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吾:非常勤講師

讀書為了什麼?

早陣子,網絡流傳一個笑話,指香港人就算得到諾貝爾獎,只有約800多萬港元獎金;若研究成果有3人提出,獎金由3人瓜分,每人200多萬元,就連大埔一個2人單位都買不到。

再翻翻報紙,《明報》報道,美國有大學的博士生,只有能力成為「兼任講師」,年薪中位數只有2.2萬美元左右。有美國的講師在多間院校任教6個課程,年薪雖有4萬美元左右(約31萬港元),但由於他有租金及學貸等壓力,每月需要繳還約1500美元(約1.2萬港元),需要當補習、校對等兼職幫補。該名被訪者,數年前因合約被削半,就只好在學校假期時間賣淫,賺取每小時200美元(約1560港元)的肉金。

類似狀况在日本亦有出現。早於2007年,學者水月昭道寫了一本小書,叫《高學歷Working Poor》,指出日本的博士畢業生增長很快,但每年死去、退休等的教授卻不多。結果,博士生錯過了求職的黃金時期(不少日本的企業仍有年齡上限,亦有企業認為聘請念太多書的博士生對他們工作沒有好處),結果就只可以找教席。當「常勤教授」(常任/全職教授)的席位沒有讓出來,博士生也只可以成為各家大學或短期大學的「非常勤教授」(兼任教授)。也有指日本的大學,為了擴大學院的規模,老師沒有向學生說明畢業後工作前景的狀况下,叫學生去「讀博」。

結果,從水月的研究發現,有些兼任講師需要自費購買備課用的課本及論文。有非常勤講師年過30歲,仍是住在學生時代月租4萬日圓(約2800港元)沒有澡間的學生單位。亦有非常勤講師需要在暑假的時間,面對現實,到便利店當收銀員,賺每小時850日圓(約50港元)的時薪。及後,亦有作者於日本發書,指自己在念完博士後,沒有找到相對應的工作機會(教席),結果只好在日本當「AV男優」。

在香港,我身邊也有不少兼任講師的朋友。他們面對大學的行政程序,只有無奈無奈無奈。比方說,大學行政部門,會向連續於幾個學年任教的老師,每年開設一個強積金戶口。結果,我有朋友在3家大學「掛單」,教了5年,累積了15個強積金戶口。直至早前強積金「半自由行」,才有機會整合。有老師一人一雙手一個腦,一班教超過100個學生,沒有助理,光是影印已需要一小時。

另外,有老師因為要教多家大學,直至開學一個月,才有機會去大學的IT部門處理進入網絡系統的密碼。每年續約的講師,就要把密碼重新更新一次。就某家有名的香港的大學例子,每年續約的老師,就要到某大樓的8樓更新職員證。原來,職員證不能即時使用,需要等待兩小時才會生效。所以,你更新證件後,就需要等兩小時,再進入另一個需要拍卡才可以進入的地方,方可領取自己的電郵及上網的密碼。

光是聽,你就知道校方有多尊重他們聘用的兼任教師了吧?

如果你是年輕人,你會想做「YouTuber」還是念一個博士當教授?這星期,我們又會聽到政治領袖聊很多願景了。只是,書讀得愈多,你就愈明白學位不是令你有安穩生活的工具,反而只會令你有更多學債,還會局限你人生的可能性。讀書,當然不是為了賺更多錢;但付了這麼多錢讀那麼多書都只是當「大專教師食物鏈」的最下層,看不到什麼前景和出路,做老師的如何忍心叫學生再去修學位?還是早點健身,當個「網絡脫星」,又或是學學「網絡諧星」們如何嘩眾取寵地搞笑,早點工作好了吧?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