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天不再需要人道工作者

每年今日,是世界人道主義日,紀念因人道工作而奉獻生命的人,並向不畏危險、繼續為拯救生命而奮鬥的人致敬。衷心希望,曠日彌久的衝突早日結束,平民不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和平的國度,我們不再需要人道工作者,亦再沒有人道工作者在工作中喪命,更沒有媽媽要為參與救援工作的子女而憂心……

「兒子,無論您在哪裏,我都希望您會平安回來。」每次Abdullah Ampilan出差,耳邊都會傳來母親的叮嚀。他是樂施會的同事,經常要到局勢不穩及衝突地區工作,雖然他非常清楚人道工作有危險,但每次啟程前,他還是會着母親不要擔心。縱使他也曾經身陷險境,亦只會把那些經歷藏在心中,成了不能告訴媽媽的秘密。

人道工作是危險的工作,單在2013年,全球有251宗事故,導致155名人道工作者死亡,另有171人受傷、134人被綁架。事故包括襲擊、爆炸、槍擊等,同時亦面對意外及患病風險。然而,能驅使Abdullah、其他同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道工作者,繼續在救援路上奮力前進的,除了是災區中無數堅韌勇敢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我們切實地看到人道工作的存在需要及價值。

近年,天災人禍頻生,據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辦公室2013年統計,全球約有1.5億人因而受到影響。中東和非洲一些長期陷入內戰及衝突狀態的地區,大批民眾需要外界支援,其中敘利亞、南蘇丹、也門及伊拉克的情况已被聯合國列為人道危機中的最高級別。面對眾多的人道危機,人道工作者亦要因應不同事態、地區及災禍性質應對。每當有突如其來的天災,除了人命傷亡,水電、道路等基礎建設亦受破壞,救援機構工作人員須深入災區即時評估,調配救援物資以滿足災民基本生活需要。

如何善後

在回應衝突事件的時候,人道救援機構的任務則更為艱巨。由於當地人民長期處於動盪的生活環境,無日無之的暴力事件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代又一代的共同記憶。而且生計發展長期被扼殺,在這種複雜的處境下,人道工作者除了要盡力提供緊急救援服務,亦要令當地人重燃希望,逐漸重建生活,在開展項目時亦要加倍隨機應變,因地制宜。

我從事人道工作多年,有一段經歷,令我有非常深刻的領會,亦令我反思來自不同地區、擁有不同背景的人道工作者,他們應該扮演什麼角色。1994年,蘇丹處於內戰狀態,糧食短缺,樂施會在當地開展人道救援工作,我亦參與其中,將緊急物資帶入該國。當時,樂施會與合作伙伴、長期在非洲工作的非政府組織Agency for Cooperation and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CORD)共同開展項目,在朱巴市派發應急食糧。ACORD工作人員告訴我,面對衝突過後堆積如山的屍體,在資源匱乏的情况下如何善後:他們用拖拉機將被武裝分子殺害的平民屍體埋葬,這些拖拉機本來是用來運送應急糧食予當地人的。這做法可能令人難以接受,但試想像在硝煙瀰漫的蘇丹,盡快處理屍體以免出現其他次生災害,令當地人面對更大的危機,是當時極之重要的工作。只有非常熟悉當地環境、了解受助人口分佈及特徵的當地機構,方能在極短時間調動資源,並找到最需要緊急援助的平民身在何方。

在局勢極之不穩定的地區,當地人道工作者的角色就更加重要。我記得,那次把應急糧食運往蘇丹朱巴,抵達當地的聯合國辦事處時,周遭的人告訴我,由於局勢極為嚴峻,幾乎所有來自海外的人道工作者已經撤離。我想,我們可能是當時最後一批留在當地的海外救援人員。走到街上,滿目瘡痍,我卻瞥見不少人在營營役役、馬不停蹄地在救助災民。他們原來是蘇丹當地的人道工作者。這一幕,至今歷歷在目,亦突顯本地救援組織在重大人道危機中的獨特性,以及其不能取代的角色。而身為國際人道機構的我們,我們要問自己「當地人需要什麼」,而不是時刻記着「我們要為當地人帶來什麼」。

災難發生了,我們沒有能力逆轉,但我們能夠陪伴災禍中的人群渡過難關,在許可的情况下,與合作伙伴一起開展切合當地人需要的發展項目,作為救援項目的延續,加強當地社區的自救能力。國際救援機構可以運用豐富的國際救援經驗和專業標準,推動當地的非政府組織更有效地發揮其在地優勢,透過彼此互相配合及補足,作出實質的支援。同時,我們亦要尊重當地人的選擇,令平民在災禍中得到具尊嚴的生活和應有的權利。

南蘇丹自2011年獨立後,內戰、人道危機不斷,至今已導致150萬平民被迫離開家園,和平之路遙遙無期。1990年代我曾踏足的朱巴,今日亦已成為南蘇丹的首都。建設和平是貫穿項目運作的原則,去年開始,樂施會就如何協助南蘇丹的各派系與政府間達成和談作出了新嘗試,希望能為當地帶來永久的和平。我們亦正積極進行倡議工作,呼籲各國領袖及國際社會盡快解決多個人道危機。

(篇幅所限,本文經編輯刪改)

作者簡介﹕現職香港樂施會國際項目總監,香港長大,在英國和古巴接受高等教育,從事發展及救援工作多年,特別關注環境、貧窮及跨國社會議題。

[文/陳美玲]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