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持份者理論

成雙成對之外

「持份者」三字,古德明先生認為「意思其實清楚得很」。他說︰「不信,請查英漢字典: hold者,「持」也; stake者,「股份」也; er者,「者」也。」(見2010年05月11日「征服英語」,《蘋果日報》)

是不是這樣清晰?看來不是。在通識科,「持份者」的威力就不簡單,幾乎可「用來應付任何情況」。一般而言,大家都會認為持份者就是指在某事件或某政策中的相關聯人士和組群。不過,這用法很闊。我開生日會這件事的持份者是誰?西餅店、我的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和送禮物給我的朋友?日常生活裏,其實我們都不會用「持份者」這一概念來指和某事相關的。

哪麼政策呢?為何不說「受影響人士」而是持份者?其實,「持份者」這概念源於商業倫理的討論。如果社會就像一間企業,那麼人們就都好像有「股份」。如果上市公司的「責任」就是要最大化股東的利益,那麼社會的董事政府也就是最大化市民的利益嗎?不,往往我們會說是「平衡」不同持份者的利益。這點牽涉的就是著名的「持股者VS持份者的討論」(The shareholders vs stakeholders debate)。持份者理論就是提出一間企業並不只是純牟利,也不只最大化股東利益。沒有股份,但受影響的人也可以是持份者。所以嚴格來說,持份者理論就是想擺脫「只服侍股東」、「利益最大化」的思維。

這點很有趣。這反映持份者模型有一規範的要求,就是管理層/政府要對持份者有特定的責任。但責任是最大化還是平衡,通識科好像沒有處理。教師也相信甚少去討論這些問題。

因為考評,教師只能指出持份者之間的矛盾須「成雙成對」 以突出「兩者矛盾」。或者持份者在議題上出現衝突,是因為「價值觀」、「利益」及「期望/需求」上出現差異。也即是流於用一個未經審視的框架去作解釋。但這種解釋是否偏頗或者將某些核心的問題掩埋?

教材套有這例子︰

教師可以考慮利用近期行政長官或立法會選舉辦法的爭議為例子,引導學生探究提出不同選舉辦法的持份者,他們所持的立場和理據,以及他們的參與行動帶來的影響。

光污染:香港有「東方之珠」的美譽,璀璨夜景吸引遊客目光;然而過於明亮的燈光,不僅耗用能源,也帶來光污染。教師可以香港為具體情境,引導學生探究光污染的影響,以及不同持份者在減低光污染方面所擔當的角色。

選舉辦法的持份者的「股份」是否可比?比如支持功能組別的少數人是持份者,支持廢除功能組別的大多數人也是持份者,於是就五五波,他們的「利益」都要考慮、「平衡」一番?

更重要的問題不是誰製造光污染和他們的責任是什麼嗎?假設我受光污染影響而不能入眠(肯定是「持份者」吧!)問我「不同持份者在減低光污染方面所擔當的角色」有什麼意思?

如果我們不想將「持份者」一觀念用作「語言偽術庫」裏的多一件法寶,我們就要弄清楚究竟持份者是一個怎樣的概念,認識背後的理論。

持份者理論是以商業角度為軸

最近,學生做報告,談到「反水貨」示威,其中的持份者就是反水貨的人和水貨客。這樣做已成了「指定動作」,但是,是否需要引入持份者的概念,引入了又是什麼意思,才是更重要的問題。

根據R. Edward Freeman, Jeffrey S. Harrison, Andrew C. Wicks, Bidhan L. Parmar, Simone de Colle 等學者撰寫的Stakeholder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持份者的理論其實是要為資本主義辯護。要辯的,不是說資本主義可以不顧道德,人人做「狼人」。要辯的,恰恰是資本主義可以講道德,賺錢可以和倫理要求結合。「商業決定」必須考慮對誰創作/破壞價值,誰被損害誰又得益。而誰的權利被促成,誰的價值被實現,都是要關注的問題。

倫理學與商業結合的意思是,不可只談商業而不談道德。但只談道德也不可!所以,這不只是倫理學家和哲學家的遊戲,談商業倫理必須懂商業,又懂倫理——這是對商業管理者的要求。

最重要的原則是責任原則。責任原則指出大部份人在大部份的時間,都希望也的確接受自己行為對他人的影響負責。這點既是描述、也是規範的命題︰做生意應怎樣和可以怎樣做。做生意應該考慮受影響的,但不考慮受影響的人,也做不到生意。

一門生意,就是不同團體的關係,都有一定的「股份」(stake)。生意牽涉供應者、顧客、僱員、金融家和社群。生意因此不只是牟利,而是如何在賺錢以外,關注這種關係如何經營。

這持份者理論是以商業角度為軸。用這個框架看事情,當然是以「商家」的角度看事情。或許,考慮持份者理論總比掠奪式的資本主義為佳。但通識教育之為通識教育,實在要考慮提供更多的分析框架給學生。另一方面,只說持份者理論,學生可說是全無空間去思考資本主義以外的可能。因為這理論本身就是為資本主義說項的︰資本主義也可以很道德!

持份者理論作為未來的想像

持份者理論其實是要為資本主義辯護。但資本主義帶來一個極嚴重的問題,那就是貧富極大不均,任何理論家都不能迴避這個問題。持份者理論可以如何回應?

政治學者Bruce Ackerman和 Anne Alstott在其著作The Stakeholder Society便是以此為其「探究問題」。和其他持份者理論相似,他們都強調每個組織或團體的成員都有特定的權利和責任。如果整個社會是一個大團體,那我們該有什麼「持份」(stake),責任又是什麼?

兩位學者回答這個問題,念茲在茲的,就是不平等的問題。他們關注不是結果的不平等,而是強調「人人都可以成為總統」的機會平等。這當然只是形式上的平等,意即「唔阻住你咪係機會平等囉」。但我們都知道,因財富、家庭背景和學校環境的差距,每個人「成功」的機會絕不均等。如果還口口聲聲說每個人都是社會的持份者,那當然變成「有一些持份者比其他持份者更平等」的政治修辭了。

筆者教了這麼多年通識,仍未遇到學生問我「作為香港的持份者,我有什麼持份?」或「我的持份是否和其他人相同?」也難怪!辨識「有什麼持份者」已花光所有力氣。

Ackerman和 Alstott 的建議很有趣。他們的答案是每個21歲的年輕人,都可以有$80,000(當然是美元)去開展他們的人生。這就不會平等和自由對立起來,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去選擇自己的路向,做生意好、讀書好、辦社企也好,悉隨尊便。但是,每個人都有實質的金錢「支持」,而不是空口講白話的說什麼「機會平等」。

當然,持份者也有一定的責任,就是將來要交財富稅去支持這基金營運下去。這樣一代、一代,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發展,但又要付上責任。作者們沒有否定資本主義,因為他們認為有「動機」去工作和生產總比吃大鍋飯帶來的效果好。這點我們暫不討論,但我們可以看到持份者的討論可以如何多姿多彩。更重要的是,教師不可能不引導青年人去想像他們的社會應該怎樣,因為未來是他們的,而他們的未來又決定將來的人的喜與樂。或許,這是學習持份者理論一直隱藏的意義。

曾瑞明(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