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乜乜乜

這年六四的討論,世代之間的論爭特別明顯,而且來得相當無情。讓筆者來說的話,所謂六四記憶傳承,是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問題。而當年體驗過六四創傷的世代,雖然自許為天下大道背負記憶,自負為歷史道義的守護人,可是面對未曾體驗過六四的世代,口出惡言,狀甚醜惡。而多年來,只能固守道德的祭壇,先莫說承擔什麼傳承記憶的責任,他們不但未能鞏固一整代體驗過六四世代的中老年市民的心,破邪顯正,更得失一班年輕世代的心。其中原因無非中老年人的道德傲慢與無知。

為什麼筆者這樣說?看數字與資料,與媒體閱讀的印象,大為不同。報道說某些大學學生會說不主動參與集會之類,受到道德譴責,令人感覺到年輕人背離道德,不過如果細看數字,又得出另外一番景象。

年輕人對六四態度愈來愈正義

最近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布調查,發現年輕人對六四的態度相當明顯,也就是大多年輕人認為六四悲劇錯在政府,學生當然不用為事件負上什麼道德責任,而且這幾年數字還一直飈升。例如,18至29歲的年輕人,認為應該平反六四的比例有提升,從2011年的67%,升到2017年的75%。相反30至49歲的組別,還有50歲以上的組別,則慢慢下降。

最先找出這些年齡層的分別及變化意義的徐承恩醫生,在面書寫到「六四民調顯示,支持平反六四的人少了、覺得學生做錯的多了。一些前輩大概會批評年輕人,然後攻擊本土派乜乜乜。不過,數字會說話」。沒有年齡分野的分析,就會強化這種世代偏見,這確實經不起數字的細密考證。各個年齡組別的受訪者,覺得北京政權做錯的比率,這幾年沒有太大變化(雖然年輕人認為北京政權做錯的比率,還是在這年由80%慢慢升到90%左右)。有趣的倒是,覺得學生做錯的比率,在50歲或以上的組別中,則由20%升到30%之譜。

六四對香港的意義是一個謎團

這樣,我們的問題來了:所謂六四傳承,其實是什麼意思?而這年來對支聯會的批評,又或者本土派年輕人對是否紀念六四關係的道德紛爭,又是否切中?練乙錚在〈從張文光的「六四決絕論」談起〉一文(《蘋果日報》6月7日)中提到對是否關心六四的兩種世代態度與論述,其中的對立其實非黑則白。畢竟,就算只將六四放在香港的歷史語境上看,其中的歷史與文化意義,對親身實時體驗過的筆者來說,也是有頗多尚未理清的問題。譬如是多少出於當年港人的恐懼與恐共心態?以民族、同胞苦難與大中華愛國的論述與標榜民族的國族主義言說,是如何出現的?而民主、個人與自由作為精神的說法,也就是公民的國族主義又是否曾經出現,卻在往後的六四論述被滅聲?又或者六四的集體感情,又如何轉化成一種世界公民式的民主化論述?這類問題,譬如支聯會(司徒華的形象)與民主黨(李柱銘的形象)的一體兩面,固然影響了香港的政治面向,但更重要的是,關乎愛國或民主的討論,何謂民族與公民的界定,六四從來就是一個強烈的論述裝置,去分辨「是人是鬼」:香港人平常講錢講利益,但6月4日絕對是個例外。不過關乎成年人的說法,在這類問題上完全進退失據。

六四測謊機不再有效

這個「是人是鬼我看得好清楚」的六四測謊機,不再有效。你不去六四晚會,不代表你一定是鬼;而支持平反(或者某程度關心)六四的人,竟然不一定是人!何以如此?這其實在2008到2009年已經出現變化,背後理由或許跟年輕一群為代表的本土思潮有關。六四晚會的參與人數,在2009年出現急劇變化,忽然上升到15萬人之譜(大會公布),而且這幾年也維持在10萬人的規模。可是在2008年及之前,其實每年人數只有幾萬,根本不會坐滿維園足球場。而至今我們也沒有很好解釋。譬如,簡單解釋如是否與facebook與智能電話出現有關,我們也沒有很好的答案。

筆者思疑,這根本不是什麼年輕人關不關心六四的道德問題,而或許只是年輕人還沒有很好的語言去正面描述背後一種全新的、對社會的心情與心境。那些成年人亦毫不了解這幾年全新湧現的參與者的心態為何。舊的香港心態固然被時代快速淘汰掉,但全新的香港心態還未完全顯現出來。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講師

文:張彧暋

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