《美國詩選》,也對台港的現代文學產生影響。余光中在六○年代轉化中國古典詩的意象和境界的詩學主張,曾藉由學生溫健騮,影響香港詩壇。而真正展現余光中在台灣與香港的跨區域傳播能量,莫過於七○年代初應邀《詩風》周年紀念朗誦會演說,並於1974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十年的特殊機緣,使他和香港結下不解之緣,也為台灣文壇引進了許多香港文學風華。

冷戰期間,美國國務院與中情局以香港為據點,進行意識形態的反擊,培植許多文學媒體。美國支援下創辦的右翼立場文學雜誌有《中國學生周報》、《祖國》、《大學生活》、《兒童樂園》等,綜合性月刊有《今日世界》、文化機構則有亞洲出版社及其《亞洲畫報》,形成了所謂的「美元(援)文化」。

除了在經濟匱乏的時期贊助了文人生活與文藝發展,「美元文化」的間接效應是為了宣傳美方的價值觀,翻譯大量的美國文學作品,增進香港文藝青年對西方文學的認識。 美國新聞署的「今日世界」出版社也曾大量譯介美國現代詩與小說。美國新聞處當然是美國對外的宣傳機構,但旗下的今日世界出版社當時卻匯集了一群譯林高手,如宋淇、高克毅、思果、湯新楣、張愛玲、姚克、王敬羲、余光中、聶華苓、劉紹銘、戴天等,為它譯書,譯出了霍桑(Hawthorne)、愛默森(Emerson)、歐文(Owen)、海明威(Hemingway)、安德森(Anderson)、費滋傑羅(Fitzgerald)、史坦貝克(Steinbeck)、奧尼爾(O’Neill)、懷爾德(Wilder)、貝婁(Bellow)、瑪拉末(Malamud)這些作家的散文小說。由林以亮主編、余光中、張愛玲等譯的《美國詩選》,比《現代》時期的美國現代文學專輯有更專業的翻譯和編輯 ,牽引著台港的現代文學從繼受法國象徵主義美學以及日本新感覺派的風尚,轉而與美國現代主義文學亦步亦趨的現象。

余光中除了在1961年譯《美國詩選》,在1972年還為今日世界出版社翻譯了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錄事巴托比》,為中英對照本。余光中身處左、右勢力對立的香港,為「美元文化」出版單位翻譯,又來自台灣,自然成為左翼文人攻擊的對象。

1974年余光中赴港後,即遭《盤古》雜誌發起的《余光中是愛國詩人嗎?》的批判,以及來自各方的攻擊 ,余光中的態度是:「來後不久,我的右言不悅左耳,一陣排炮自左轟來,作者站在暗處,多用筆名,顯得人多勢眾的樣子,老實說,那樣的炮聲並不震耳,我笑一笑,且當歡迎的禮炮聽吧,四十年前,胡適、徐志摩、梁實秋、林語堂等人的經驗,也許就是這樣吧?這些作家的名字,在左派的新文學史上,固然都被塗黑了,但是當日左聯那許多名作家,曾經是活躍的前進的,現在又在哪裏呢?……想起遠如孔子近如『最親密的戰友』無不遭批,則我身上的這一點灰塵,拂去便罷,其中細節原不值得向國內喋喋報導。」可見在左翼的攻擊下,余光中的處境很艱難。台灣不少人疑惑,何以在鄉土文學論戰時,余先生會寫出《狼來了》,有次楊牧提及,余先生應當沒有惡意,只是一種擔憂吧!回到文學史的現場,應當可以證實,余先生的心境確實是擔憂台灣左翼的興起。

余先生兩年後有次演講,會後見了面,還叮囑我繼續進行台灣香港文學研究,老人家還說了不少補充意見,讓人倍感溫馨。事實上,於香港學者與詩人互動時,可以發現余先生的已然是一種「影響的焦慮」,學習、繼承與抗拒,成為香港詩壇1980年代以後的一股伏流。

余先生說過:「潮流起落,理論消長,派別分合,時而現代姿態,時而古典花招,時而普羅口號,都只是西征途中東歸道上的虛影幻象,徒令弱者迷路,卻阻不了勇者的馬蹄。」余先生是文學研究的勇者,詩人在文學上真正的影響力,還要時間才能印證。

余老師已經向歷史交出豐盛的成績,他是台灣文學影響華文文壇的重要力量,他晚年持續關心國文教育,是他公共知識份子精神的展現。他在8月30日受訪時表示,文言文非常重要,它是幾千年中華文化的載體,延續了老祖先幾千年來的思想、看法和結晶,「如果把它拋掉不用,我們就會變成沒有記憶的民族!」

無論時代多乖危,我們都會在心中記下余光中!

編按:2017年12月14日,台灣著名詩人余光中病逝,享壽八十九。原文為須文蔚臉書帖文。

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教授系主任(台灣花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