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亞美利加: 由《柏德遜》到《我不是黑奴》

如果「民族性格」是存在的話,那麼它幾乎一定是處於一種精神分裂的狀態——或者有點似我們每一個人。如果不是,你如何理解以自由國度自居的民選主權政府容許關塔那摩灣、中東連場戰爭和穆斯林入境禁令?如果不是,你如何理解,一個共和時代的文人筆下一個人人厭逐甚至最後被處以極刑的無名氏游民,居然成為國人引之為民族圖騰象徵的人物,彷彿一個不入民族名冊的社會渣滓才是這個自詡五千年文明國民的心理代表?

占渣木殊(Jim Jarmusch)的《柏德遜》(Paterson)大抵沒有可挑剔的地方:一座美國東北小城,一個寫詩的巴士司機、一個想法天馬行空又渴望以創意創一番事業的妻子、一頭會嫉妒又專與男主角鬥氣的小狗、一間當地人不論黑白都常去的小酒吧、一條千篇一律的巴士路線上,城裏居民的雜言耳語,最後,便是橋邊一道瀑布,曾經啟發過美國醫生詩人William Carlos Williams,他一本長詩著作便以城市Paterson為名,序言裏他寫道:「瀑布的聲響對我來說似乎是一種我們一直在尋找的語言,我的尋覓演變成理解和運用這種語言的努力。這就是這首詩的本涵。」

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Paterson已成現代主義詩的經典,靈感既源自以意識流動如行雲流水的另一現代主義巨著,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又因為詩人以散文語言入詩、詩裏對現代城市紛陳活潑的描繪,故常被引為現代主義詩歌的反例,與T.S.艾略特經營艱澀意象刻劃城市荒蕪絕望、現代人心靈空虛的〈荒原〉、〈空心人〉大異其趣。詩人開宗明義在序中寫:「紐約太大、太過世界大雜燴,而我想要的是一些更接近家園的、更可知的……一個人就是一座城市,生命之始、所尋、所獲、既終,在城市不同面向都找到寄寓——如果以想像觀之的話。任何城市的細節都可以用作抒發人最內在的想法。」電影《柏德遜》自是有意承繼William Carlos Williams在日常生活的庸碌和紛紜中找尋詩趣的意向:巴士司機在日復一日的駕駛上聆聽、觀察、思索並寫下……影像和生活在庸常不經意的重複之中找到韻腳……詩與勞動。(”I hear America singing, the varied carols I hear,/(…)Each singing what belongs to him or her and to none else…” Walt Whitman〈I Hear America Singing〉)

向美國致敬的電影讚歌

占渣木殊的《柏德遜》大概不論何時都會被視為是一則向美國致敬的電影讚歌,或者在特朗普當選後,美國文化界更需要這類東西來肯定自我形象:這(才)是美國。(有評論人指這是導演有意和Wes Anderson刻意營造的高雅精緻抗衡;事實上則是《柏德遜》改變了占渣木殊在前作《永生情人》講吸血搖滾明星的空泛不着地。不論導演如何賣力,底特律的崩壞還是和這些永生不死的頹廢分子一點關係也沒有。)電影不矯情的展現美國的種族多元、勞動階層尋常人生活、主角妻子深信創意和個性表現可以不論出身改變人生的「美國夢」變奏、立足一城之本土同時向世界開放的文化(連日本詩人都慕名而來;而詩歌又理所當然的是,咳,「普世語言」),毫不含糊地源自美國人的自我認知,也清新可喜得沒有什麼可以讓人留難。《柏德遜》的美好或者便是《柏德遜》的缺點:因為美好難以理解複雜,而真實往往就在複雜裏面。

與此對照,Raoul Peck為美國作家James Baldwin而拍的傳記電影《我不是黑奴》(I am not your Negro)看?便幾乎有火燒之感:導演完全捨棄了近鏡拍攝作家身邊人大頭訪問的一般手法(天,多少作家紀錄片就毀在這裏),改為由演員在畫外朗讀作家已出版作品的節錄,配以Baldwin公開的電視訪問、辯論片段、他成長時的五十年代荷李活電影片段——那些粗淺的黑人描繪、那些白人西部英雄尊榮(John Wayne)追捕野蠻印地安土著的片段——還有他當年如親人相待、並且最後一一被謀殺的民權分子:Medgar Evers、Malcolm X、馬丁路德金(「他們沒有一個活過四十歲」),再輔以一些現在的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片段。導演對作家言詞的力量非常有信心,而事實上他是對的:因為James Baldwin的言詞針針見血,對黑白美國的境況往往有極嚴厲尖刻的觀察,單憑這點已令《我不是黑奴》成為相當成功的作家電影。

一個國家根本沒意欲認識自己

James Baldwin的視野充滿悲劇性:他不相信有什麼政治策略可以一蹴而就的改變黑人的處境;是故他能夠避開馬丁路德金和Malcolm X之間那種「到底是以愛與和平還是暴力對抗才能改寫黑人厄運」之類的爭論。他認為「黑人問題」的本質是一個國家的道德問題:美國黑人可悲的處境揭示的,不是個別白人優越感作祟,不是一些地區的習俗和成見拒絕改過自新,而是這個聲言自由的人民,這個在鈔票上印?「In God We Trust」的國家,一直在最基本的問題上自欺欺人:如果你自由,你怎會妄想這個你口中的「nigger」不是一個人?如果你的憲法說人生而平等是理所當然,怎會這樣嘲笑、反對只是和你一起上學的黑人同學?如果你篤信基督,你怎會對你的同宗手足幹你正在做的事?他的意思是,「種族主義」不是一種扭曲的心態、一套可信或不信的意識形態,而是一個國家根本沒有意欲認識自己。它只想逃進自戀式的道德高尚感中,而這點與城鄉、貧富、保守與自由等分野都無關。「白人見到伯明翰(馬丁路德金率領的民權運動遭鎮壓)很意外,黑人一點都不出奇。白人無間斷地要求得到確認,伯明翰其實是在火星。(……)他們不想知道,道德上和實際上,沒有什麼隔開伯明翰和洛杉磯。」

因為驅使James Baldwin的批判的,不單是對不公的義怒,更是對一個國家——他的國家——極沉重的失望,所以他可以說「美國黑人的故事就是美國的故事。它並不美好。」他從不假裝他所說的問題有解決的方法,除了「白人男人殺害黑人而明知他們是他的兒子。白人女人看見黑人被燒死而明知他們是她的情人。這不是種族問題,這是你到底願不願意直視自己的人生並為此負責任、嘗試改變」。(或者也是因此我沒法很喜歡《月亮喜歡藍》——它的成長苦樂無疑是坦白的,但也(對白人社會而言)是毫不危險的。又有網上評論說這套電影或者很容易被「平權論述」挪用呢,如果你是黑人我想你會有更大的問題要擔心。)在今日我們孜孜不倦說民粹極右抬頭,談自由派該如何與「(白人)工人階級」重修舊好(其實何時有好過),或者哈林區真的有個理髮師看着電視,拿起剃刀,聳聳肩:「有什麼抬頭,本來如此。」

文:楊焯灃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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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