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文學與記憶的共同體

「時間,首先令我們變得踏實,然後令我們困惑。我們自以為變得成熟,其實只是懂得令自己安全。我們以為自己變得有責任感,其實只是懦弱。我們所謂面對現實,其實只是避免麻煩而不是面對問題。時間……只要給我們足夠的時間,我們自以為有理有節的抉擇,都會變得搖擺不定,自以為確定不移的事,不過是霎時衝動。」朱利安.拔恩斯(Julian Barnes)在《回憶的餘燼》(The Sense of an Ending)裏告訴人們,時間令記憶變得不確定。六四已經過了28年,有些人選擇老一套的方式悼念,另一些人選擇另一種方式來紀念。早在28年前,已經有作家為我們提供了想像的途徑,反思這場悲壯的民主運動,文學一直幫助我們收集記憶,重現歷史,形成記憶的共同體。

在逃亡中相遇

28年過去,回看高行健的劇作《逃亡》,仍然令人感慨兩代人對民主運動的不同看法。1989年中共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後,《逃亡》很有可能是首個反思這場運動而在海外上演的華文戲劇。當年8月高行健在巴黎見到第一批離開中國的流亡分子,9月底開始寫作,一個月後完成。這個劇只有3個角色,兩名20來歲從廣場逃出來的學生,避險時遇到一名40多歲的中年人,他同樣在逃避搜捕。兩名學生在廣場上度過了許多跳舞、廣播和集會的日子,男學生堅信「不自由毋寧死」,人民最終會取得勝利,女學生則開始思索運動結束後的前路,想做回本行當個演員,最好能夠組織家庭。

他們逃過了士兵的子彈,可是逃不過世故的中年人對他們的質疑。中年人是個作家,經歷過中共假人民之名幹下的政治運動,見證了最終受苦的還是人民,因而不再相信「人民」的名義。他質問男學生:「也不要說什麼最後的勝利,要是自由只帶來死亡,這自由無異於自殺!命都沒有了,那最後的勝利還有什麼意義?」中年人的政治熱情大概早就被文革埋葬了,失掉了學生的理想主義,深明中共不惜一切手段來維持政權。這麼多年過去,中年人的悲觀態度和學生的理想主義,誰更接近歷史概况,相信大家心裏有數。

抗拒虛無主義

然而,高行健並沒有渲染虛無主義,沒有教訓學生一切反抗都是徒勞無功的,只需遵守後極權主義定下的規則,享受安穩的中產階級生活。劇裏,中年人同樣參加了民運,聯署各式各樣的公開信,他和學生的分別不在於是否反抗國家對人民自由的遏制,更不在於爭辯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更民主、更適合中國,而在於他看重每一個人的思想自由,擺脫一切理論或主義給人的桎梏。顯然,中年人就是高行健的化身,反映了「沒有主義」的文藝觀,帶有逍遙無待的道家本色。中年人經歷過政治理想的幻滅,面對「一潭髒水」似的國家,於是看到每個人「心中只有那麼點幽光」。要守護每個人獨立的聲音一點也不容易,「總像在冥河中行走,陰風四面吹來,隨時都會熄滅」。

女學生的角色絕非花瓶,恰恰表現出獨立的內心追求。她目睹廣場上的屠殺,驚魂未定,生死一線間,激發了她表達對生命的盼望。她無情地批評充當保護者的男生和奴化女人的男人,同時不諱言與鍾情的男人歡好的欲望,縱使害怕這「幽黑的死水」,仍然勇敢地闖進去。無獨有偶,婁燁的電影《頤和園》,以六四為背景,女主角是北大中文系學生余虹,跟高行健筆下的女學生一樣,敢愛敢恨,民主運動尚未成功,她首先解放了身體和情慾。

政治和情慾壓抑

在後極權社會裏,文學藝術中常見政治和情慾的壓抑,當政治令人窒息,情慾幾乎成了最坦誠和最自由的表達途徑。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Ivan Klíma)在《愛情與垃圾》(Love and Garbage)和《我快樂的早晨》(My Merry Mornings: Stories from Prague)裏,描寫捷克布拉格之春後的日子,捷克共產黨的管治下,城市裏平凡的小人物,在婚姻內外強烈渴望被愛的感覺,到處尋找隱蔽的角落,躲藏起來享受魚水之歡,他日想尋回匆忙間親熱的暗處,卻遍尋不獲。

在六四20周年,流亡英國的作家馬建發表了長篇小說《肉之土》(Beijing Coma),題材來自他在中國對六四的見證,充分表現了1989年那一代年輕人承受着政治和情慾的雙重壓抑。《肉之土》的主人翁戴偉有過幾段戀情,高中時跟女生偷嘗禁果,被要求寫檢討書。在廣州上大學讀醫科,他結識了來自香港的女孩媚媚,二人在旅行期間租住賓館,本來可共赴巫山,卻遭旅館店員提示要分房睡覺,以備公安查房。後來他們租住公寓同居,戀情卻沒有開花結果,因為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鐵定回歸中國,媚媚想到國外留學,家人又干預這段「中港關係」,視大陸學歷沒有前途。大學畢業後,戴偉考上北大研究生,認識了女生天衣,時常在宿舍八人大房裏翻雲覆雨,有天到了圓明園以為可以放縱盡歡,不料遇上流氓勒索巨款,要脅呈報公安。政權似乎連年輕人最基本的慾望也漠視,戴偉一句話彷彿道出了一個時代:「我要求的不多,就是讓我們在大學裏自由戀愛就行了。」

理想主義幻滅

可是,馬建的《肉之土》絕對沒有把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簡化為年輕人躁動不安的反叛故事。事實上,書中描述北大學生關心國是,積極參與座談,討論民主化的前路,在廣場上協調各界支援,建立天安門民主大學等。當戴偉還在廣州讀大學時,他和媚媚就代表着兩種典型,那個年代的中國大學生對知識如飢似渴,精神分析、西方文學和科學理論的書,通通都貪婪地吞下去。香港學生媚媚反而從不看書,馬建從而嘲諷香港人沒有文化,看不起落後的中國,最擅長過關時買免稅品轉手圖利。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大概體會到為何當年香港人支援天安門運動,代表了社會上稀有的理想主義,衝破極度功利的社會表層,香港人幾乎從未如此團結地表達對民主的嚮往。也因為這種樂觀的理想主義遭到極其粗暴的鎮壓,香港人六四的傷口一直未能癒合,記憶凍結在夢想幻滅的那一刻,九十年代的學運低潮和紙醉金迷的過渡期,代表了理想挫敗後的虛無主義來襲。

記憶衝破虛無

《肉之土》或可視為對虛無主義的回應。戴偉搜索枯腸,不是為了再次成為歷史的主人,而是為了當歷史的見證人。廣場上的鎮壓,令戴偉受傷成了植物人,身體就凍結在六四那一刻。可是,在醫院裏聽見母親和朋友的話,他努力地追尋各段回憶,重新認識父母的生平——他們在美國出生,一個是小提琴手,一個是女高音,可是回國後遇上文革浩劫,被打成右派,終身鬱鬱不得志。他們那一代人彷彿完全是歷史的受害者,戴偉卻成長於改革開放的年代,得益於西方思潮湧入,政府開始放鬆言論管制,這一代人勇於投身民運,期待急劇的改變,以為自己可以成為歷史的主人。然而,植物人戴偉成了慘白的形象,1989年那一代年輕人終究只是歷史的旁觀者,甚至成了國家穩定和經濟發展的犧牲品。當我們發現歷史的巨輪不能改變,我們是否輕易就否定一切行動的價值、嘲諷別人堅持的原則?戴偉癱瘓了肉身,但是沒有停止收集記憶,他讓自己、父母和朋友的各段記憶交會,彷彿「時間在眼前重疊,過去如血網在肉裏伸展」。圍繞在他的牀邊,不是種種對歷史的宣判、穩定壓倒一切或者人民終必勝利,而是彼此交錯的歷史見證,從而令他的身體得以活着,甚至重新動起來。

記憶的共同體

小說以一個頗為悲觀的問題作結:「離開這肉牢,你又能到哪裏……」也許我們能給予一種回答。當政府鼓吹人民避談鎮壓來裝飾其管治,喚醒共同的記憶就如同召喚許許多多受傷和放逐的靈魂,承載了他人記憶而走在一起。我們應該看清楚,誰也不能離開歷史這座血煉的牢房,歷史不會轉身就成了天堂。《逃亡》裏中年人並沒有對政治變得冷感,反而領悟到政治要求巨大的耐性:「小伙子,你不能忍受也得忍受,你得忍受失敗,你那種盲目的熱情在死亡面前無濟於事。」活在香港的獨特經驗是,不斷有人提醒你六四是什麼一回事。年輕人沒有親身經歷過如此震撼的時刻,固然不能怪責他們。想深一層,前些年社會辯論當年天安門到底有沒有死過人、死了多少人,學生做得對還是不對,維園燭光晚會的形式是否過分行禮如儀等,這些其實都構成年輕人對六四的記憶,準確點說,是對他人的記憶的記憶,而歷史本身就是持續地憶述和記錄事件。各種悼念和談論六四的事件,都是收集回來的記憶,各式各樣的記憶大抵構成了香港社會獨特的記憶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裏,人們不分籍貫和語言,甚至跨越世代的界限,互相訴說對六四的記憶,互相印證和批評,由此再引起更多的回憶和共鳴。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說得好,只有當人們共同憶述往事,回憶才會變得更加鮮活,不致日漸面目模糊,終至遺忘。記憶的共同體成員,不必然擁有一模一樣的記憶,他們分享着他人的回憶而連繫起來。文學正好豐富了回憶的世界,正如朱利安.拔恩斯寫道,回憶「有所累積,就有責任,在此之外,有所不安,極大的不安」。

文﹕劉況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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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