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談詩 整理:楊渡

世紀版編按:著名作家余光中病逝,文學中,余光中輾轉港台,在島嶼寫作,著作頗豐,近一半為詩集。余光中生前曾接受台灣詩人、資深傳媒人楊渡訪問,詳盡講述自己的詩。本版由楊渡授權,刊登余光中訪問。

余.余光中
楊.楊 渡

楊:說起一位作家創作的源頭,老師覺得自己是從哪裏開始的呢?

余:我從高中時就開始認真讀詩,雖然教科書裏也有一些作品,但是不夠,所以自己去找了一些詩跟詞來讀。由於父親是泉州人,閩南話有八音,所以在初中的時候,他就教我用閩南話來讀古文、古詩,因為這是最能夠表現文字音韻的。我母親那邊則是用吳儂軟語教我讀古文。因為讀古文古詩一定是要用方言的,所以我兩邊都學習,後來自己能夠有點個人風格,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子。我喜歡中國古典文學是跟它的平仄、對仗、平衡、簡潔的美學有關係。我在學校的英文成績非常好,考大學的時候就選擇了外文系,這是對西方的嚮往。至於母語的部分,那時候我們跟現在的青年有一點不同,現在青年的賞心樂事太多,電視、上網、漫畫等等,我們那時候的課外活動,好動的人去打球,比較不好動的人就看書,比如外國小說的中文翻譯,但看得更多的是古典文學的舊小說,像《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紅樓夢》、《儒林外史》等等。我們只有這些書可以看,所以看到後來,學到的小說的語言是介於文言與白話之間,就像現在金庸所用的那樣,也是現在張大春想要寫的那樣子,到後來中文就會通了。而現代的青年看了很多好看的外國小說,像是《哈利波特》、《達文西密碼》之類,可是那些東西不如母語的成語好用。例如最近學測的作文題目「遠方」,有五百六十個人交白卷,這是很驚人的,以前科舉的時代,雖然是用八股文,但也比較不會有交白卷的事情。交白卷是很恐怖的,因為表示腦筋裏面什麼都沒有,一片空白,這個很糟糕!其實每天傳簡訊、上網都是跟遠方交往,怎麼會沒有經驗呢?

楊:老師年輕時寫第一首詩是什麼時候?

余:我從初中就開始寫舊詩,可是都不管平仄,反正就是七言、五言這樣寫。後來正式寫第一首新詩,反而是寫西方的東西。我那時看了一本閒書,講的是希臘女詩人沙浮(Sappho),苦戀着菲昂(Phaon),卻被拋棄,鬱鬱投海而死。我覺得很同情她,就寫了《沙浮投海》這首詩,這首詩也收在我的第一本詩集《舟子的悲歌》裏。那是在南京讀金陵大學外文系大一的時候,我坐在窗口,對着紫金山。那時候絕對想不到,這一輩子是要在華南,還要在一個島上。

楊:有人說每個人寫的第一首詩會是情詩,但顯然這不是情詩。

余:這就像古人寫宮詞。這個宮詞可能是同情女子,或寫閨怨、或寫征婦,說不上是西方的情詩,但總歸也是對於兒女情長的投射。

楊:老師的詩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有一種像是中國傳統詩的感覺,一種是西方搖滾樂敲打式的節奏。西方搖滾樂或者近代搖滾樂的節奏,對老師的詩是不是有一種側面或是內在的文化影響?

余:其實我們詩的源頭——《詩經》,也是音樂,在樂曲失傳後留下文字。我在四十歲左右才喜歡上搖滾樂,一直到現在我還是覺得披頭四很了不起。披頭四對我證明了一件事情,後來我把這個觀念整理了常用來幫人題字,就是「曲高未必和寡」。披頭四的音樂中,約翰.藍儂(港譯約翰.連儂)的歌詞好得很,非常有原創;與他對稱的另一位天才——保羅.麥卡尼,他的曲也是了不起。所以有一本英國詩的選集,擺在最後的一位詩人就是約翰.藍儂,從英國中世紀的民謠講到約翰.藍儂的歌詞,我覺得這個想法也是不錯。

楊:老師的詩裏面有許多歌謠式的韻律,能否跟我們談一下對於歌的看法?

余:我本身非常喜歡音樂,本來一首詩就有可聽的部分,也有可看或是可以捉摸的意象部分,如果一首詩不念出來的話,它的生命就沒有完成,所以朗誦是很重要的。不過朗誦並不是如一般人所想,現在大陸有一個風氣,把我那首《鄉愁》朗誦得淒厲無比,其中還有很多蠻有名的演員,我就跟他們說我的原意是回憶淡淡的哀愁,所以不要着力太深、念得太淒厲。我對音樂的愛好,也會進入我的詩的節奏。以前喜歡聽古典音樂,也聽了很多,後來覺得爵士音樂妙不可言,最後就着迷於搖滾樂,白人的搖滾樂、藍調,黑人的靈歌這些都很了不起。你看搖滾樂的歌手是自己寫詞、自己譜曲,然後自己彈結他、演奏樂器來唱,表演中間還講幾段話,根本就像中世紀的行吟歌手一樣,或是像《詩經》那時候的民謠,可能也是這樣子的。古代的民謠,是在江湖上起來之後才到廟堂,像孔子刪《詩經》一樣。到了現在是因為科技的時代,從電台、電視台出發,然後散佈到民間去。

(余光中朗誦《聽容天圻彈古琴》)

余:容天圻是一位高雄的藝術家,會彈古琴、畫指畫。我在差不多三十年前從香港回到台灣來,就一直住在高雄直到現在,所以認識了很多南部的文人。南部人的來往跟北部很不一樣,因為南部的人好像慢半拍,他有閒情逸致陪你談一下午,北部的人總是約一頓飯局,張三還沒到李四就要走了,很緊張。

楊:這首詩有一個很美好的感覺,是因為一開始用「七弦泠泠,十指輕輕/才起更落,拂罷還攏」,這種很輕的韻律去代表古琴的節奏,然後慢慢向龍眼樹靠近,再形容它「滑下了青苔」,「飄落在石階」、「被山風帶走」,「隨澗水流去」。把音樂變成像畫面一樣,聲音在這些畫面裏面穿越,最後「穿過滿樹初結的龍眼」,「越飄越淡,越飛越遠」,變成這一帶整個晚涼,整個畫面是很棒的。好的詩除了聲音的韻律之外,還能帶出一種畫面。

余:這也能看出來我的詩裏面,往往會有「偶然」,差不多每一首詩裏面都會出現一個偶句,「被山風帶走」、「隨澗水流去」,這是中國詩韻的一個基本手法。中國人喜歡對仗、平衡,英文要講對仗是比不過中文的。《讓春天從高雄出發》這首詩寫在二十七年前,我剛從香港回到高雄。那時候高雄市政府跟中山大學合辦了一個「木棉花文藝季」,也請了很多北部的藝術家、文人來贊助。我覺得有這麼多元的節目,應該要有主題詩來定調,所以寫了這首詩,短短的只有十二行。那時候我怎麼幫高雄鼓吹呢?預算什麼的都不如台北,但是大自然對我們是偏心的,因為春天先給我們用過,用完了才給台北人去用;我們木棉花開過了,台北市中山北路才開。

楊:這首詩最棒的是木棉花的意象,像火把充滿熱情,一把一把傳遞下去的畫面太美了。

余:木棉花就是肝膽照人的樣子,我也把現代的用語「越野賽跑」擺進去,象徵一路連下去。

楊:有人說詩人是幫大自然下定義,或是幫人生下定義。在老師的筆下,好像春天是比較偏愛高雄的,因為是從南方出發。春天當然從南方出發,可是在詩人的筆下,木棉花的意象好像是一種情感的、激情的傳遞。為什麼老師最後選擇待在台灣的南方?

余:我的回答是「不是我選擇了高雄,是高雄選擇了我」。這就要說到歸還香港的事情。歸還香港是在一九九七年,可是早在一九八○年代大陸開放以後,柴契爾夫人(港譯戴卓爾夫人)就等不及了,到北京去談判。這一來驚動了香港的一些菁英分子,雖然鄧小平出來安撫人心說「馬照跑、舞照跳」,但是這些菁英分子還是逃掉了,去美國、加拿大、澳洲跟新西蘭。這時候中山大學剛剛成立,黃碧端擔任外文系主任,她去跟李煥校長建議說,趁這個時候找余光中回來。所以在我回來頒金鼎獎時,李校長就請我吃了一頓早飯,說我們歡迎你來中山。

余:《珍珠項鍊》寫在我們結婚三十周年——珍珠婚,當時常在香港來來去去,無論去歐洲或者大陸,都要從香港轉機,所以就在香港買一條珍珠項鍊。因為珍珠是圓潤且晶瑩的,我就聯想到結婚以來的日子,晴天是露珠、陰天是雨珠,彼此想念的時候是念珠,我們的姻緣就是珍珠項鍊裏的鍊子,串在裏面。其實寫一首詩,概念跟理念總要化成意象、化成節奏,才能夠從知性化為感性。這首詩也寫了很多人,因為我們夫妻現在已經結婚五十七年。不久之前,九歌出版社的創辦人蔡文甫先生過八十八歲生日,許多九歌的作家都去慶生。他第一個就請我講話,我說在座這麼多人只有我有資格來慶賀他。因為那天除了是他的生日,又是他們夫妻五十周年的結婚紀念——金婚。我說他們夫妻結婚五十年,可是我們夫妻結婚五十七年,他們生了三位千金,我們生了四個女兒。而且那一天是八月三日中午,這個時間的數字,跟九歌出版社的地址八德路三段十二巷的空間數字非常巧合。

楊:老師有沒有念給師母聽過?

余:我沒有專門念給她聽。倒是那一年,我們夫妻到加拿大渥太華,在華僑社團的歡迎會上,我朗誦了這首詩,然後請我太太站起來,秀一下她的珍珠項鍊,她覺得蠻感動的。其他的太太們就開玩笑,怪她們的丈夫說沒有送項鍊,當然也沒有配一首詩。

很多人認為我寫《鄉愁》,寫懷念大陸的詩很多,其實我寫台灣的詩的數量也很多。尤其近二十年來,我寫環保的詩很多,幫墾丁國家公園、蘭嶼公園、玉山也都寫過。常說「耕者有其田」,我說「住者有其詩」。一個人在台灣住了這麼多年,應該歌頌你的生存環境,應該譴責破壞環境的人,所以我寫了很多環保的詩。比如《控訴一支煙囪》,就是來到高雄之後,為了半屏山的污染而寫。在西子灣那麼久,西子灣提供我很珍貴的景色,假設沒有珍貴的景觀,光憑想像會空洞。我住在宿舍差不多有十三年,後來才搬出來。我的書房是面對着高雄港以及台灣海峽,每天到了黃昏,燈塔就亮了,兩支燈塔相對地亮,我的桌燈也亮了,差不多是在同時,所以這個景色是真的,所以我就寫了「燈塔是海上的一盞桌燈/桌燈,是桌上的一座燈塔」,自然就蒙太奇,不是發明出來也不是想像出來,自然就有這個東西。我從香港來到西子灣,如果來到西子灣還是懷念香港、還是寫台北,就等於沒有來高雄,一定要有一天我寫高雄,能夠進入情况,我才覺得我是到位了、就位了,這個江山是由我來領受了,就像杜甫到了三峽。所以換了一個地理環境,一定要能夠把它寫出來,而且不是寫一兩首,要寫上一本兩本才行,所以後來我也寫了很多墾丁一帶的散文、遊記。

楊:我覺得老師講的很動人,一個詩人到了一個地方之後,感受到了他的江山,然後那個江山進入了自己的情感,情感化為詩句之後才是真正地領受到。我想這是老師創作中很重要的精神。

余:這一點也是因為我非常仰慕古代的詩人,像唐詩裏面很強烈的地理感、空間感,所以我的詩裏面地理感也非常的突出。

楊:如果沒有《登黃鶴樓》這首詩,也許黃鶴樓現在不會這麼有名。

余:兩廳院曾經辦了一場朗誦會,我朗誦了一首詩,叫做《請莫在上風的地方吸煙》。這首詩是有一次在一個評審的會議,中場休息時,詩人商禽煙癮犯了,他站起來就開始吸煙,我就說:「唉,請莫在上風的地方吸煙。」後來回家,我覺得這句話還蠻有詩意的,就把它寫成一首好幾段的詩,第一段是「請莫在上風的地方吸煙」,第二段有相同的句子、相同的結構「請莫在上風的地方吐痰」,第三段「請莫在上風的地方小便」,第四段「請莫在上風的地方講演」,那時候剛好是在選舉的時候,所以就轉個彎到選舉上面去。每一段的結構都是這個樣子,比如說「請莫在上風的地方吸煙/因為有人在你的下面/一連咳了三聲嗽/呃喝呃喝呃喝/你卻假裝聽不見/就算你要吸煙/也要讓別人呼吸/呼吸新鮮的空氣/啊啑啊啑啊啑/有人在下風求你」這樣發展下去。最後一段總結,請莫在上風的地方吸煙、小便、吐痰什麼的,「因為風向隨時會改變」,有一天說不定「你也會落在下風的一邊」。去年我到北大去做駐校詩人,就朗誦這一首詩,結果他們很高興。我也講任何社會都有霸佔的一面,可是也要讓別人有呼吸的空間。

前幾年南昌邀請了兩岸的作家到滕王閣。雖然它煥然一新可是蠻俗氣的,因為小販也進去了,然後大紅大綠的,大家就有些失望。我對他們說,不必失望,滕王閣還在,在《滕王閣序》裏,那個是不會騙你,永遠在那裏的。江山都會改,你看洞庭湖、鄱陽湖因為污染都縮水了,可是它們永遠在唐詩裏,不會變的。

楊:老師的觀點讓人感到寬慰。就像長江三峽現在已經不在了,可是在我們閱讀的長江三峽的詩歌裏面,它曾經多麼迷人,所以也許文學會比江山活得更長久。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7年12月18日至19日)標題為世紀編輯所擬,原題:望鄉的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