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檔案——那記錄過的,不能忘。

今年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生於1990年代,我似乎注定是這場歷史的門外漢──既非經歷者,亦因教育課程裏缺乏香港歷史的教育,對「六七」的一切都是模糊的。

可是「六七」餘震下的漣漪直至現在依舊不斷浮現,因為香港警隊修訂網頁相關條文而愈鬧愈熱──「六七」研究組織的出現、新的史料面世(例如吳荻舟的工作筆記、書信和口述等)、年輕的創作人開始關注這場風暴。而就在3月8日晚,因香港中文大學博群電影節,我有幸能觀看羅恩惠導演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除了影片,當晚最讓我感受深刻的,尚有影後談的兩句話,一句是梁文道所說:「適逢『六七』五十周年,相信六七暴動的論述會再次發酵。」另一句是來自火石文化出版社的石中英所言:「當時我便向Connie(按:羅恩惠導演)說,關於『六七』這件事,我怕你走進去便出不來了。」看畢紀錄片後,圖像並沒有變得更清晰,這不是說羅導演的紀錄片藝術成分不高,或是拍攝手法有問題,正正因為她的鏡頭分寸拿捏準確,才勾出更多的問題來,《消失的檔案》不是亦不能是六七暴動的答案或定案,它的出現應該是為後來研究者打開多一道門。

真相的虛妄

關於「六七」,後來者如我,所知不多,欲查證真相亦苦於無門──不,或者應該這樣說,所謂「真相」,本就虛妄,打開「真相」,其實意味着你終將看見更多「異見」。這可能亦是羅恩惠所面對的困局,以致《消失的檔案》變成了平鋪直敘的紀錄片,刻意抽走了導演本人的聲音,紀錄片裏來自局外人的兩道話外音,只是由一男一女讀出左右兩派新聞報道,一切力求客觀。由是,觀眾便看見港英、左派、市民三方的六七暴動參與者在自說自話,而導演則只能透過剪接努力地梳理出交匯點與接合處,這無可避免地,導致影片有點零散,未必能讓喜歡看紀錄片的觀眾滿意。

不過,這一點,卻偏偏證明,尋找單一的真相本就是虛妄。

紀錄片最後拍攝六七暴動參與者們的新近動向時,她把判斷留給了觀眾。這一步,聰明的觀眾不難發現羅恩惠的聰明。她絕非喜於迴避的人,特別當她先以影片的名字向港英政府和中國當局控訴──「六七」的檔案都「被消失」了,兩個政權為了否定「六七」期間自己的所作所為,並沒有把檔案交予檔案館保存;影片裏她留下許多對當時警察團隊亂用私刑的片段,批評他們的執法不公;之後,在面對《消失的檔案》在各大電影節放映無門之時,勇於在各大訪問中提出疑問,亦主動舉辦社區放映場。那麼,若非迴避之故,究竟是什麼令羅恩惠要在影片的最後把價值判斷權留給觀眾?我認為這是她同樣意識到,在她面前出現的真相竟然是眾人──來自廣闊政治、階級光譜的每一位參與者都有的真相,而歷史文獻卻又呈現了另一種真相。

No one
bears witness for the
witness.
──Paul Celan,Ashglory(1967)

詩人保羅‧塞蘭在另一個地方寫下一首詩,談論納粹集中營,他說「沒有人為見證者作見證」,作為集中營倖存者,他的一句詩作,自此為相關研究擲出更有力的問號,見證(witness)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見證人可信或不可信嗎?什麼樣的人才能擔當見證者呢?是否只有見證者本人才可作見證?塞蘭自身的疑惑,變成了每一個試着探究集中營真相的研究者的共同問題。

時代的局限

這不是將「六七」與集中營相比擬,重點在於勾出關於「見證」的疑點與疑難。《消失的檔案》歷時四年,運用大量的口述資料、新聞資料、訪問、照片等,羅恩惠在影後談中不諱言地說,當初是因為讀到屈穎妍的著作《火樹飛花》,受到被「六七」牽連一生的少年犯故事感染,才急切希望要查找「六七」真相。然而在拍攝和查證期間,她開始發現新聞資料與故事之間的落差,隨着新資料吳荻舟口述歷史等物證的出現,以及羅孚、李怡等人證的出現,她認為整個由少年犯作為主體所組成的「六七」故事框架開始站不住腳。於是,紀錄片的後半部分,羅導演選擇把影片裏的主體論述還給參與者,就讓真相有多幾種吧,有人後悔、有人反對、有人仍然相信,《消失的檔案》都包括在內。這種刻意的平衡,呈現了紀錄片裏所有見證人的時代局限。

影後座談會期間,在場有涉事者質詢羅導演,認為影片沒有把他們參與的原因、當時的生活苦況呈現出來,斥責導演拍了一套影片來否定他們。在歷史的面前,涉事者的提問很有分量,因為他們是參與者,是過來人,不過,假如他們的言論與其他資料的陳述有矛盾,那又當如何處理?這就正是保羅‧塞蘭的詩句所質詢的問題。而羅恩惠在影片裏的回應是,將矛盾者並置呈現,例如當少年犯說自己當年錯了,另一個鏡頭裏工會的參與者卻說自己沒有做錯,是港英警察欺人太甚。這絕不是迴避,而是試着把歷史紀錄片那看似不容置疑的「再現」的先驗前提移除。

經過前面種種,如果我說,任何記錄與追溯,都無法再現歷史,可以嗎?事實上,勇於打破「再現作為前設」這一點,正是紀錄片之所以能「超克」歷史的關鍵。面對每一段口述歷史、每一位見證人口中和心裏的創傷,我們要做的不是以資料打破他們的沉默,又或是用文獻來檢查他們言論的錯處,相反,他們的沉默與迴避是需要被肯定與尊重的。試問,我們為何需要,又憑什麼能以我們手持的所謂「真相」,去讓那些經歷過一次又一次創傷的參與者,承受再一次的創傷?記錄創傷的紀錄片,假如強行要將「真相」糅合及再現,放置在銀幕前予人觀看,這不僅沒有消解任何創傷,反而令自己不自覺地向這些過來人施加了暴行。

「六七」的超克

「六七」的超克,不是對他們施以批評抑或同情與憐憫,而是,面對創傷,我們作為「局外人」,能如何將各種可能的紀錄保存下來,畢竟,並非所有人如香港的重要左派報人羅孚先生一般勇敢,能說出「我不求你們原諒,因為連我也不能原諒我自己」這樣的話來。在這種情況下,羅恩惠的紀錄片很合格,從影後座談中,她表達了自己對「六七」的意見,卻沒有被這些個人偏見所影響,在影片裏為「六七」參與者妄下個人判斷,對於見證人們當初的信任,她交出了自己對他們的尊重。

最後,我無語亦無力補充,僅以波蘭紀錄片導演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在I’m So-So… (1996)裏所說的話來作結:

Documentaries deal with people who live real, everyday lives. But if these people trusted us and told us the truth about their lives, it could be used against them-which sometimes happened. The more invisible our tools were, the greater the danger we’d end up, with our cameras and microphones, somewhere we had no right to be, in places where everyone has a right to their privacy and solitude, their joy or pain-in complete peace.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異見與真相)

文.李薇婷

編輯.彭月/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7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